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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薩米爾·阿明和多米尼克·洛蘇爾多學術貢獻述評

陳碩穎 · 2019-06-27 ·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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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米爾·阿明與多米尼克·洛蘇爾多既深刻批判了自由主義,揭示其所掩蓋的掠奪性中心—外圍體系結構、奴隸制和殖民主義歷史傳統,又辯證地分析了社會主義革命歐洲中心論的局限性,指出該論點忽略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單極化一方面阻止外圍地區復制中心國家的發展路徑以及在全球資本主義框架內實現趕超,另一方面延緩了中心地區社會主義意識的成熟。

  【內容提要】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以西方國家創造和主導世界歷史為圭臬的政治觀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話語系統,它在西方右翼學術圈中表現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西方左翼學術圈中表現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歐洲中心論。薩米爾·阿明與多米尼克·洛蘇爾多既深刻批判了自由主義,揭示其所掩蓋的掠奪性中心—外圍體系結構、奴隸制和殖民主義歷史傳統,又辯證地分析了社會主義革命歐洲中心論的局限性,指出該論點忽略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單極化一方面阻止外圍地區復制中心國家的發展路徑以及在全球資本主義框架內實現趕超,另一方面延緩了中心地區社會主義意識的成熟。因此,阿明與洛蘇爾多都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從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轉向外圍是歷史的必然,而且中國的崛起具有變革中心—外圍結構的重大潛能。

  

  在2018年,國外馬克思主義學界失去了兩位思想巨擘——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以下簡稱阿明)與國外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家多米尼克·洛蘇爾多(以下簡稱洛蘇爾多),他們分別于2018年8月12日和2018年6月28日逝世。這兩位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給后世留下了豐富的學術寶藏:阿明的《超越美國霸權》《歐洲中心主義》《自由主義病毒——永久戰爭與世界的美國化》《世界規模的積累》,洛蘇爾多的《海德格爾與戰爭意識形態》《黑格爾與現代人的自由》《自由主義批判史》《戰爭與革命:反思20世紀》《階級斗爭:政治和哲學歷史》都是享譽世界的著作。阿明在其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單極化現象,洛蘇爾多在其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西方自由主義。基于這些批判,阿明與洛蘇爾多成為國際左翼學者中為數不多的、堅持破除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真正運用歷史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和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學者。

 

  一、西方中心主義的形成與本質

  西方中心主義是18世紀末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在與資本主義體系邊緣國家不平等的交往中,逐漸形成的一種以西方國家創造和主導世界歷史為圭臬的政治觀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話語系統,它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西方國家18世紀末以來在世界歷史中的領先地位。西方中心主義認為西方模式是衡量人類文明進步的唯一標準,西方模式是無可替代的,只可以被模仿,也應該被模仿。

  西方中心主義產生的現實基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18世紀末以來在世界歷史中占據統治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這里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勞動力。勞動者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分離,構成了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前提。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但是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絕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出現在市場上,資本才產生。“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      阿明和洛蘇爾多都著重研究了這一歷史條件,并從勞動者與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被迫分離的歷史過程出發,揭示西方中心主義的本質。阿明指出:“歐洲中心的歷史資本主義不斷將生活在農村的居民大量驅趕出去,這種歷史資本主義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后來征服了美洲才得以紓解外流人口的問題。”與中國“將農民整合到整個系統的構建中,致力于農業持續的密集生產”的發展路徑不同,歐洲歷史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建立在“耕地的大量私有化、驅趕農村居民、人口大量外移,以及對世界的征戰和占領之上”。這種模式將世界分割為主導的中心和被主導的邊緣,通過剝奪來進行自我積累,首先是對農民的剝奪,其后是對作為附庸融入全球體系的外圍地區人民的剝奪,不斷地再生產和加深中心—外圍之間的分化。

  洛蘇爾多也指出歐洲資本主義模式的剝奪性——如果沒有美國西部廣袤的土地使歐洲白人中的窮人成為地主,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奴隸勞動力,那么世界歷史就會改寫。歐洲移民之所以能夠征用美國西部廣袤的土地,依靠的是對本土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歐洲殖民者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導致美洲嚴重缺乏勞動力,于是歐洲殖民者又從非洲販運大量黑人奴隸去美洲從事種植園勞動,形成種植園奴隸制,直到1863年美國廢除奴隸制。西方通過種族滅絕來進行剝奪的手法一直延續至當代,并被法西斯第一次運用在非有色人種——猶太人身上。洛蘇爾多認為,歐美控訴法西斯的種族滅絕,是在故意掩蓋如下歷史真相:法西斯恰恰脫胎于盎格魯撒克遜的殖民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霍布斯鮑姆把20世紀視為起始于1914年的短促世紀,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因為對于世界其他角落而言,恐怖的殖民戰爭和統治早在15、16世紀就開始了。20世紀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因為這次殖民主義的戰火燒到了歐洲,恐怖的殖民行為被法西斯運用在猶太人身上。

 

  二、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包裝——自由主義

  為了粉飾和掩蓋歐洲中心的歷史資本主義模式的剝奪性,歐美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給西方中心主義披上一套標榜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識形態外衣——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一套由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經濟、政治上的代議制民主、法律上的資產階級法權構成的三位一體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將資本主義體系外圍地區的文化和制度貶低為蒙昧、前現代、缺少法治的象征,把蘇聯樹立為富裕、自由、民主的對立面,將蘇聯妖魔化為短缺和極權的代表。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將自由主義強加于外圍地區,結合軍事暴力的威脅,迫使外圍向中心開放市場,使外圍地區的經濟依附于中心,為中心的資本積累服務。

  自由主義在經濟上宣揚自由市場經濟、最小政府。主流經濟學家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從一開始便刻意回避政府因素,為的是掩蓋那些曾經發生在政府因素身上的一宗宗“秘而不宣的丑聞”;與此同時,在市場規則的帷幕掩護下,政府因素又無時無刻不在上下其手。饒有意味的是,政府因素越是試圖在宏觀上利用非市場手段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謀取利益,就越是需要在微觀上編制自由市場制度的帷幔來做掩飾。不僅如此,主流經濟學家們試圖借助微觀上的自由市場規則占據理論上的“道德高地”與話語權,并據此向其他經濟體推銷其自認為“先進”的制度理念,進而幫助其背后的政府因素實現“秘而不宣”的政治經濟目標。可以說,主流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充當著編織“市場帷幔”的角色。

  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宣揚代議制民主和多黨制,通過把蘇聯和中國妖魔化為極權制度,來掩飾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本質:只是賦予人民以“選舉自由”——一種形式上的平等權利,卻沒有賦予人民實質性的平等權利——爭取更平等的經濟結構。雖然代議制民主賦予民眾對政治代表的“選擇權”,但是選擇的對象只能局限于各個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些代言人在政治選舉中相互競爭,勝出者代表其身后的利益集團行使政治權力,在執政期間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擴張勢力范圍。

  自由主義在法律上崇尚訴訟社會,提倡將沖突訴諸法律解決,同時無視或貶抑外圍地區的法治,將國內法強加于國際社會。

  由于阿明與洛蘇爾多都深入研究過勞動者與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被迫分離的歷史過程,并在此基礎上深刻洞見了歐洲中心的歷史資本主義模式的剝奪性,所以在國際左翼學者中,阿明與洛蘇爾多在揭露這一模式的意識形態包裝時態度最為鮮明,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也最為徹底。阿明指出,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在諸如“保衛民主”“文明的戰爭”等偽文化命題下掩蓋了問題的本質——南方國家的落魄發展(lumpen-development)。就阿拉伯國家的革命而言,最核心的就是要脫離自由主義經濟體系。因為看似平等的競爭,其實是不平等的競爭,如果不擺脫自由主義經濟體系,那么邊緣國家即使可以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地位,卻無法終止帝國主義的宰制。

  洛蘇爾多認為,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理想化的意識形態形式,這種自由總是伴隨著某種被美化的排他性,即自由從來都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與每個時期的自由主義相伴隨的,是各個時期的奴隸制。英國和美國是自由主義最典型的代表,同時也是奴隸制最典型的代表。我們絕無可能在沒有理解奴隸制的前提下理解自由主義,長久以來,自由主義與奴隸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十月革命爆發前,“自由世界”的選舉排斥以下三類人的參與——女性、沒有私有財產的人、弱勢的種族(比如美國黑人)。十月革命激發的全球反殖民運動,才倒逼“自由世界”內的變革,削弱了那里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因此,洛蘇爾多認為,自由主義把以蘇聯為代表的“極權世界”作為參照物,是在顛倒歷史真相。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激發的世界反殖民主義運動,“自由世界”中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是不會自發消除的。

  洛蘇爾多還強調不同種類的自由之間可能存在的沖突。洛蘇爾多援引黑格爾的觀點指出,黑格爾并不反對私人財產權,但是在一個人面臨饑餓至死的危險時,黑格爾說我們將不得不處理兩種對立的權利:占有一片面包的權利與這個人吃掉這片面包獲得生存的權利。后者的權利是絕對的,因為這個人所面臨的處境對他構成了一個絕對的否定判斷。洛蘇爾多認為,自由主義只強調私人占有財產、發表言論、政治選舉等方面的自由,卻閉口不提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國家的掠奪對外圍國家人民生存權的侵犯,是在有意無意地忽略私有財產權利與生存權利之間的沖突。

 

  三、社會主義革命從中心轉向外圍是歷史的必然

  阿明和洛蘇爾多通過分析西方中心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都認識到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必須不斷地掠奪和征服體系的外圍才能維持中心的資本積累。20世紀民族國家紛紛宣告獨立之后,為了在政治獨立的表面下繼續剝奪外圍地區,中心又開始推行一套經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包裝的、名為促進全球共同發展、實為鞏固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化戰略。自由主義給外圍地區描繪了如下幻象:只要讓市場經濟自由運行,用法治約束政府的權力,用代議制民主表達民眾的訴求,一個國家就可以實現與中心同等程度的富裕、民主和現代化。

  阿明和洛蘇爾多都毫不留情地刺破上述幻象,揭穿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包裝,表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放和發展外圍地區,社會主義革命從中心轉向外圍是歷史的必然。阿明指出,建立在掠奪和征服基礎上的資本積累方式不可能在外圍地區實現再生產,因為后者再無“美洲大陸”可征服。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禁止外圍國家人民享有類似的移民可能性,它甚至對這些外圍國家關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不允許它們以后來者的身份復制中心國家曾經采取的發展途徑(比如阻撓外圍國家的產業升級政策)。晚年馬克思已經得出了這樣一種直覺性的理解,即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一定會引起兩極分化,而這種兩極分化,將使被征服的東方,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框架內,在資本主義的核心規律的基礎上趕上西方。由于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實現“趕超”,除了尋求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外圍地區的人民別無選擇。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漫長道路上,革命很可能只會在世界體系的邊陲地區取得進展,確切地說,革命很可能只會在這樣的國家開始——這些國家的革命者會理解,通過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來“趕上”發達國家是不可能的,因此,“應以別的方法為之”,也即,爭取在社會主義性質的過渡中領先。

  如果說西方中心主義在歐美右翼學術圈中表現為自由主義,那么它在歐美左翼學術圈中則表現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歐洲中心論”“資產階級革命補課論”。阿明從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單極化出發,揭示了這些以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來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局限性:受限于直線歷史觀,他們認為,若不是在已經全面資本主義化的國家,譬如歐洲的某些工業中心城市,“社會主義革命”根本不可能發生。他們還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先通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像法國那樣,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程是無可避免的。他們總是忽略依存于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單極化現象,而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挑戰。在中心國家,人民知道他們從國家的宰制地位獲得好處,單極化現象延緩了社會主義意識的發展和成熟。

  阿明進一步指出,中心國家社會主義意識發展的延緩導致社會主義過渡必然“在一國”發生,這個國家還會因為世界帝國主義的反攻而遭到致命的“孤立”。十月革命不僅沒有得到歐洲工人運動的支持,反倒成為其斗爭對象。阿明指出,羅莎·盧森堡曾經用嚴厲的言辭表述了歐洲工人運動在道路上的偏移。她說到了“德國無產階級實現其歷史使命的無能”,說到了“背叛”。因此,走上這條道路的民族和國家,都會遭遇雙重的挑戰:它們既要抵抗帝國主義勢力發動的永恒戰爭(熱戰或冷戰),又要努力在通往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上聯合農民的大多數。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提到這些問題。回答這些問題,是活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任務。

  洛蘇爾多則指出,外圍國家不僅只能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政治獨立,而且只有繼續依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才有可能擺脫西方的奴役。雖然在20世紀風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主義運動中,多數殖民地都贏得了民族解放戰爭,但是軍事戰爭的勝利并沒有消除中心與外圍之間的支配—奴役關系。洛蘇爾多援引毛澤東的話說,雖然隨著戰爭的結束,抵抗傳統殖民主義的階級斗爭已經完成,中國在政治上獨立了,但是美國卻試圖使中國在經濟上不獨立。如果中國無法獲得經濟獨立,那么政治獨立就將流于形式,中國就仍然擺脫不了殖民地的命運。洛蘇爾多援引法國反殖民主義哲學家法農(Frantz  Fanon)的話寫道,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人民將被迫在獨立與饑餓之間做出抉擇,軍事戰爭變成了經濟戰爭。時至今日,美國依然通過技術壟斷和金融霸權對許多國家和地區實行新殖民主義的間接統治。

 

  四、中國的崛起對變革中心—外圍格局的意義

  20世紀發生在外圍的社會主義革命中,俄國與中國的革命最引人注目,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催生了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蘇聯解體之后,中國成為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采用休克療法、瞬間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不同,中國實施的是漸進式的改革,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一方面,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中國為經濟增長付出了巨大的社會發展代價——貧富差距、環境污染、資源匱乏。由于阿明和洛蘇爾多都深入地研究了外圍地區社會主義革命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所以相較于多數從西方中心主義視角出發來看待中國的國際左翼學者而言,阿明和洛蘇爾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認識和評價要寬容和樂觀許多。他們都認為,盡管中國的改革開放導致許多新問題,中國的崛起仍然具有變革中心—外圍格局的重大潛能。

  阿明指出,雖然中國現在已經加入了經濟全球化,但中國不屬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完整意義上的成員。第一,中國沒有加入金融全球化,保留了一個管理經濟的金融層面的自主體系。第二,中國仍然保持著土地沒有被商品化的制度。基于非私有化的土地制度與農業的家庭小生產,中國的農村人口沒有過快地向城市遷移而造成大量的城市貧民窟。在他看來,雖然中國有不平等,但不是那種赤貧化的不平等,也即所有中國國民都能解決基本溫飽問題。洛蘇爾多把赤貧化的不平等稱為“質的不平等”。“質的不平等”指的是會導致生與死之間差異的經濟不平等,“量的不平等”指的是一般的貧富差距。

  洛蘇爾多強調徹底消除“質的不平等”是擺脫資本主義奴役的首要物質前提。基于此,他批判西方左翼的主流觀點對中國巨大的減貧成果視而不見,或者至少不夠重視。這些主流觀點認為,中國貧困人口的減少不過是財富快速增長的涓滴效應賦予貧困人口的小恩小惠。洛蘇爾多從哲學視角出發認為,讓大量人口擺脫貧困有著比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更為深遠的意義。他援引黑格爾的觀點提出:將人們置于饑荒與挨餓的危險之下的行為與奴役無異,是徹底的反自由。中國成功地將數以億計的人們從饑餓的危險中解放出來,用黑格爾的話說,這是人類解放的一個重要環節,是自由的實現。當然,這一進程并沒有徹底完成,但是黑格爾還是會認為這是自由的實現過程中的一個偉大環節。

  由于一個忍饑挨餓的人處于一種絕對的權利缺位的狀態,而絕對的權利缺位恰恰構成了奴役的前提,所以中國經濟增長對人類解放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一舉消滅了質的不平等,為中國人民擺脫資本主義的奴役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質前提。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將精準扶貧作為未來一個時期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任務之一,體現出中國在消滅“質的不平等”方面所做的持續努力。

  洛蘇爾多還區分了國際不平等和國內不平等。他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都建立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在國家建立之初就面臨嚴峻的國際不平等,國際不平等的程度遠遠大于國內不平等。過去幾十年來,國際不平等的減少主要歸功于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不僅讓數億人口脫貧,而且還通過快速的技術進步突破了西方的技術壟斷。在中國突破西方技術壟斷的工業領域,西方跨國公司的定價權都受到削弱,相關工業品價格快速下降,緩解了國際價值交換的不平等。中國對西方技術壟斷的突破奠定了國際關系民主化的經濟基礎。

 

  五、結  語

  阿明與洛蘇爾多是國際左翼學術圈中為數不多的、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復雜性和艱巨性的兩位學者。阿明指出,由于社會主義革命繼承的是一個帝國主義包圍下的邊緣國家,所以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實現多個方面的突破:在面對帝國主義攻擊的壓力下趕超中心國家,在趕超的同時還要建立“另一種社會”(社會主義)。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之所以很難獲得穩定的局勢是因為它們不得不平衡對社會主義的支持和對資本主義的讓步。洛蘇爾多援引葛蘭西的話指出,社會主義從建設伊始就面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不匹配”:統治階級整體上的生活條件和文化資本都低于被統治階級,“歷史把這種前所未聞的矛盾留給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的巨大危險恰恰在于這種矛盾”。

  基于上述原因,阿明與洛蘇爾多反對從西方中心主義視角出發來研究和評價社會主義實踐,反對世界革命可以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帶入正軌的神話。阿明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忽視泛壟斷統治的帝國主義特征,想象建立一種不切實際的具有“人道面孔”的“另類資本主義”,造成各種“后”話語(后現代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偏好。由于從事學術研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無須操心現實變革的有效性,所以他們可以享受此類話語的便利和堅持原則的奢侈。洛蘇爾多則認為,西方中心主義夸大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低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成就對于人類解放事業的意義。這兩位學者的學術生涯體現了馬克思理論的精髓:“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斯人已逝,作為生活在社會主義實踐熱土上的中國學者,我們應該承繼這一精髓,繼續為改變世界而奮斗。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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