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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戈: 1999,反美游行與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

班戈 · 2019-07-03 · 來源:政見CN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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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的中美貿易戰則再度點燃了從知識界到民間的反美民族主義情緒,我們無法預測這一“新冷戰”會打開怎樣的局面,但它毋庸置疑給今天的知識界提出了新問題:外部世界秩序與內部社會結構的交相呼應下,知識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識分子——如何重審自身的“位置”?

  編者按

  當199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斗機在貝爾格萊德上空盤旋時,曾存在于一代人的情感結構中的、通過南斯拉夫電影所傳遞的關于抗戰、反法西斯的記憶被再一次被喚醒,而這時的“霸權”,變成了美國。對南斯拉夫的共情,是一個“外部問題內部化”的過程。蘇東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經濟一體化隨之而來,全球資本主義之外,不再有其他想象空間。隨著1990年代初市場化改革加速,中國的經濟系統也被迅速納入全球市場、亦即美國主導的不均衡的世界體系之中,曾經的理想主義者們,也在市場化浪潮中開始卸下政治運動創傷的包袱。1980年代被浪漫化的西方,在1990年代正逐漸顯影。但人們心目中的“民主燈塔”在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事件后被擊的粉碎,曾經的屈辱與創傷感再次涌現,自此開始了對自身位置的體認,繼而將那場沖突納入到自身的情感結構中,也同時被很多知識分子標記為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標志性事件。中國的經濟騰飛使得民族主義伴隨著新的國族經驗,摒棄了百年屈辱的情感結構,終于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儀式中,被偉大復興的輝煌所取代。但二十年后的中美貿易戰則再度點燃了從知識界到民間的反美民族主義情緒,我們無法預測這一“新冷戰”會打開怎樣的局面,但它毋庸置疑給今天的知識界提出了新問題:外部世界秩序與內部社會結構的交相呼應下,知識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識分子——如何重審自身的“位置”?

  本文原載于端傳媒(Initium Media),轉載自公眾號“ 政見CNPolitics”,特此感謝!

 

  ——“啊游擊隊呀,快帶我走吧,

  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

 

  三十六歲的斯洛文尼亞攝影師Matjaz近年來常在中國拍攝,他留著刻板印象中20世紀巴爾干男人的小胡子,大家都叫他老馬。這里沒有太多人聽說過斯洛文尼亞,他總是說他來自于南斯拉夫。

  “接著很多人就會開始對我唱《橋》(1969年的南斯拉夫電影)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老馬說。這首曲子雖然是意大利二戰時期的反法西斯名曲,在中國卻因這些游擊隊電影攻陷了一代人的情感,而成為了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象征。

  出生于毛時代后期的一代人,少年時代的文化生活并不豐富,從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引進的為數不多的譯制片,被視作珍寶。游擊隊電影在1980年代進入中國,因其敘事節奏快、故事復雜,區別于早年引入的社會主義電影的情節扁平、人物刻板,受到熱烈歡迎。男孩們在課后扮演《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電影中游擊隊員的角色,想象著像里面的英雄一樣犧牲。他們樂此不疲地對接著暗號:“請給我放大一張我表妹的照片!”,“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是啊!暴風雨就要來了”……那些電影塑造了一代人的記憶,讓他們對南斯拉夫有著童年鄉愁般的親近感。

  當199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北約)的戰斗機在貝爾格萊德上空盤旋時,那些電影中的記憶在一代人的情感結構中再一次被喚醒,而這時的“霸權”,變成了美國。

 

  記憶的迷宮

  1999年5月8日早晨5點(北京時間),北約又一次轟炸貝爾格萊德,從不同方向落下的五枚炸彈穿透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四枚當場爆炸。邵云環、許杏虎和朱穎三名中國記者死亡。國內爆出了這則新聞后,以學生為主的游行示威活動在全國各大城市爆發,史稱“5•8事件”。

  同一年,來自塞爾維亞的傳奇南斯拉夫教練桑特拉奇執教于山東魯能隊,媒體人“有鬼君”回憶起5月8日剛過沒多久的一場比賽,魯能隊主場的賽場上高高舉起了“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橫幅標語,球迷們對魯能隊的支持,與對南斯拉夫的支持在建立了強烈的情感連結。比賽結束后,觀眾席群情激昂地唱起了《啊朋友再見》。體育記者采訪桑特拉奇時,他非常感動,沒有想到南斯拉夫被北約轟炸,在遙遠的中國竟喚起了這么多支持。2016年這位教練去世時,仍然有媒體在新聞標題中把他比作瓦爾特。

  我把這個有意思的“錯位”告訴老馬,他譏笑說,“這些人不知道塞族軍隊在薩拉熱窩圍城戰期間殺死了多少瓦爾特!”

  互聯網還并不發達的1990年代,普通人獲取信息的途徑非常有限,普通中國公眾對遙遠的巴爾干地區究竟發生了什么知之甚少,人們不知道牽動他們對南斯拉夫最熾熱情感的薩拉熱窩,已經脫離了這個即將消失的國家,彼時的南聯盟僅僅剩下了塞爾維亞和黑山。中國在當時是最反對北約空襲行動的國家之一,自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初爆發內戰開始,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就區別于西方主流媒體譴責塞族對其它民族的侵略的“人權”視角,而是以“主權”為框架,對西方肢解南斯拉夫表達憤怒。

  1999年3月爆發的科索沃戰爭中,北約轟炸南聯盟的導火索——塞爾維亞在科索沃制造的種族清洗并不廣泛為公眾所知。中國媒體報導主要把科索沃作為“分裂勢力”,背后體現出當局對內部邊疆族群的隱憂。于是,這場戰爭更多地被中國公眾理解為“世界警察”美國對南斯拉夫發動的干涉戰爭。

  不過,剛剛“與世界接軌”的中國,外交戰略上并沒有野心,在國際秩序中的影響力更遠不及今日。現任教于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的歷史學者宋念申在1999年剛大學畢業不久,正在《環球時報》工作,在他的回憶中,當時中國媒體對國際新聞的報導很少,中國公眾普遍缺乏國際視野。直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那場戰爭才廣泛引發關注。

  宋念申記得5月8日中午,他正給父親慶祝生日時,接到電話被緊急召回報社制作專題。《環球時報》駐南斯拉夫記者呂巖松是轟炸當晚大使館中唯一幸存的中國記者,他徹夜連線發回了第一手關于受難同胞的現場報道,那一期報紙大賣。這一事件也改變了當年很多報人的認識——中國公眾對國際政治新聞的需要已經遠遠超過他們的想象了。

  戲劇工作者黃佳代1999年時在上海讀大一,她在學校里親歷了那個“5•8事件”的現場,同學們激憤地走上街,準備去“創造歷史”。她后來在貝爾格萊德和上海分別做了兩個關于這場戰爭的劇場。

  “誰是引導南斯拉夫人民走上民族解放的偉大領袖? 鐵托。但是,高中政治考試的題目后來變了。誰是南斯拉夫維護國家統一、反對霸權、英勇抗爭的民族英雄?米洛舍維奇。”她在腳本中寫道。米洛舍維奇在1990年代經歷學校教育的一代中國人心目中,是維護國家統一、反抗美國霸權的英雄。因為課本上是這樣說的,這樣答題才能得到政治課考卷中的那“兩分”,中國與南斯拉夫的偉大社會主義友誼也被這“兩分”牢牢地鞏固著。

  吊詭的是,在整個毛時代,南斯拉夫從來都不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正相反,它一直被中共當作修正主義的反面典型批判。官方文宣中,南斯拉夫被控訴為“背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上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花幾十億美元豢養的帝國主義’走狗’”。赫魯曉夫上臺后,中蘇交惡,中共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罪狀之一,便是蘇聯跟南斯拉夫重修舊好,而中蘇關系的破裂,也進一步使莫斯科和鐵托的南斯拉夫緊密了起來。

  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王炎的回憶中,《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和《橋》在1973年已經作為“內參”,與諸多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電影同時被引進,供領導人觀看,但它們被當作“個人英雄主義的毒瘤”遲遲未公開,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后才進入電影院。

  改革開放的春風里,所有的“道路之爭”冰釋前嫌。在1980年代的記憶中,1960年的“中蘇交惡”不再是斯大林與赫魯曉夫(毛澤東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別,而是面目模糊地統一呈現為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反對。中國的市場改革則把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主義”道路列為重點模仿對象,南斯拉夫的游擊隊電影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成為了集體記憶中難以抹去的情感底色。

  于是,中國與南斯拉夫的友誼,在人們的記憶里突然變得貫徹始終,堅不可摧。人們恍然大悟般“發現”南斯拉夫甚至比中國還要更早地認識到蘇聯的“帝國主義真面目”。后知后覺的欽佩感讓一則政治八卦在坊間流傳著:毛澤東曾稱贊鐵托是“鐵打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形象就這樣被重塑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勇于對強權說“不”的。他們先是英勇抵抗法西斯,又不屈服于蘇聯的強權,現在又在美國霸權面前挺直了腰桿。

  鐵托、游擊隊和南斯拉夫留給這代人的不屈不撓印象,伴隨著南斯拉夫老電影帶來的親切感,順理成章地在1990年代對接到了聯邦解體后繼承南斯拉夫國家機器的、塞爾維亞人主導的南聯盟。多年以后,中國民間一部分左派對美國自由民主進一步幻滅,對社會主義陣營洋溢著鄉愁,他們甚至把米洛舍維奇表述為“最后的布爾什維克”。

  在《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老鐘表匠謝德看著和其他市民一起死在薩拉熱窩廣場的女兒,明知上前認領,德軍就會在后面開槍,還是迎面走了上去。德軍舉起槍的一刻,謝德身后的薩拉熱窩市民一個接一個地走了過去。這是1950年代出生的學者和劇作家黃紀蘇在這部電影中最難忘的一個場景。

  黃紀蘇向我回憶起這個場景,“這種’對強權說不’的精神,對我觸動很深”,黃紀蘇說。他記起1999年,中國大使館還未被擊中前,電視新聞上播放著北約轟炸貝爾格萊德的影像,正在讀小學的兒子問他,“美國厲害,還是南斯拉夫厲害?”這個問題讓他苦惱了很久,“為什么兒子不問誰對誰錯,而問誰更強?”在他看來,這一定程度上是1980年代精英主義教育的結果,人們開始拋棄公平與正義的理想,轉而追求成功與強權。

  黃紀蘇在2000年寫就的轟動中國知識界的話劇《切·格瓦拉》,正是在贊頌格瓦拉那注定失敗的“以不足百人的游擊隊挑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戰爭機器”的使徒精神。劇本的第一幕就出現了北約轟炸南聯盟。貝爾格萊德市民胸戴靶心圖案,手拉手出現在大橋上,飛機轟鳴,舞臺屏幕上幻出許多小小白色同心圓——靶環。飛行員話外音:“目標鎖定,目標鎖定,準備投彈”。這很難不讓人想起《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的那一幕。

  “如果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我想當時的情感體驗跟客觀現實之間是有一定距離的”,二十年后再回溯,黃紀蘇認為,“國際社會如何對人道主義災難進行干涉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但在當時,無論是南斯拉夫,還是美國,都是作為符號進入了中國人的情感經驗”。

  對南斯拉夫的共情,是一個“外部問題內部化”的過程。冷戰結束后,中國暴露在美國主導的不均衡的世界體系之中,人們心目中的“民主燈塔”被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事件擊碎了,自此開始了對自身位置的體認,繼而將那場沖突納入到自身的情感結構里來了。

 

  創傷性時刻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學生沖上相輝堂(復旦大學校內最大的禮堂,標志性集會場所)的主席臺,悲憤地喊出’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全場激情澎湃地附和。此前只有在拍攝于六、七十年代的電影里才看到過這樣的場景。”那個場面給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張昕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1995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讀研二,并兼職給本科生做輔導員。“集會散場后,學生們還在禮堂前面的草坪上徘徊很久,遲遲不肯離去,”張昕回憶5月8日那天的場景。

  5月8日當天傍晚的北京,示威者已經在北京美國大使館門口聚集,人行道的地磚被示威群眾紛紛撬起,向使館擲去。上海、沈陽、成都的大使館都被圍堵,成都的抗議者甚至在美國總領事的家放了把火。沒有領事館的城市,示威人群把宣泄的目標鎖定在麥當勞。

  “打倒美帝國主義”、“北約是納粹”、“中國人民不可辱”、“洗雪國恥、抗擊侵略”等標語在激憤的抗議人群中隨處可見。現任教于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的趙志勇1999年正在武漢大學讀書,武漢沒有美國領事館,只有位于漢口的法國領事館,他記得他的同學走幾小時路到法國領事館示威,一位同學鞋子走壞了,光著腳從漢口走了回來。

  那一年,人們正沉浸在1978年改革開放開啟的“融入世界”的想象之中,美國更是以可口可樂、麥當勞和好萊塢所表征的理想社會。1986年就開啟的曠日持久的“入世”談判(WTO即“世界貿易組織”,加入WTO在當時被簡稱為“入世”,在語義上與“融入世界”緊密相連),寄托著整個中國社會“融入世界”的想象,也承諾了普通人幸福生活即將到來。

  1999年3月26日,在北約發動針對南聯盟軍事行動的第二天,白宮匆匆宣布了時任中國總理朱镕基將于4月6日造訪美國的消息。朱镕基赴美進行“入世”談判,是中國總理15年來首次訪美,試圖以種種妥協條件換取美國的支持,但最終無功而返,此時離5·8事件,只剩下不到一個月了。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經濟一體化隨著蘇東陣營倒塌而暢通無阻地前行著,全球資本主義之外,不再有其他想象空間。隨著1990年代初市場化改革加速,中國的經濟系統也被迅速納入全球市場之中。

  王炎認為,1980年代被浪漫化的西方,在1990年代變得越來越真實可感。“‘入世’在那時進入了前期準備階段,它要求中國遵守國際經濟秩序”,王炎回憶起那時的北京出現了包括摩托羅拉在內的大量外資企業,而北京汽車制造廠與美國吉普公司合資,大量技術不達標的老工人因此下崗,“影像中的‘美國’突然在朝陽區呼家樓(北京汽車制造廠所在地)變得那么真實,中國人產生了‘世界’的直接經驗”。

  1992年開啟的所有制改革,在國企轉型制造的大規模下崗潮、貧富分化等問題中呈現出社會的陣痛。“美國在象征意義上內在于中國的改革開放”,黃紀蘇說,“美國是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參照系,社會中出現的問題在人們的集體意識中自然被怪到美國身上。那個事件也是內部積蓄的問題借“反帝”作為動力的一次爆發。”一些承載著民族主義情緒的市場化暢銷書開始出現,如《中國可以說不》。整個1990年代的社會變遷都在為世紀末的那個5月做著情緒上的準備。

  中國大使館在貝爾格萊德的殘骸就像是留給那個時代中國人的一個傷口,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百年屈辱”的外交史一幕又一幕在這個傷口映照下浮現了出來。1999年5月,正逢“五四運動”80周年,“五四運動”的導火索巴黎和會,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難被撫平的創傷。一戰后,中國人民對主張“民族自決權”的威爾遜總統報以熱望,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出席巴黎和會,等來的卻是列強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膠州半島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巴黎和會直接引發了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大規模愛國抗議游行,反抗帝國主義,也反抗北洋政府的軟弱不作為。

  “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史“啟蒙”與“救亡”的變奏,“啟蒙”自1980年代以來被反復重訪,而“救亡”在1999年這個時刻再度被激活。“弱國無外交”的屈辱體驗就像一個幽靈飄蕩在了80年后的1999年那個五月,二十世紀生發于第三世界的、具有左翼進步主義色彩的反帝民族主義浪潮,也在“歷史終結”后重新顯影。

  一個常被知識分子提起的關于那個事件的記憶場所,是著名話劇導演田沁鑫的劇作《生死場》,它改編自二十世紀著名左翼女作家蕭紅的同名小說,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國戰場抗日戰爭為背景。1999年5月《生死場》在北京首演時,那段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在演出結束的一刻被觀眾集體轉譯為反抗美帝國主義的現場——反美口號聲隨著激動人心的劇場高潮響徹全場。百年積貧積弱的悲情,在那個春夏之交被喚醒,擊碎了人們“歷史終結”后重新被世界接納的幻想。

  自“五四運動”以來就是中國社會運動和思潮發源地的北京大學,學生在“三角地”打出一條標語:“不考托(托福),不考寄(GRE),一心一意打美帝。”“三角地”位于北京大學的中心地帶,是北大曾經最重要的精神角落,因為學生活動集中而聞名,也是1970-1980年代學生組織游行的必經之地。事實上,1990年代后期,“三角地”已經被“托福”、“GRE”的廣告占滿。編輯華少瀚在1999年時,是北大考古系一名大二學生。他記得那幾年正是“新東方”迅速興起的幾年(“新東方”1993年成立,是中國大陸目前規模最大的英語培訓公司),“新東方”做托福和GRE的考試培訓起家,它的成功凝聚著那代精英學子的赴美留學夢。

  但是,冷戰的結束封堵了所有路口,并沒有其他選擇了。“別忘了,我們后來取得赴美簽證的地方,正是5•8事件時學生們沖擊的使館。”出生于1980年、如今任教于美國布蘭迪斯大學的王璞回憶起“5•8”的創傷,感慨這一代人盡管開始了反思,卻仍然或遲疑或急迫地成為了全球化意識形態的馴良主體,自欺歷史總是線性向前的。

  在2001年末中國正式成為WTO的一員時,整個社會仍舊陷入了狂喜。

 

  兩種民族主義運動

  不過,五月那場由全國各高校主導的游行,在不少當時在校讀書的人看來,更像是一場自上而下發起的行為。

  1999年5月8日,三名受難者的遺照在電視上滾動播放,悲憤之情從大眾傳媒彌漫開來。在不少在校生的回憶中,那幾日的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校團委組織的,極有秩序。每個學校被分派名額,分發用于投擲領事館的雞蛋,大巴接學生前往使館區,示威范圍指定于英、美領事館中間的路線,并要求在指定時間內結束示威返回車內,由下一個學校的學生登場。在一些人的回憶中,當時不少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高校老師,在課堂上勸阻學生不要被利用。

  1990年代突飛猛進的市場化改革,轉移了人們的政治注意力,蓬勃于1980年代的人文精神在國企改制和“下海”大潮中走入了低谷。政治上的松綁沒有到來,但是人們卻徹底從體制中“解放”了出來,成為了市場經濟中的“經濟理性人”。曾經的理想主義者們,也在市場化浪潮中開始卸下政治運動創傷的包袱。

  與此同時,愛國主義教育在大學和中學如火如荼地展開,多少有預防政治危機再度發生的成分。在這個背景下,1999年學生的反帝愛國情緒,被后來的不少研究者指認為中國政府借力而為的工具化議程,在集體記憶中清掃那場政治陰霾。

  然而,對那波民族主義情緒的簡化和輕視,似乎既不能涵納那場運動的異質性,也無助于理解民族主義本身在那個語境中所體現出的歧義性。

  許多政治立場并不明確的學生,把1999看作是等同于之前的街頭運動,是釋放青春期荷爾蒙的嘉年華。“有人說,當年,其他學校的學生騎著摩托扛著大旗從我們操場邊開過去,沖著我們喊:小綿羊!今天我們可得把這口氣掙回來!我很激動……我覺得終于輪到我們創造歷史了。”黃佳代在劇場的腳本中寫道。而王炎在游行現場的感受是,這場運動有高度狂歡和即時表演性質,的確像是對之前運動的模仿。

  “北大上街游行的不少學生,與其說是出于愛國主義,更像是一場政治宣泄,”當時在北大讀大四的石可說。石可現在是一位詩人、學者和戲劇工作者,1999年時,他是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比起愛國主義情緒,自由主義話語在當時的北京大學占據主流”,他回憶,整個90年代,政府和學校之間的默契是“運動不出校”,而1999年被允許上街就成了一個“出口”。

  這些人走上街頭,就像是對那場運動的一個嘲諷——他們不假思索地繼承著自由主義的認識框架,認為北約對南聯盟的轟炸是美國在解放威權國家。長久壓抑的政治不滿就混雜在反帝愛國主義的大潮中,一同宣泄了出來。

  在這個意義上,愛國主義修辭為民眾運動打開了一定的話語空間,讓他們在官方辭令的保護下可以展開自己的議程。然而當官方意識到這場“民族主義運動”已經超越了其所設置的議題范圍時,運動開始不被鼓勵——游行在兩日后被叫停,北京的美國、英國大使館,就被武警和人民解放軍保護了起來。

  張昕記得,學生得到校方允許有序上街游行后,作為輔導員的他,還是接到學校任務要盡量勸阻學生。而黃佳代的回憶中,學校經常出爾反爾,說好下午要組織學生去游行,而后又會馬上取消。不少高校甚至組織了講座,對學生宣講什么是“理性愛國”和“負責任的民族主義”。

  當政府試圖息事寧人,接受克林頓政府的道歉和對死者家屬的賠償時,民眾的憤怒情緒又一次被引向了高潮。在反抗帝國主義霸權與捍衛主權國家利益的驅動下,誕生于社會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國家的外交戰略出現了明顯間隙。十年前國家與社會間的緊張關系并未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被“愛國主義”修辭彌合了,它事實上仍然隱匿地延續在這場運動之中。

  人民網下屬的“強國論壇”在大使館被炸后,未經中宣部、新聞辦批準,就立刻開辦了起來。出生于1960年代的民間左翼學者老田是“強國論壇”的第一批使用者。他記得,上面開始出現了不同聲音的文章,最醒目的是民間愛國主義者對官方的批判。除了不滿于官方對國家利益捍衛不利之外,論壇上也出現了對改革開放時代開啟的對外關系路線的反思。鄧小平一改毛澤東立足于第三世界的國際秩序想象,與美國進入了蜜月期,并將西方的社會藍圖當作改革開放的引路燈塔。老田認為,1999年是批評官方的民間左翼開始浮出水面的一年,很多人在論壇上參與了對國際秩序的診斷與思考,毛時代反帝的記憶在沉寂多年后重被調動了起來。

  以“反美”為驅動力的民族主義情緒在2001年的“9•11”抵達高潮。經歷了1999年的“炸館事件”,2001年4月的“南海撞機事件”再一次點燃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憤怒,到了同一年的9月,這場“恐怖襲擊”在中國公眾眼中更像是“惡有惡報”——美國四處干涉的結果。互聯網的發展讓人們的情緒更容易碰撞、匯集,本•拉登一時間被年輕的中國網民涂上了浪漫主義色彩,成了“反帝英雄”。彼時在北京大學讀大一的張哲記得,雙子塔被撞的消息傳來時,他正在食堂里吃飯,學生們紛紛放下碗筷歡呼雀躍,為這個時刻拍手稱快。

  1990年代孕育了中國新一代民族主義者,他們區別于當局收放自如的工具化“國家民族主義”,自此成為了中國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們必須應對的力量,甚至有時不得不改變政策以回應民族主義浪潮的要求。王炎認為,1999年大使館被炸事件標志著民族主義不再被國家所壟斷,它開始成為具有高度能動性的民眾力量——盡管它不一定總是正面的。

 

  時代的裂痕

  思想史學者汪暉當時擔任中國重要思想刊物《讀書》雜志的主編。大使館被炸后,他在《讀書》組織了一場知識界的討論會,卻發現跟他同代的出生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準備好回應這個事件。“人權普遍主義論述占據了核心地位”,汪暉說,他記得在聽到有學者在那場討論會中朗讀康德時,啼笑皆非。王炎也記得那時他在北大法學院旁聽時,講臺上的教授講起抽象意義的人與歷史意義的主權的對立,并把美國對科索沃的干涉描述為“正義戰爭”。他理智上對普世價值的認同,與大使館被炸在情感上帶來的“被侮辱與被損害”體驗,在那一刻形成了強烈沖突。

  “大使館被炸,一下子讓我從1980年代走了出來”,梁展告訴我。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所的梁展,在1999年時正在社科院讀研究生,研究哈貝馬斯。事實上,不只是梁展,中國很多1970年代出生的左翼知識分子,都把那個事件作為思想軌跡的轉折點。對霸權的感知,為日后理論學習提供了情感經驗。

  1980年代在知識分子的記憶里,是最好的時代。文革結束后,思想文化領域百廢待興,掀起了一股“文化熱”。國家主導的思想解放運動如火如荼地清算“文革”,為市場化改革做思想和制度的準備;與此同時,知識分子也主導了一場“新啟蒙運動”,在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驅動下,誓要將“人”從集體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兩支同構的思潮都在帶領中國重新探尋現代化的方向——社會主義實踐在那個歷史語境之中被視作“反現代的”,而西方(尤其是美國)則是象征著“現代的”彼岸世界。1980年代的尾聲標記了八十年代自由主義思想的高潮和終點,它的戛然而止讓知識階層陷入了無止盡的對那個時代的哀悼、惋惜與留戀。

  在1999年,梁展回憶,北約開始轟炸南斯拉夫之際,他和身邊的大多數知識人一樣,并不清楚戰爭始末,而是在自身民主化運動未竟的惋惜之中,想象著美國正在給另一個威權國家帶來民主自由。而當時正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黃紀蘇也記得戰爭伊始中國知識界對美國一邊倒的支持,同情南斯拉夫的他在“5•8事件”發生前,寫了游行申請書遞交到警察局,希望向外界展示中國知識界里有不同的聲音。不過,游行在那時未被批準。

  當象征著民族尊嚴的中國大使館被北約轟炸,如同一記耳光打了過來,對美國霸凌的憤怒,與被美國背叛的屈辱感一起涌現。“全球秩序問題是我們這代人最深重的問題,起點就是1999年5月8日”,梁展說。王璞也認為,從科索沃戰爭到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再到9·11,對在世紀之交進入知識界的那一代人來說,國際政治深深地嵌入他們的精神史。

  1990年代市場化暴露出種種問題,使西方道路已經在一些知識分子那里變得越來越可疑。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知識界以“新左派”旗手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為標志,開始分裂,被自由主義塑造的一代知識分子中,“新左派”成為一股“刺耳”的聲音。

  知識界在中國社會1990年代醞釀的猶疑與迷失中,被“5•8事件”引燃,撕裂的速度不可逆轉地加劇了。主權國家的利益讓年輕知識分子發現,在世界體系的不均衡性面前,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看起來那么虛偽,盡管同樣分享過十年前的創傷記憶,他們卻站到了永遠駐足在1980年代末那個時刻的一代知識人的對立面,不再對美國所代表的普世價值抱有幻想。而后者則指控前者在“反西方”的旗號下,對還未愈合的“自由主義傷口”反攻倒算。“5•8事件”在這個意義上早已超越了一個外交事件,它為身處那個時代的知識人在情感基礎上劃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主權與人權之辯”是科索沃戰爭在全球知識界開啟的重要問題,它在1999年撕裂了西方知識界,今天依然回響于敘利亞戰爭、委內瑞拉政變等議題之中。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人權派”支持北約對發生在科索沃的種族清洗進行人道主義干涉,而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主權派”則批判美國為首的利益集團重塑后冷戰時代新世界秩序的野心。中國知識界的撕裂,某種程度上像是對在這場戰爭在西方知識界撕開的那道裂痕的一種回響,只不過它圍繞著中國內部歷史經驗展開。

  哈貝馬斯在梁展的研究歷程中被“祛魅”了,他認為哈貝馬斯已經背離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左派位置。汪暉在《讀書》1999年9月刊約稿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張汝倫寫下一篇《哈貝馬斯與帝國主義》的文章,批判“人權”話語的意識形態陷阱。在汪暉看來,在那場戰爭中,“人權”無疑是北約東擴的借口。而張汝倫的文章也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飽受詬病。2001年,哈貝馬斯訪華,進一步在中國知識界掀起了“主權與人權”的討論。參與了那場訪問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徐友漁事后撰文討伐:“中國的一些新左派學人放棄了對自由和人權等價值的認同,只是模仿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批判”。

  當“美國”取代了“工人階級”,成為了活躍于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左翼繞不開的問題,他們如何彌合民族主義情感結構下的主權國家視角,與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中“無產階級沒有祖國”式的國際主義情感結構?這是訪談期間令我非常困惑的問題。

  英國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指出,從法國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總是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表達,而代表勞動階級的社會主義者自十九世紀以來則是國際主義者。這個局面,二戰后開始反轉———在第三世界的反帝民族主義運動中,世界上受剝削的貧困階層以民族主義為主要理據,反對第一世界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盡管如此,1960年代受中國革命(毛主義)影響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浪潮,卻并不都是以主權國家作為“框架”展開的——無論是美國黑豹黨、印度毛派共產黨,還是日本赤軍,都與本國政權直接沖突。但到了后冷戰開啟的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左翼,尤其是后發國家的左翼,在反帝意識形態下,時常與主權國家緊緊綁定在一起。他們與保守主義者之間的界限愈發顯得模糊。

  出生于1950年代的知識分子黃紀蘇對后輩的理解是,世界體系與階級結構是同構的,1999之后的中國左翼知識分子借“反帝”進入更廣闊的社會批判。而出生于1980年的王璞則認為,這是拋給他們這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難的問題,事實上這個矛盾從未彌合。“我們這代的世界視野是西方給定的,少國際主義氣息,而經濟飛躍、和平崛起的國族經驗則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他看來,這個歷史結構中形塑出的左翼,經常是面目模糊的。

  這大概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留給知識分子的巨大困境。在資本主義穿透一切的時代,后冷戰時代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視“主權”為最大的障礙——“人權”話語經常扮演著后冷戰時期中心地帶對邊緣地帶的掠奪工具。“國際主義”改弦更張被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所接管,而參與這套天羅地網般的經濟秩序,又只能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后發國家的左翼在對抗這套經濟秩序、捍衛邊緣國家在這套游戲規則中不成為中心國家經濟上的殖民地時,似乎不得不站穩主權國家的位置。南斯拉夫在此刻就成為了中國左翼的另一種參照——解體后的各共和國愈漸邊緣化,被國際秩序的“中心”蠶食。

  “主權高于人權”在1999年的那個瞬間成為中國社會壓倒性的意識形態話語。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左翼越來越向國家利益靠攏;而不愿走出198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國家與大眾民族主義思潮的雙重碾壓下,逐漸被丟入了歷史的塵埃。

 

  結語

  1999年的大使館被炸被很多知識分子標記為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標志性事件,無論他們對那一波運動同情或警惕。而接下來,中國實現了十年經濟騰飛。民族主義伴隨著新的國族經驗,摒棄了百年屈辱的情感結構,終于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儀式中,被偉大復興的輝煌所取代。王炎和黃紀蘇都將2008年視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從左轉右的分水嶺。隨著中國逐漸走出“第三世界”,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再將生發于邊緣地帶“恐怖主義”當作反帝同盟,而是在“文明與野蠻”的二元框架中審視不被國際秩序馴化的族群。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美貿易戰打響,美國壟斷的信息秩序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封鎖,再度點燃了從知識界到民間的反美民族主義情緒。它像是1999年5月的回響,但美國早已不再是彼岸的“燈塔”,它更多時候扮演著中國作為新興強國在同一套游戲規則中的競爭對手。自1999年至今,這套游戲規則并未改變,只不過中國在其中愈發運籌帷幄,另類的經濟秩序不再成為想象的對象。甚至,在特朗普上臺后,美國表現得像是破壞規則那一方,中國則吊詭地成為了這個秩序的奮力維護者。

  耐人尋味的是,貿易戰帶來的這一波反美民族主義情緒中”民族資本“替代了二十世紀末象征主權的“大使館”、毛時代代表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成為了今天“反美”斗爭的情感框架。與此同時,以階級話語作為替代性嘗試的思潮,在近年則遭遇了沉重的打擊。然而,貿易戰比起潰敗的左翼運動,顯然作為更重要的議題牽動著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情感。我們無法預測這一“新冷戰”會打開怎樣的局面,但它毋庸置疑給今天的知識界提出了新問題:外部世界秩序與內部社會結構的交相呼應下,知識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識分子——如何重審自身的“位置”?

 

  本文原載于端傳媒(Initium Media),

  原文鏈接為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5-international-yugosl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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