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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振:徐中玉先生抗戰前后文論述評

王學振 · 2019-06-27 · 來源:文藝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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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張通過“體驗生活,瞭解生活,思索生活”來提高寫作技巧;為了讓文學更好地接近民眾、服務民眾,他主張作家學習民眾語,學習民間文藝;他還主張英雄不應該是“個人的英雄”而應該是“群眾的英雄”。

  編者按

  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徐中玉6月25日凌晨3點35分逝世,享年105歲。徐先生1915年出生于江蘇江陰,1939年畢業于中央大學中文系,1941年又中山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學部畢業。著有《魯迅遺產探索》《古代文藝創作論》《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選集》《美國印象》等,主編文學研究叢書7套、大學教材《大學語文》5種及《大學寫作》《古代文學作品選》等。1981年,由徐中玉擔任主編的全國第一本《大學語文》教材出版。近40年,僅全日制本科《大學語文》教材,累計發行3000多萬冊。

  本文是王學振教授在2013年為迎接徐中玉先生百年誕辰所做,文章述評徐先生抗戰前后(從1930年代中期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的文論著述。先生于大量著述中對文學批評、民族文學、文學語言等理論問題表達了集中而系統的意見,體現出價值取向上的先進性和學術方法上的科學性,至今仍然葆有鮮活的生命活力和豐富的啟示意義。

  本文原刊于《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2期,文藝批評特別推送,藉此悼念先生。

 

  徐中玉先生是當今文壇的老壽星。如果從徐先生在無錫中學高中師范科就讀時為校刊及江陰縣報副刊寫稿算起,徐先生從事文學活動已逾八秩了。八十多年來,徐先生筆耕不輟,取得了多個方面的巨大成就,而以文論最享盛名。在徐先生百年華誕即將來臨之際,有機會談談研習徐先生抗戰前后(從1930年代中期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文論著述之后的感受,是筆者深感榮幸的。必須說明的是,徐先生成果豐碩,由于年代久遠等各種原因,其早期作品不少已經散佚,加之筆者見聞不廣、領悟不深,對徐先生抗戰前后文論的介紹、理解難免片面、膚淺,甚至可能存在與徐先生本意抵牾的謬誤,這是要請徐先生和方家海涵、指正的。

  

  

  徐先生抗戰前后的文論著述,有專書和散篇兩大類。

  1944年,徐先生發表《文心雕龍與詩品》一文,文末的注釋中多處出現“參考拙著中國文藝批評”等字樣,[1]由此看來,徐先生早年應該著有《中國文藝批評》一書,該書作為顧頡剛主編的“中國文化叢書”的一種出版。1949年,徐先生發表《〈高爾基論文學〉序》一文,講述了自己編寫《高爾基論文學》的目的以及出版過程的曲折。[2]由此推斷,徐先生早年還應該出版了《高爾基論文學》一書。但這兩種專書目前已經很難找到,筆者查閱了國內主要圖書館的書目,都沒有發現這兩種專書,各種關于徐先生著述的介紹也未提及這兩種專書。因此徐先生抗戰前后出版的專書就只剩下五種:撰著《抗戰中的文學》、《學術研究與國家建設》、《民族文學論文初集》、《文藝學習論——怎樣學習文學》和輯著《偉大作家論寫作》。

  《抗戰中的文學》(國民圖書出版社1941年1月版)是徐先生對抗戰文學發展現狀和未來走向的理論反思。全書共四章,第一章“抗戰以新的生命給了文學”、第二章“文學用什么報答了抗戰”論述抗戰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指出抗戰從取得書寫反帝民族斗爭的自由、供給文學以火花燦爛的題材、擴大文學表現的視野和領域、提出并解決新的理論問題、促成作家的團結與進步等方面滋養了文學,文學從促進抗戰情緒的普遍提高、激發民族意識和愛國觀念并鞏固團結、打擊漢奸敵寇的陰謀、幫助政令的推行、獲得世界的同情等方面回報了抗戰,第三章“怎樣加強文學的抗戰”則從政府社會、作家團體、作品本身等方面提出了更好地發展文學、服務抗戰的系統看法,第四章“文學目前的任務”具有總結性質,進一步明確了文學“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的根本目標。全書邏輯嚴密,條理清晰,論說切中肯綮,現實意義極強。

  《學術研究與國家建設》(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1月版)所論不完全屬于文論范疇,但對文論研究也具有指導意義,因為文論本身也是一種學術。全書分“近代中國學術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發展學術研究的基本條件”、“學術研究的設計與考核”、“學術研究的合作協進”、“學術研究事業的人事問題”、“學術研究在抗戰建國時期的地位”六章,基本的思想是改變學術研究“不切實際的傾向”,使之與國家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以期“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該書所論極為切實具體,不乏真知灼見,比如第二章談“發展學術研究的基本條件”,既要求政府的“積極領導,積極援助”,又主張學者的“自由研究,自由批判”,既承認學術研究需要“分析”、“專門”,又倡導學術研究的“綜合”、“統整”,更強調“純粹研究與實際應用的統一”,呼吁著重研究有助于解決“中國民族當前各種現實問題”的“民族內容”并通過“為我們民族大多數人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來表現,就切中當時學術研究基礎薄弱、路向空虛的弊端。

  《民族文學論文初集》(國民圖書出版社1944年2月版)是徐先生在中山大學開設“民族文學”課程的重要收獲。全書收《民族文學的基本信念》、《論民族制度》、《論文學上的愛國主義》、《論文學上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以果戈里為例,論民族文學的暴露黑暗》、《論民族性的改造——民族性與民族文學》等十一篇論文,主要探討了民族文學的原理和題材問題。因為是“初集”,對表現與技術上的問題以及中國民族文學發展演進的歷史暫未涉及。原理方面,徐先生主張民族文學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基礎,同時又揭示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真正內涵,并由此闡釋了民族文學與國際主義、民主主義、啟蒙主義之間的緊密關聯,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很多人對民族文學的狹隘看法。題材方面,徐先生從民族歷史、民族英雄、民族鄉土、民族傳習等視角展開了切實而深入的理論探討,超越了當時一般民族文學理論的空疏浮淺。[3]

  《文藝學習論》(文化供應社1948年1月版)是一本指導青年學習文藝的書籍,也是徐先生多年思考文藝學習問題的結晶。全書收論文二十八篇,而分為“總論”、“一般論”、“語言的學習與大作家寫作過程示范”、“幾個問題”、“作人與作文”、“批評與鑒賞”等六個大的部分。該書論述的面較為寬廣,比較系統、全面地表明了徐先生當時對文藝的基本看法,其獨特之處正如徐先生在該書《后記》里面所說的,“特別重視文學與生活和戰斗的關系,特別重視語言的修養,和堅貞人格對于藝術完成的深切影響”。

  《偉大作家論寫作》(天地出版社1944年4月版)是一部關于寫作的資料書,輯錄了亞里士多德、卡萊爾、渥次渥斯(華茲華斯)、雪萊、巴爾扎克、雨果、法朗士、羅曼·羅蘭、歌德、普式庚(普希金)、果戈里、托爾斯泰、高爾基以及孔子、孟子、莊子、曹丕、曹植、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魯迅等二十六位中外作家有關寫作的部分言論。該書雖然是資料書,卻經過了徐先生的嚴格選擇和精心組合,每則資料還加上了提綱挈領的小標題,對于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研究都很有參考價值,使用起來也極為方便。比如亞里士多德關于寫作的論述很多,徐先生卻只挑選了其中最為精彩的一部分,并將其歸納為“完善的風格”、“史詩的剪裁和布局”、“悲劇人物的高尚性格”、“讓人物自己登場”、“詩和歷史的區別”、“論性格的描寫”等六個方面,看起來一目了然。

  徐先生勤于筆耕,抗戰前后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逸經》、《大風》、《中外月刊》、《文藝月刊》、《國聞周報》、《東方雜志》、《中學生》、《光明》、《文化建設》、《獨立評論》、《文學導報》、《抗戰文藝》、《七月》、《抗到底》、《全民抗戰》、《自由中國》、《國訊》、《新流》、《新建設》、《時代中國》、《文藝先鋒》、《新建設》、《藝文集刊》、《中山大學學報》、《當代文藝》、《文壇》、《民族文化》、《收獲》、《文藝生活》、《觀察》、《世紀評論》、《文訊》、《展望》、《時與文》、《國文月刊》、《遠風》、《民主世界》、《文藝叢刊》、《中國文學》、《自由》、《大地》、《星野月刊》、《幸福世界》、《春秋》、《青年學習叢刊》以及《世界日報》、《益世報》、《晨報》、《大公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新蜀報》、《中山日報》、《正氣日報》、《青年報》、《東南日報》、《幹報》、《中國新報》等數十種報刊發表了大量作品,其中有散文、雜感、小說等文藝作品,最多的還是關于文藝的論文。

  這些發表于報刊的文論散篇,搜集起來更為不易,筆者也無緣得見其全貌,僅有幸拜讀了其中的一部分。就筆者所見到的這一部分而言,除了后來收入上文所述幾本專書的以外,比較重要的還有如下篇什:《普式庚的生平和藝術》(載1937年《東方雜志》第34卷第3號)、《為爭取“文學的技術武裝”而奮斗——論我們時代文學的語言》(載1938年《七月》第3集第3期)、《悲劇的勝利》(載1938年《抗戰文學》第2集第3期)、《論文學的表現》(載1938年《全民抗戰》第47號)、《南朝何以為中國文藝批評史上之發展時期》(載1942年《藝文集刊》第1輯)、《評巴金的家春秋》(載1942年《藝文集刊》第1輯)、《論詩話之起源》(載1944年《中國文學》第1卷第3期)、《文心雕龍與詩品》(載1944年《時代中國》第9卷第2、3期合刊)、《論語言的創造》(載1946年《文藝生活》光復版第6號)、《論方言文學的倡導》(載1946年《文壇》復刊第1期)、《批評的倫理》(載1946年《自由》第1卷第1期)、《民眾語論析四題》(載1946年《大地》第1卷第1期)、《高爾基論批評》(上、下,載1948年《世紀評論》第4卷第12、14期)、《論勇敢的表現》(載1947年《觀察》第3卷第15期)、《論自得之見》(載1948年《世紀評論》第4卷第10期)、《論向民間文藝的學習》(載1948年《世紀評論》第4卷第16期)、《論修改》(載1948年《國文月刊》第63、64期)、《國文教學五論》(載1948年《國文月刊》第66、67期)、《論陳言》(載1948年《國文月刊》第71期)、《論才能》(載1948年《幸福世界》第23期)、《論技巧》(載1949年《國文月刊》第79、80期)、《談欣賞》(載1949年《青年學習叢刊》第1期)等。從篇目就可以看出,這些散篇涉及的面很廣:既有介紹外國作家的,也有評論中國作品的;既有研究古代文學遺產的,也有解決文藝發展現實問題的;既有分析文學作品的創造機理的,也有討論文學作品的接受過程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徐先生在這些散篇中,從各種角度表述了自己對文學的“自得之見”。

 

  

  如上文所述,徐先生抗戰前后的文論涉及的面相當廣,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始終關注的中心論題,從筆者所見到的材料來看,徐先生論述最充分、最集中的應該是文學批評、民族文學、文學語言三個方面的問題。關于徐先生的民族文學理論,筆者另有專文,因此這里只介紹徐先生在文學批評、文學語言方面的建樹。

  徐先生在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時主攻文學批評,他在馮沅君等先生指導下完成了題為《兩宋詩論研究》的畢業論文。此后徐先生對文學批評保持了持續的研究,曾出版專書《中國文藝批評》,發表關于文學批評的大量論文。從筆者所見到的材料看來,徐先生對文學批評的研究集中在梳理文學批評的歷史、探究文學批評的原理、評價當時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三個緊密聯系的方面。

  《兩宋詩論研究》、《中國文藝批評》無疑是對中國文學批評歷史的梳理,遺憾的是我們已經無法還原其具體內容。但從徐先生現存的一些散篇論文中,我們依然可以窺見他在這一領域縱橫馳騁的風姿。《文心雕龍與詩品》獨出機杼,從其文學主張有益于后世的角度闡釋兩部巨著的價值。《南朝何以為中國文藝批評史上之發展時期》廣求史料,注重結合時代的大背景來全面認識問題,不僅從文體新變、總集成立、文藝創作發達三個方面分析了導致文藝批評發展的文藝本身的原因,還從君主好文、文藝的獨立價值已經估定、講論風盛三個方面揭示了促使文藝批評發展的社會環境的原因,并且進一步挖掘了文藝批評發展的社會基礎:“因為經濟豐足,偏安之局暫時也還安定,所以這時上層社會人物所過的是一種優閑、豐裕、奢靡、淫佚的生活。”“他們既不能參與種族的戰爭,而生活又這樣豐裕,于是就只能退而為清談玄想,為雕琢的文藝以自娛。這種情境,一方面固有利于當時文藝批評的發展,但一方(面)文藝批評的思想也不能不深受其影響,而限制其進步:這就是為什么南朝文評作品不能不趨向于:重聲律,尚藻采,緣情致,暢風神。”[4]《論詩話之起源》則打通古今,將現代邏輯思維運用于文學批評史研究之中,主張《詩品》為詩話之起源。比如文章批駁詩話起源于《左傳》《孟子》《詩小序》《韓詩外傳》等古代作品的說法,就很有思辨色彩:古代作品確有若干論詩片斷,但“古代作品任何一種均有若干論詩之語句意見在內,若僅憑此點即謂詩話起源于彼,則古代一切作品幾均可謂為詩話之起源”;古代作品內容廣博,“若因其曾經論 詩即認為詩話之遠祖,則后代一切科學均得以此類古代作品為其直接之遠祖矣,其為無意義”;探求詩話之起源,目的在于“了解詩話與其遠祖間之關系,從而認識詩話演變發展之跡”,若以古代作品為詩話之遠祖,則何以解釋其中斷千年后至宋代始又復興?[5]

  對外國文學批評史,徐先生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注。高爾基是他特別關注的一位批評家。他曾經編選《高爾基論文學》,并在序言中極力推崇高爾基在文學批評方面的貢獻:“高爾基的創作對現代俄國以及一般的新興文學的影響雖然已是夠大的,然而比較起來,他的批評和理論所產生的影響,則是更大。在現代俄國作家里,除了高爾基我們似還可能舉出一兩個差可繼步他的作家,但在批評——理論家中,卻還不能舉得出來。”[6]《高爾基論批評》(上、下)則從對缺點的指摘、對工作的提示、討論批評工作者的學習與修養三個方面歸納了高爾基“對批評的批評”。

  在對中外文學批評歷史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徐先生努力探究文學批評的原理,就批評的標準、批評的倫理、批評的創造性等問題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關于批評的標準,徐先生主張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的統一而強調政治標準“占著決定的或者是說主導的地位”,但徐先生所理解的“政治”乃是廣義的“政治”,近乎客觀真理,因此他說:“一種比較客觀正確合理的批評標準,應該是建立在作品的客觀真理和形象的統一之中。作品的表現如果離開了客觀真理,那不論是怎樣形象化的東西,都不能給予高的評價。嚴格地說,也只有傳達客觀真理的作品,才能達到真正的形象化。因此要評定一個藝術作品的價值,主要地就當根據有否幫助了那當時的——為現在同時也為將來的政治行動,或幫助了多少,有否反映了當時的客觀現實,把握了客觀的真理,或反映了把握了多少而決定的。”[7]關于批評的倫理,徐先生主張文學批評動機的純正、觀點的公允,并對文學批評中的各種偏見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揭示了偏見出現的根源,比如對于“貴古賤今、貴遠賤近”這種偏見的產生,徐先生就作了相當深入的分析:一是貴所聞賤所見的心理作祟,古遠的事物是所聞,今近的事物是所見,所聞只能見到大體輪廓,盡可合于理想,所見卻深知其詳,缺點看得十分清楚;二是農業社會經驗習慣的遺留,“在農業社會里新事舊事之間的變化大致是同類的,所以古代和高年的知識經驗必須而且值得貴重”;三是政治的原因,“利用這些古遠的——已經在一般人心目中近乎盲目地成為了偶像的人和事,來作為反對同時同地的人和事的工具”。[8]關于批評的創造性,是徐先生十分推崇的。他要求批評家應有“獨自評價的能力”,主張批評應有“自得之見”:“什么是批評?一定要自己用功得來的才算是批評,捕風捉影或者道聽途說得來的意見,凡不是自己體察所得,融會所及,深信不疑的東西,都算不得是批評。”但徐先生也對言不由衷的“標新立異”保持了高度的警醒,他引用《文心雕龍·序志篇》中的話來說明對創新應該持有《民族文學論文初集》(國民圖書出版社1944年2月版)的正確態度:“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茍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9]

  徐先生還運用他的批評理念,來對當時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進行評價。徐先生主張在文學批評之中克服偏見,獨自評價,他的作家作品批評很好地體現了這一理念。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全部問世之后,一些批評家給予責難,有人稱其為“新紅樓夢”,有人覺得在反抗和斗爭的表現上太“幼稚”、“無用”,徐先生卻反對“輕率的判斷”,給出了公道的評價,他指出:“這三冊書的背景,原就和《紅樓夢》的在某種程度上有一點點相近,因此在情調上有一點點類似原是不足怪的”,不能“把這一點點的類似抹殺了兩者間更多的本質上的不同,又把這一點點的類似用來概括全體”;“在什么時候,有什么人物,他們為什么斗爭、如何斗爭,這完全是一種特定的東西”,就所反映的內容而言,激流三部曲的表現是得體的,“幼稚”是書中人物生活在特定時代的“幼稚”,而不是作者自己的“幼稚”。從這種同情的理解出發,徐先生對激流三部曲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巴金先生用了他那洶涌的熱情寫下的這個‘正在崩壞中的資產階級的大家庭底全部悲歡離合的歷史’,的確是真實的歷史。他給我們展示了一幅五四以后一般青年反抗封建勢力,反抗吃人禮教的鮮明動人的圖畫。這是一幅充滿著血與淚,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有形的斗爭與無形的斗爭底圖畫。”但徐先生也沒有因此而諱言激流三部曲的缺點:有些人物形象塑造不成功;作者的傾訴、解說過多,阻礙了故事的進行;不善于“反映經濟關系與社會環境的錯綜復雜的影響和關系”等。[10]在徐先生看來,文學批評不是用來“聯絡感情”的,不敢攻擊也是批評的偏見之一。因此在錯誤的現象面前,徐先生從不沉默。比如在抗戰初期,一些作家缺乏對生活本質的認識和把握,或者在悲劇面前“絕望的哭泣或狂叫”,或者淺薄地樂觀,“表現為大團圓的庸俗”,針對這種現象,徐先生指出作家既要正視悲慘的事實,又要預見到悲劇之中孕育的勝利,“經常的表現出斗爭與革命的新進步與新勝利”,“豐富而生動地說出這種進步和勝利的來由和歷史的必然性”。[11]又如由于抗戰導致民族意識的高昂,一些文藝家狹隘地拒絕外來的影響,徐先生特意對這種現象進行糾正,指出“老是害怕著,避忌著,排斥著外國影響的人們,對于他們的民族,其實倒是一些短視者甚至還是害蟲”,他用形象的語言進行說明:“要提高個人的能力,我們都以為必須依賴社交,同樣,要激勵一民族的精神,也必依賴它跟其他民族有一種精神上的交換。……民族的精神不致被那由外吸入的元素所阻礙,猶之一個人的血不致被衛生的食物所敗壞。”[12]為了促進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健康發展,徐先生對批評界的弊端也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謾罵,吹毛求疵,捧戲子似的鼓掌尖聲叫好,自命為‘老頭子’,抹殺一切,以至罵街打架,侮辱別人的祖宗三代,或者索性媒婆似的各處討好,鄉愿似的膽怯不敢置一詞,以‘人緣好’,‘人頭熟’當作目標,諸如此類,就是今天我們批評界里習見的情態。”[13]

  徐先生論文學,是內容與形式、思想與藝術并重的。在形式、藝術方面,他對文學語言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徐先生沿用高爾基的說法,稱語言為“文學的技術武裝”。早在1938年,徐先生就有感于語言問題“被漠視和被不正當地理解著”的現狀,主張“為爭取‘文學的技術武裝’而奮斗”。[14]此后徐先生反復討論語言問題,新中國建立后,徐先生還曾出版《寫作與語言》一書,其對文學語言的重視可見一斑。關于文學語言,徐先生當時主要論述了文學語言的重要性、文學語言的要求、文學語言的創造、文學語言與民眾語言(口頭語言)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

  徐先生指出,語言問題是文學的根本問題之一,如果語言問題“不得解決,那么有關文學形式的許多問題也將連帶不得解決”。[15]并且他沒有將語言問題視為一個單純的形式問題、技術問題:“文學里的語言問題,實不僅僅是技術的問題,更是關乎文學之本質的問題。我們的作家們平常談到文學之質的問題時,往往只緊握著內容而全然疏忽了語言的形式,這是非常地不正確的。正確的理解,應該是:文學之質的問題,不特不能和內容分離,而且也不能和形式分離。”“正確、明晰、有力的語言形式的作用,是和藝術作品的內容之深邃相照應的。它不僅能形象化地完全作家的思想,賦予鮮明的情景,把作家所描寫的人物,活生生地刻畫在讀者大眾面前,使他們接受,感動和理解。它還作為喚起人類對于無比的創造偉力之敬異,夸耀,歡喜的力之感情和理性而生出作用。”[16]

  既然文學語言如此重要,那么文學語言應該達到怎樣的要求呢?從大體上講,就是明確、精密、簡潔、質樸,適合于大眾的理解。徐先生以普希金、果戈里、托爾斯泰等俄國著名作家的語言觀形象化地說明了這一問題。普希金“反對把語言劃分為幾個等類”;“反對著語言的裝腔作勢和做作的纖細”,“提出了‘赤裸的簡樸’主義”;“反對著不準民眾語進入文學的園地”,“承認了民眾語的靈活的和沸騰的源泉,才是文學語的基本的貯藏所”。[17]果戈里“以為討厭民眾語的,就造不出精美的文體”,他“非常稱贊民眾語,以為民眾的語言才真是‘活的’語言”。托爾斯泰則主張語言必須正確、明瞭、質樸自然,“反對不必要的標新立異和不合實際的故意造作”。[18]

  關于文學語言的創造,徐先生認為有三個不可缺少的條件:精確的觀察、勇敢的表現和工作的熱情。只有通過精確的觀察,才能把握事物的變化和發展、形象和生命,描繪才能親切生動。語言的含混大多來自體察的含混,但有的卻是因為作者的裝聾作啞,“勇敢的作者用不著花言巧語,用不著油腔滑調,也不必吞吞吐吐,他只消勇敢地說出他的老實話,就能造成他語言的無比的精確性”。熱情本身也許不是創造,但熱情卻可以激發創造,“文學史上所有成功的語言的創造,就都是熱情燃燒下的產物”。[19]

  文學語與民眾語之間的關系,是徐先生思考十分深入的一個問題。他充分認識到了民眾語形象、精確、簡潔、質樸、單純等諸多優點,也認真分析了民眾語的一系列缺點,因此他既反對將民眾語排斥在文學語之外,也不主張直接以民眾語為文學語,而是主張作家向口頭語學習、向民間文藝學習,通過對民眾語的“取長去短”、“改造”,實現從民眾語到文學語的轉化。[20]同時,徐先生也認識到了文學語與民眾語之間的關系是互動的,民眾語豐富文學語,文學語反過來也可以提高民眾語。[21]

  方言也屬于民眾語。隨著民族形式的討論,文學的用語問題再次引起注意,曹伯韓、聶紺弩、老舍等人倡導方言文學。徐先生也撰文參與了討論,他指出方言文學和使用方言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明確反對方言文學:首先,中國有多種方言,用方言寫作會使文學的教育作用相形減少;其次,民族統一語“普通話”雖還不能說已經完全成熟,但其存在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普通話并不缺乏表情達意的能力,不能因為某些不成熟的普通話文學作品顯露出來的弱點而抹殺一切普通話作品,斷定普通話沒有發展完成的前途;再次,方言并非盡善盡美,要表現新的生活、新的情意,或者吸收和溝通外來的知識文化,只有用普通話才較方便,用方言土話總不免感到窒礙難行。徐先生總結指出:“文學和大眾脫節的原因決不止‘用語未能口語化’一個,例如文學內容脫離大眾,和大眾生活困難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或少數人存心不給他們接近有價值的文學,這些亦都是極重要的原因;不但如此,而且用方言寫作,也未見就能完滿地達到‘用語口語化’的最終的目標”,“今天文學上的方言問題的中心,不應是在方言文學的倡導,而應是在怎樣使用方言。不是全盤式籠統地倡導的問題,而是選擇使用的問題。同時,這種選擇使用是應該站在雛形已具,能夠表情達意,作為民族的統一語的姿態而出現的普通話的立場,或者說是應以普通話為重心,為主要成分,而進行的”。[22]

  徐先生抗戰前后關于文學批評、民族文學、文學語言等問題的看法,對當時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就是在今天看來,其見解也仍然是頗有分量的。

 

  

  徐先生抗戰前后的文論,體現出價值取向上的先進性和學術方法上的科學性,這也是其文論至今仍然葆有鮮活的生命活力和豐富的啟示意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徐先生抗戰前后文論價值取向的先進性主要表現為他堅持文學的生活本源論和民眾本位論。

  徐先生認為文學源于生活,作家必須深入生活。其《文藝學習論》的總論部分就是講文學與生活以及戰斗的關系,強調作家“和現實生活的密切擁合”,強調作家對生活的熱情、信仰、愛。[23]他多次論及生活對文學的決定意義:“作家們要寫出生活全部的真實,及生活進行的根本方向來,用不著說明,他們首先就應該突進生活的內層去,在斗爭與革命的現實里深深地實踐。和生活實踐相切離,這是使作家們遭受失敗的最基本的原因。”[24]“文學是現實生活的表現,革新,和改造,也即是生活戰斗的記錄。偉大作品只有當它是建基在生活的真實的表現上時才有可能產生。一個真正的文學工作者,不但應對生活有正確的認識,并且還應該親自參加革新和改造生活的戰斗,嚴格地說,對生活的正確認識必須要從戰斗的體驗里才能獲得。沒有對生活的正確的認識,在生活里沒有為著正義與合理的戰斗,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文學,有的,只是一些惡化或腐化的垃圾而已。”[25]

  文學源于生活,同時又要參與生活,也就是上文所說的作家要去“戰斗”。徐先生反復強調文學應該表現“生活進行的根本方向”。當一些作家在現實面前表現出短視和被動時,徐先生強調文學應該負起對現實生活的引導作用,他援引高爾基的看法,指出除了支配者的現實、被壓迫者的現實以外,還有一種正在成長著的新現實,“對于支配者和被壓迫者的現實,作家們應該反映,并在反映中表示出他自己的憎恨或同情的態度,但因為這兩種現實同樣是不適合于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的,所以作家應該竭盡他的知能,來宣揚、反映,并肯定的,則是那正在成長著的新現實”。[26]

  因為堅持文學的生活本源論,所以徐先生在討論那些看似偏重于技術的問題時,也強調其與生活的關系。比如論創作的才能時,他指出“才能是從對于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與工作的“全神貫注”、“不倦的追求完美”以及“深刻的反省”、“人格的凈化”、“愛與信仰”、“思想的遠景”等因素息息相關,“江郎才盡”完全是由于貴顯生活的“陷人”和“心靈上的衰老”。[27]又如修改似乎只是一種文字上的技術工作,徐先生卻指出修改“有時是求情意的深化,有時是求情文的融洽,歸根到底這自然仍是思想上內容上的工作”。[28]再如論創作技巧時,徐先生也認為“認識的深淺決定技巧的高下”,因此主張通過“體驗生活,瞭解生活,思索生活”來提高技巧。[29]

  與文學的生活本源論緊密聯系的是文學的民眾本位論,民眾是生活的主人,徐先生始終堅持作家學習民眾、文學服務民眾。比如在論析普希金的巨大藝術成就時,他強調普希金與民眾的聯系,強調普希金對民間傳說的重視。[30]又如在討論文學語言問題時,他指出“語言的天才存在于民眾身上”并分析了其原因[31],列舉了普希金、果戈里、托爾斯泰等著名作家學習民眾語的事例,主張作家學習民眾語,學習民間文藝。他之所以重視民眾語,也是為了讓文學更好地接近民眾、服務民眾。再如在論及民族英雄的塑造時,他也主張英雄不應該是“個人的英雄”而應該是“群眾的英雄”:“真實的英雄之根本特性,就是他能以群眾的集團的共同生活為生活,而不以他自己的生活為生活;群眾的,集團的任務,要求,利益,理想,也都是他的。群眾的和集團的力量給他教育,改造,和滋養。沒有了群眾,他便沒有了力量,也便沒有了英雄。”[32]

  徐先生抗戰前后文論學術方法的科學性表現為學理性與實用性并重、思想性與藝術性并重、中外文學遺產并重。

  徐先生抗戰前后的文論,是他執著探索文學藝術規律的結晶,具有高度的學理性。但徐先生為文“力求有益于天下”,他的學問不是“書齋之學”而是“濟天下”之學。徐先生反對“一切應用科學都是產生在純粹理論之后”的說法,指出“科學的發展,原是由于社會民生的需要”,“科學最后的歸趨,必為純粹研究與實際應用的完滿結合,完滿統一”,因此“學術研究應該注重‘功利’,‘利用厚生’”。[33]受這種理念的指導,徐先生的學術研究是學理性與實用性并重的。他抗戰前后的幾部專書,在揭示文學藝術奧秘的同時,均具有顯著的服務現實的功利性,這是無須贅述的。哪怕是談論遠古的事物,徐先生也力求有益于當代。比如黃庭堅曾經這樣論詩:“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徐先生不僅指出怨忿怒罵也是情性的一部分,從學理上揭示了黃庭堅主張的內在矛盾,并且將這種“只要你服從信守,卻不同你也不容你討論”的“奴才的作詩宗旨”與抗戰勝利之后言論不自由的現狀結合起來,寫下了這樣一段很有現實針對性的文字:“這種教訓不消說是不適宜于我們這個時代的。這個時代需要的是: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詩作,因為這正是一個該說,該笑,該哭,該怒,該罵,該打的時代。奴隸們在這個時代將更誠惶誠恐地要求‘溫柔敦厚’,而不是奴隸的人則將惟恐呼喊得不夠激切。重要的是:為了要做主人,作詩就不應該同暴君及其奴隸們雍容和穆地講妥協,而要是為的澈底消滅他們的惡勢力。”[34]

  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問題,是文藝理論的一個基本問題。如上文所述,徐先生主張文學來源于生活,強調文學對生活的革新、改造,他是承認內容的主導地位的,但他并不偏廢形式,他認為“藝術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是統一的,相互關聯的”,“在關聯之中,內容是占著一種決定的地位”,形式也可以能動地作用于內容,“形式的修飾的加工的部分同時也就是對于內容的修飾和加工”。[35]換言之,徐先生論文是思想性與藝術性并重的。因此他專門寫有論述文學創作技巧的文章,認為“單單提高意識水準是不夠的”:“有技巧同沒有技巧或技巧不足的作品在外表上也許差異不大,但仔細研究一下,實質上距離太遠了。如果沒有技巧,不但體裁與風格無從把握,連文字的去取也不能有標準,這樣又如何可以控引思想與感情?……蘇聯作家所說的要‘為提高自己的藝術水準而斗爭’,實在是不錯的,藝術水準如果不提高,單單提高意識的水準,文學作品的成功仍是不能保證的。”[36]因為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并重,徐先生品評作品就比較客觀。上文所述對巴金激流三部曲的批評就是一例,徐先生因為激流三部曲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真實面貌而肯定它,同時也對其藝術上的得失進行了檢討。

  徐先生學術視野開闊,論文時中外文學遺產并重,力圖熔鑄古今中外而自成一家。徐先生是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出身的,對中國古代文論有著精深的理解,因此特別珍視這份寶貴的文學遺產,在《偉大作家論寫作·輯譯小記》中,徐先生表達了這一思想:“本書也選輯了十三位本國作家的言論;個人的意思,希望藉此引起大家注意研究本國文學理論的興趣。近年以來,外國文學的理論如潮涌入,這對我們原無害處,但一般人卻就有了這樣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外國才有文學理論,外國的文學理論才是豐富正確而值得研究。因此凡有稱引,總必外國。其實,理論的產生和進步,都基于作品,我國作家在文學上已鉆研數千年,佳作如林,安得無理論,又安得沒有豐富正確值得研究闡揚的部分?深研過我國文學理論的人,將告訴你我國曾有多少精密正確的見解,不但和外國的若合符節,而且還有許多新的啟示,偉大的心靈在類似的經驗下他們之所得原不能為國家的不同而有大的差別,我們應該尊敬外國的創造,可是也應該尊敬本國的創造,研究自己,發揚自己,決不該妄自菲薄,失去對自己的信仰。”[37]徐先生也沒有因為自己是中國古代文論出身就對外國文學遺產加以拒斥,在他抗戰前后的文論著述里,常常以普希金、果戈里、托爾斯泰等外國作家作為例證,對高爾基等作家和小泉八云等學者的話頗多稱引。說來也巧,《偉大作家論寫作》輯錄了二十六位作家的言論,中外作家各占十三位,這或者也可視為徐先生論文中外文學遺產并重的一個例證吧。

  價值取向上的先進性和學術方法上的科學性,是徐先生抗戰前后文論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我們今天的文論研究應該也富有啟示意義。

  本文原刊于《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2期

 

  注釋

  [1]徐中玉.文心雕龍與詩品[J].時代中國,1944:59-67.

  [2][6]徐中玉.《高爾基論文學》序[J].春秋,1949.

  [3]王學振.徐中玉先生抗戰時期的民族文學理論[J].文藝理論研究,2009.6:119-124.

  [4]徐中玉.南朝何以為中國文藝批評史上之發展時期[J].藝文集刊,1942.1:49-64.

  [5]徐中玉.論詩話之起源[J].中國文學,1944.3:47-51.

  [7][12][18][21][23][25][31][35]徐中玉.《文藝學習論》[M].香港:文化供應社,1948年.

  [8][13]徐中玉.批評的倫理[J].自由,1946.1:14-20.

  [9]徐中玉.論自得之見[J].世紀評論,1948.4:10-13.

  [10]徐中玉.評巴金的家春秋[J].藝文集刊,1942.1:243-261.

  [11][24]徐中玉.悲劇的勝利[J].抗戰文藝,1938:34-36.

  [14][16]徐中玉.為爭取‘文學的技術武裝’而奮斗[J].七月,1938.3:93-96.

  [15][19]徐中玉.論語言的創造[J].文藝生活(光復版),1946.6:19-21.

  [17]徐中玉.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創始者普式庚.民主世界,1948.3:21-22.

  [20]徐中玉.民眾語論析四題[J].大地,1946.1:6-12.

  [21]徐中玉.論方言文學的倡導[J].文壇,1946.1:2-5.

  [26]徐中玉.關于‘反映現實’[J].展望,1948.2:15.

  [27]徐中玉.論才能[[J].幸福世界,1948.23:2-10.

  [28]徐中玉.論修改[J].國文月刊,1948.61:5-11.

  [29][36]徐中玉.論技巧[J].國文月刊,1949.79:10-16.

  [30]徐中玉.普式庚的生平和藝術[J].東方雜志,1937.34:35-56.

  [32]徐中玉.民族文學論文初集[M].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4.

  [33]徐中玉.學術研究與國家建設[M].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

  [34]徐中玉.論古二題[J].文藝叢刊,1946.1: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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