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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倫·蒙塔格 | “表現”概念作為《讀<資本論>》的“癥狀”:何為結構?

瓦倫·蒙塔格,趙文 · 2019-06-27 · 來源: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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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各版本差異的比較,以及對阿爾都塞和馬舍雷的相關通信的研究,揭示了阿爾都塞早期文本中“結構”問題的復雜性,進而澄清了《保衛馬克思》中“過度決定”的結構理論與阿爾都塞晚期“相遇唯物主義”的理論關聯。

  編者按

  本文為美國加利福尼亞西方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瓦倫·蒙塔格(Warren Montag)專著《阿爾都塞和他的同時代人:哲學的永恒戰爭》(Althuss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Philosophy’s Perpetual War,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viersity Press, 2013)的第五章的部分內容。本章實際上是對《讀<資本論>》的“癥狀閱讀”,通過各版本差異的比較,以及對阿爾都塞和馬舍雷的相關通信的研究,揭示了阿爾都塞早期文本中“結構”問題的復雜性,進而澄清了《保衛馬克思》中“過度決定”的結構理論與阿爾都塞晚期“相遇唯物主義”的理論關聯。作為編譯者,我們認為,本文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對理解阿爾都塞的思想脈絡走向有較大參考價值。編譯者將相關部分予以編譯,并對基本文獻做了核對。譯文的大標題和小標題均為編譯者所加。

  近 20 年來,阿爾都塞遺作的發表使“相遇唯物主義”成為理解“晚期”阿爾都塞的一個關鍵詞。然而, 這種理解在蒙塔格看來是一種不確切的認識。實際上,在 20 世紀 60 年代寫作《保衛馬克思》和《讀 〈資本論〉》時,阿爾都塞“隨機的”“相遇的唯物主義”思想就已成型。通過文本細讀便可發現,在前后刪改《讀〈資本論〉》的過程中,阿爾都塞最大的“難題性”就表現在“表現性因果”的表述上,而這一表述的癥狀性體現則在于 Dastellung( 表現) 對第 1 版的 Vorstellung( 表象) 的替代。以此為線索,追溯 20 世紀 60 年代阿爾都塞與馬舍雷有關“結構”問題的通信,以及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中對列寧 分析“斷裂的單位”的分析,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阿爾都塞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斯賓諾莎的 “整體”,對結構主義的“結構”進行了批判,從而初步形成了強調“相遇”的“超級經驗主義”的哲學。

  本文原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1期,感謝趙文老師授權保馬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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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5月10日,皮埃爾·馬舍雷(Pierre Macherey)剛剛閱讀了《讀<資本論>》即將出版的第一版手稿,就致信阿爾都塞:

  我一直以來想給你去信,談談讓我頗為困惑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在41頁和127頁中集中闡述的被結構的整體這個問題:當你談到結構的性質和效果的時候,談論結構間的關系的時候,我能完全理解。但是,在我看來,當你涉及“集合”以及“整體”的時候,又立即加進去了一個概念,而這個概念對于問題的澄清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而且也會給后面造成一個障礙(與精神性整體相對立的實在整體的提法很不清楚:整體的概念實際上就應該是精神性的結構概念)。你有關形勢所說的一切都對:但,我們難道不正在形勢莫可名狀之時才能認識到它的嗎?你也曾將它類比于“劇場再現”,這個類比本身很重要,但它也有歧義的危險……你看,我一直以來都支持“自然主義者”的立場,并采用多樣性邏輯。但或許我怕是還沒有對此完全想清楚。[1]

  阿爾都塞一封所署日期為1965年5月13日的回信很復雜。他基本同意馬舍雷對他的被結構的整體這一概念的批評,但同時也感到自己在理論和歷史條件方面有局限,難以更進一步地澄清這一概念:

  我真想請你更進一步闡明你對被結構的總體的理解。你說總體是意識形態層面的結構觀,這一理解我同意:但這里存在某些東西,必須更加清楚地得到界定。我一直以來也對此有所感覺。但我必須要說——至少是暫時地——進一步的界定是有困難的(無疑是因為我還沒辦法清楚看透這個困難),我傾向于求助于馬克思有關“有機整體”的文本,同樣,我還在毛澤東論“矛盾”的文章中找到了庇護。我目前感到還無法繞過“有機整體”和“矛盾”。要想繞過它們,當然就得有更好地被界定的概念來取代這些臨時性的概念。但還沒有。如果你能幫助我、啟發我,那么請你立即這樣做。最重要的是……知道今天是否有可能取得進展。[2]

  在1965年5月14日的回信里,馬舍雷承認,只有“有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時候,才有可能替換掉“被結構的整體”及“矛盾”這樣的臨時概念,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時間”。他也表示,某種替代方案的苗頭可以在盧克萊修和斯賓諾莎那里找到:“[斯賓諾莎]涉及屬性無限性的所有論述,還有他于1665年11月給奧爾登堡的信,是很重要的;德勒茲有關盧克萊修的文章也很重要……至于矛盾,我似乎覺得盡量少用為好(代之以其他的術語:對立、沖突、不和諧等)即便我們尚不能解釋它們的區別”。[3]

  好在馬舍雷在為《現代雜志》撰寫的《文學分析:結構之墓》一文中較為系統地展開了對某種特殊的“結構觀”的說明。八個月后,阿爾都塞回應了馬舍雷本人對此文最后幾頁“尚令人困惑”的擔憂,認為正是在這最后幾頁的基礎上,整個批評部分才有意義和方向。他贊揚了馬舍雷文本中一種來自脫節或錯位(décrochage)的“特殊”力量,“讀此文猶如上了一條不系纜繩的船,在不知不覺間就順流而去”。然而,這封信的核心是阿爾都塞對馬舍雷去年5月的批評的遲來的回應:

  我寫這封信,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訴你,當你對我說“潛結構”在你看來很可疑的時候,我是理解你想表達的意思的。你還記得嗎?你曾提到過我那篇論戲劇的文章對該詞的使用。我現在看清了你的意思,而且我也看到了我在寫那篇文章時不可能看見的東西:“潛結構”當時是歧義的,它一會兒指作為下層的結構(作品的“潛在結構”或“潛在動力系統”)進而也指作為某意向相關項——或至少是某整體——的結構,一會兒又——和你的理解非常接近——指作為不在場的外在性的結構(辯證法呼之欲出)。[4]

 

  一 “結構”:馬舍雷的疑難

  要想對馬舍雷的批評做出分析,我們就得沿著阿爾都塞的思路,把這篇文章視作對脫節或錯位加以推演而成之作:文學研究中也把結構當做文學之外的某個規定基礎來用,馬舍雷不拒絕這樣的用法,但他指出,結構主義批評將語言學領域內發展起來的概念直接應用于文學,這種借用是成問題的,因為這些概念并不能在知識領域之間自動轉換,而且更重要的是,語言結構和文學文本的結構除了名字之外并沒有什么共同點。文學批評家所致力探討的那種文學文本結構,實際上是他們在傳統形而上學和闡釋學操作之下構造出來的誤解:“結構這個提法,借自于語言學。結構這個概念在語言學那里可以合法地運用于文字文本對象,但一經文學分析所使用,它就具有了相當不同的意義。文學分析中的結構建立在很不科學的假設基礎之上,這種假設認為作品的意義來自作品內部(但又不是說作品是以直接的方式言說的);讓作品悖論地被提前解讀——甚至是在它未被寫出之前就被閱讀——的,正是文學分析對結構的這種誤用” 。[5]這種方法近似于最傳統的解釋活動:發掘作品最深處的意義。空間隱喻是這種闡釋活動的關鍵。知識活動以還原的形式出現,但是還原出什么呢?此前的文學批評理論認為,作品是作者意圖表達的實現。結構主義則過分強調無須考慮作者,但也只是以要素和規則的“抽象意圖”理論取代了“個人意圖”理論。

  作品只不過是表面顯得無序和異質;而實際是有著生物體一樣的完整性和連貫性的。結構分析試圖展現的正是這種“想象的生物有機性”。馬舍雷敏銳地指出,盡管結構主義事業強調作品是由某種內在必然性將各部分連接起來構成的,且這一內在必然性為作品的每個要素都在整體中指定了位置和功能,但最困擾這種結構主義的,又正在于作品是異質差異的總體。只要結構主義還在讓整體支配著整體中的每一要素,那么結構主義批評就還將會還原出總體具有的意義、原則和靈魂。即便結構主義神話分析也未能完全擺脫總體概念的唯靈論,仍舊在尋找結構中的結構,最終一直追到人的大腦,在終點處結構主義與人道主義完美融合:“結構就是人”。

  把《文學分析:結構之墓》讀作對阿爾都塞文本的一種批評——至少是部分的批評——是否可能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切記馬舍雷并不拒絕結構這一概念,但他試圖揭示某種特定的結構觀在被運用于實踐當中的時候又可以與總體、有機整體之類的觀念相脫離。一旦我們拒絕了作為潛在意義的結構觀,我們就“必須得追問文字陳述(énoncé)的結構應去哪里尋找。作品可以與結構聯系起來這一事實并不是說,結構在自身之內、在它的文字中是整體化了的”[6]。斯賓諾莎使馬舍雷學會了拒絕內部或深層,拒絕把秩序視作理所當然,因此馬舍雷不認為作品有其基層,也拒絕將作品視作有待于解釋學操作對之進行加工的純現象表層。對他來說,作品就是沒有任何東西掩藏在其背后的一個表層。

  這就標志著發現結構新概念的第一步。結構不在作品之中而只能在作品之外;因此結構正是讓作品在自身不可還原的復雜性之中是其所是的東西:“結構更多地是‘支撐它(la tient)’,唯其如此,作品才是多樣的、散裂的、不規則的。發現結構就是看到不規則性”[7]。“所以,結構從作品的外部驅散了作品有基層的幻覺”并把重要性賦予了“作品真正的無序性(混亂)”,這種混亂不應再被理解為一種缺陷,而毋寧說正是這種混亂讓我們看到作品借以成其所是的必然性[8]。結構是“一種新型的必然性:通過不在場、通過空白而顯現的必然性”[9]。于是我們也就能理解阿爾都塞從馬舍雷文章中得出的結論了:作為“不在場的外在性”的結構,確定的無序的不在場的原因——文本的確定性不是來自外部或深層的某個意義,文本也不是不可知的不確定整體,相反:“根據普遍自由的法則,作品不是偶然地被生產出來的,而是在每一時刻每個階段都精確確定的。正是因此,[作品的]混雜性的表象并非是無序和偶然的缺陷,相反,無序和偶然是某個未被寫出的真理[真相]的指示:通過這些指示,作品才是其所是而非其他”[10]。此刻,馬舍雷觸及了獨異性(singularity)——即斯賓諾莎意義上的個別性。

 

  二 《讀<資本論>》中的

  兩種閱讀觀的矛盾和結構的難題

  1966年,阿爾都塞就做筆記提醒自己“寫一篇關于皮埃爾的文章”,“就‘潛在結構’做自我批評” [11]。在1966年3月10日寫給弗蘭卡·馬當尼亞(Franca Madonia)的信中他稱自己正在考慮為《現代雜志》寫一篇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結構概念”的文章,為此他將不得不“重讀列維-斯特勞斯,閱讀薩特,重讀拉康和馬克思……這是怎樣的一項工作啊!”[12]。這篇有關結構問題的自我批評文本最終沒有面世。但這并不意味著阿爾都塞沒有完成這一“自我批評”:他通過修訂1968年再版、1975年第三版《讀<資本論>》文本隱秘地完成了[13]。阿爾都塞在1968年出版的《讀<資本論>》第二版中進行了一系列未經解釋也不為人注意的刪減,刪減中有兩節較長的文字,內容主要涉及與馬舍雷通信所討論的結構問題。在原初語境中讀這兩節文字,就會發現阿爾都塞的標畫重點,他以此分析著自己的文本、使兩種結構概念的共存變得可見。我們只有通過閱讀才能進入和發現結構,在“從《資本論》到馬克思的哲學”這篇導言中,阿爾都塞討論的是閱讀行動,兩種閱讀行動,生成了兩種“結構”觀。

  第一種閱讀:這種閱讀基于作為視覺的知識的理論,不太令人滿意。亞當·斯密的文本表述了他所看到的東西;其文本所遺漏的、沒能說出的,就是斯密未曾看見的、忽視的。這種閱讀將斯密的話語對象化簡成了“被給予出來的事物的簡單狀況”。馬克思則沒有這種“視覺的缺陷”,他看到了那些可被看到的在場的東西。這種閱讀理論將認識化簡為對一個客體的觀看活動,進而也讓“馬克思變成了斯密,當然斯密的近視被糾正了,但馬克思力圖克服所謂斯密的近視的全部艱巨努力也隨即化為烏有了”[14]。因此,理論文本無非是對先行給予出來的、外在于理論文本的現實的一種表述。這種閱讀活動必然不承認文本有任何實體性(substantiality),而使文本委身于某個真理。

  第二種閱讀:第二種閱讀完全拒絕把閱讀當成“看”的一切觀念,而承認文本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它并未將斯密文本的失敗的閱讀與某個外部現實相聯系,而是就失敗本身來閱讀這種失敗,來看這一文本本身所視而不見的東西是什么。斯密的文本產出的東西比它自己知道的要多,它已經得出了問題的答案,但卻沒有也不可能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僅僅作為空白或沉默被銘寫在文本之中,打散了文本表面的完滿性。斯密文本中看不見的東西恰恰是在文本當中的東西,在某種必然性之內并由這種必然性所限定了——這一必然性一直被“排斥的黑暗”所排除、壓抑和禁止。實際上,與政治經濟學文本共在的理論領域并沒有外部界限:“理論領域的悖論就在于某個空間由限定而成為沒有限定的空間,也就是沒有界限的空間,沒有把它同無相隔開的外在的界限的空間。這恰恰是因為它是在自身內部被決定和被限定的,它在自身中包含著它的規定的界限,這種界限排斥了它所不是的東西,使它變成了它所是的東西”[15]。

  不言而喻,就第一種閱讀活動而言,閱讀主體與其對象的關系“結構”以及閱讀對象(文本)本身的“結構”,是“建筑學”的;也就是說,主體憑借自己的“看”,對文本的“基層”進行挖掘,而文本的真理或失誤,來自于外部的某個深層真理。而就第二種閱讀活動而言,閱讀主體與其對象本身的關系“結構”以及閱讀對象本身所具有的結構,是“拓撲學”的;也就是說,主體的看取決于他的未看到,而在他的看和失察之間產生了第三項——真理就在場于失察對看的排除之中,而文本的“表現”與未能“表現”之間也產生了第三項——真理就在場于未能表現對表現的排除之中。

  然而,阿爾都塞刪除的下面這個段落,卻具有明顯的癥狀性:

  我們必須再一次明確,被排除的并非純然他者,并非任何純粹的某物,也不是會讓哲學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種“結余(殘余)”。規定的理論基礎不是在兩個范圍間做“自由”“選擇”,仿佛規定可以通過事實把這兩個范圍間的界線標劃出來似的,也不是來自事實的簡單的“一刀切”,盡管對凡是從事國家、遺產、尸體、顱骨之切分或裁割的所有人而言,這種“一刀切”會帶來有了與科學同樣的血統而造成的興奮感,對科學家來說則會帶來參與到神的自由之中的那種興奮感。規定的那這大切大割無非是某種解法(solution)的產物,它昭彰于顯見之物的被限定了的光天化日之下——而那種解法恰恰由壓抑而來,即對顯見之物的勝利投下陰影的事物的壓抑,而那威脅著投下陰影的,則來自理論所由以誕生的場所的最深處。被壓抑的不是別的——而是只能是某種確定的內容,此內容可能關聯著某個先就已存在著的結構的退隱痕跡,而且此內容僅僅只能像因無力招架而退出的人一樣沒入陰影之中,——此刻力量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對此場所的規定——此場所,在類上是無限的,而在內部則是被限定了的——從形成了的難題性(problèmatique)中排除的東西,就是它的被禁止的東西、它的被壓抑了的東西。該場所的被禁止、被壓抑的東西為陰影所遮蔽,雖然在未被吞沒之前曾一度處于稍縱即逝的光照之下,但恰恰因為這樣才再度被新東西[即出現的難題性]的陰影遮蔽。[16]

  阿爾都塞刪除了這個段落,也因而讓貫穿他自己文本的排除之內在黑暗變得可見了。在這段話中,阿爾都塞認為結構先于既有文本存在,而且是退隱不見的。也就是說文本在其表層之下藏著一個深處,可以通過闡釋的操作揭示出來。結構因此可以被理解為作品的意義,在場于作品之中的意義、在表面的無序性背后的意義,結構以此種方式躍居作品之上,為文本擔保著真理。一方面阿爾都塞認為,實質性的內容盡管曾經閃現,但又被壓抑回了文本的深層。另一方面,阿爾都塞還透露出,被壓抑的事物不能被“還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被壓抑的是有著非常特殊性質的某種不可見、不可分析的“結余”,這個“結余”,只有在“結算”中,被“剩余”出來,但不可“表現”!這段密度非常大的文字中,矛盾就出在“表現”問題上。真理如何通過結構“表現”自身是核心的“難題”。這個難題貫穿于阿爾都塞撰寫的其余部分,馬克思的科學實踐提出的種種“理論難題”,也就是“總結構”如何“決定局部結構”的難題,必須要落實到什么是結構,什么是“決定”的“表現”問題的解決上。阿爾都塞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特定生產方式中經濟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的鏈接,而且必須“為每一種生產方式建構”它自己的經濟、政治等等這類概念。這種唯名論立場引發了一個后果,即生產方式總結構中諸要素之間不可通約,這些要素不適于公度和比較,因而也不適于一切經驗主義類型的形式。以設定這里所說的諸要素的獨異性和不可通約性為開端,這就意味著承認必須要有一個新的因果性概念。

  在這里,阿爾都塞提出了“結構的因果觀”。這種因果觀讓我們可以“思考整體的結構對整體的要素的決定”。行文至此,阿爾都塞呈現出了一系列矛盾和含混。首先是要素概念,這些要素不是由整體決定的,而是由“整體的結構”決定的。截至現在,阿爾都塞一直交替使用“結構”和“整體”這兩個詞,似乎“結構/要素”是“整體/部分”的另一種說法。因此,我們意外地遇到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整體不是結構,毋寧說整體有某種結構。整體的結構決定該結構如何表現它的“本質”。問題又回到了“表現”問題上。于是,阿爾都塞隨即轉向馬克思對Darstellung(表現)的討論,以“思考某結構對一個要素或對一個結構的決定”[17]。阿爾都塞這里的表述并不清楚,除非他說的是總結構對局部結構的決定,但這樣又落入了部分/整體的二分法,而且在要素之外,何必再多此一舉地提出局部結構?

  然而接下來,阿爾都塞突然完全轉換了場地:從結構如何作用于要素的問題轉到了怎么來理解“結構通過其效果而在場”(“présence de la structure dans ses effets”)。這種觀念中的結構不再是一種整體或總體,而是一種僅存在于其效果之中的原因。我們要面對的,不再是部分和整體,而是原因與效果。在越過了笛卡兒和萊布尼茨、黑格爾和馬克思之后,阿爾都塞徑直走向了他的哲學一直努力通向的那個“先將來時”的重鎮:斯賓諾莎。這是一種“退回式”的飛躍:阿爾都塞既退回到了新柏拉圖主義的表現論之中,同時也是朝著一種結構理論的飛躍,在這一理論中,結構是獨異性的、個別的結構。阿爾都塞緊接著對“Darstellung”的概念進行了篇幅頗長的考察[18]。

  在德語中,Darstellung(表現)有一個意思,即戲劇呈現,但“戲劇呈現”這個意思直接來自該詞的基本意義,這個意義就是“讓……在場”、“讓……展現”,其最基本的意思是與“讓……就位”有關聯的,即讓某事物得到展示、成為可見的在場。要領會這里特別細微的意涵,最有益的做法就是比較一下“Dastellung”和“Vorstellung(表象)”。Vorstellung這個詞,也有“讓……就位”的意思,但這里的這個位置是一個前場,暗指有某種東西從背后撐起了這個前面的位置,而這種東西并不直接在這個位置上展現自身,而是由其替身——Vorstellung——在這個位置上代表。但就Darstellung而言,情況完全不同,不存在背后的東西:情況的全部本身就是“da”,就在那里,就在在場的此一位置上展布著。[19]

  截至被刪除段落的這個地方,文本用Darstellung和Vorstellung之間的區別,使在場(結構在其效果中的在場)的不可還原的種種表意與勻質內在性(結構在其效果中的內在性)之間的區別變得可見了。Vorstellung是從空間性方面被構想的,它不是再現,而是現-前;有某個更基本的在場的本質在后面撐著它。而Darstellung就是事情本身;背后再無什么外部或超越之物。這至少是上文的字面意思,但緊接著,阿爾都塞卻又混淆了剛區分開的二者。實際上,在阿爾都塞的文本中,Vorstellung沒再出現過,兩個詞再度混為一體。這段文字接著說:

  這么看來,一出理論戲劇的全部文本就在那兒,通過扮演(Darstellung)的呈現而被擺了出來,但是人物的動作或臺詞的直接性卻窮盡不了這出戲的全部:我們知道,每個運動和每個人物以及人物在他們的人格在場中所表達的全部關系,處處有著完整整體的在場——但是,卻只能被領會為整體在場,領會為整體的潛結構,只能籠統地意會;它只能在每個要素和每個角色被隱約瞥見。你可以說Darstellung是結構在其效果中的在場,是在以其效果存在的結構所實際產生的那些效果的樣式化結果——也可以說,Darstellung恰恰是某種不在場的東西的作用結果……就我理解而言,這種不在場的東西的作用結果就是指不在場的原因的作用結果,眾所周知,這種認識認為結構雖有種種效果,盡管這些效果從流俗的觀點看是實際存在的,但它們的原因卻是某個不在場的東西——你究竟如何理解,這都要視你所處的層面而定。但必須重視這個現象——即原因在其效果之中的在場、在其效果中的內在性的現象——的另一方面,它還可以另被理解為結構就實存于它的種種效果之中。[20]

  至此,我們便深入了斯賓諾莎主義領地之中。一開始,阿爾都塞曾在Darstellung和Vorstellung之間做出了區分,接著,阿爾都塞使用了“效果即在場”和“效果即實存”這兩個表述,它們看似相似,實際上卻是斯賓諾莎所采用的閱讀法之下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前者是泛神論讀法的結果,后者是無神論讀法的結果。原因在場于其效果的觀念,就算把原因和效果統一了,但同時也是將二者分開了。此外,潛在性本身就算可以被理解為內在的超越性的一種樣式,也可以被理解為內在性的一種樣式。1968年版刪除的這些片段無疑傳達出了有關結構的前一種含義,當然,這個結構含義也可以另作別解,理解成完全相反的結構觀。刪除了這些片段之后,阿爾都塞讓這另一種對結構性原因含義的理解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就這種另解而言,“效果就是結構的全部實存(l’existence de la structure dans ses effets)。這正如阿爾都塞所說,“除了效果,別無他物”(ne soit rien en dehors de ses effets)[21]。

  這里出現的“新”結構觀是:結構理解為各獨異整體匯合為獨異實體。阿爾都塞杜絕了表現性因果性的種種觀念,同時也否定了求助于目的論的一切可能,也就是說,阿爾都塞不再相信個別事物的完成性、不再相信系統的完成性,即便這種目的論的選擇曾一度對他頗具誘惑力。

 

  三 結構的表現:相遇的個別性

  在這個意義上,馬舍雷為被結構的整體觀所提出的建議不僅為未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還勾勒了需要參考的共同文化及文本系統。除了直接提到“斯賓諾莎”之外,馬舍雷還提及了1665年斯賓諾莎致奧爾登堡的信,在這封信中斯賓諾莎試圖回答奧爾登堡提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與阿爾都塞的研究直接相關。奧爾登堡問“我們如何知道自然的每一部分與整個自然相一致的方式,又如何知道每部分與其他各部分相聯系的方式?”[22]斯賓諾莎回復時首先提醒奧爾登堡說,一致和關聯,也即一般所理解的“秩序”是人的想象的產物,并不適用于自然。因此唯一存在的無非是在量上或大或小的個別事物,它們與其他個別事物相互構成,以至于無限。此外,這些個別事物不是萬有的整全的“部分”,至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部分”,因為萬有的整全是無限的,其“部分”被它的無限力量所決定,在它的無限力量決定之下以多到無限的樣式發生互動。

  在《黑格爾或斯賓諾莎》(《讀<資本論>》問世十五年后出版)中,馬舍雷返回了他在與阿爾都塞的通信中提出的問題,他引用德勒茲對盧克萊修的討論,解釋了萬有的整全的無限性在斯賓諾莎那里的哲學后果:

  作為各異要素的產物只能是無限總和,也就是說這樣一種總和,它不能對它之內的要素總體化。能同時包含自然的所有要素的組合是不存在的;既不存在單一世界,也不存在萬有的總體。一、存在或整全,都不決定于φ?σις(物理的實際發生)。自然不是集合性的,而是配分的(distributive):自然法則分配著那些不可被總歸合并的諸部分。[23]

  這里不再把萬有的整全視為整體和有機體。在馬舍雷看來,存在的每個事物都是“由個別存在的相遇構成的,但它們的聯系并不取決于某個內在秩序的統一”。目的論觀念根據整體的意向為每部分指派功能,要取消目的論觀念,“就必須代之以一種完整的因果解釋,這種解釋只考慮物性身體間的外在關系”。以人的身體為例,這是一個利于理解的有機整體模型,其各個部分聯合在一起,直到“環境條件發生改變,其要素間的關系也發生樣式的改變:聯合被瓦解,其各個部分散開,形成另外的組合”[24]。因此,斯賓諾莎的整體可以被理解為一種不可總體化的總和,但只要結構還被等同于整體,我們似乎就必須放棄這種理解方式。在《黑格爾或斯賓諾莎》中,馬舍雷直接回應了60年代的這場爭論,他問道:“這是不是說再也不可能設想自然中存在統一體呢?”他提醒說,“要擺脫目的論秩序的幻覺,僅用對純實有之偶然無序的表述取而代之還是不夠的,這種表述不過是[目的論幻覺]的鏡像而已”[25]。斯賓諾莎稱每個具體匯合的持存為每個個別存在的“conatus(努力)”和“現實本質”,這種本質完全、不多不少地與該個別存在的實際狀態相重疊[26]。此外,個別存在借以持存的力量與它由以被認識的力量相同,與它的可理解性原則相同。德勒茲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德勒茲論盧克萊修的文章出版于1961年,提出盧克萊修的“自然哲學”“必需一種高度被結構的因果性原則(un principe de causalité fortement structuré),這種原則能解釋多樣性事物的生產,而且在這種解釋中,多樣性事物都是合成物,是自然元素間的多樣的且不可總體化的合成產物[27]。這篇文章1969年作為《意義的邏輯》的附錄再次發表的時候,德勒茲甚至把原子的趨勢或偏轉也稱為一種“conatus”。

  這樣來看,阿爾都塞的第二種結構觀更類似于斯賓諾莎所說的“個別本質”。在斯賓諾莎哲學中,一個個別事物可以與另一個個別事物組合在“自身形式不發生任何變化”[28]的情況下組成第三個個別事物,以此類推至于無限。斯賓諾莎哲學與其說是原子論,不如說是一種關于表現或者流溢的理論。結構的異質性可以使我們形成一種對必然性的認識:所有匯合都受必然性支配,且這種必然性不會讓每種匯合的復雜性構成某個意圖的“替身”。匯合是相互構成但又受決定的諸個別物。

  就此而言,阿爾都塞對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想法尚處在不可見的、未被思考的狀態之中:他認為一次事件、斷裂、突變是由“積極的”矛盾生產出來的,“積極的”矛盾本身又是“‘矛盾’巨大積累的”合成物,那些矛盾“極其異質,來源也不盡相同,意義、活動的層面和場合也不相同,但它們卻‘匯成’一個斷裂的單位(unité  de rupture)”[29]。這些矛盾進入統一體之中,既沒有喪失“連貫性”,也沒有喪失自己的“功效”。這種相遇產生了一個更大的個別性,即歷史形勢。接著往下推論,結構之為結構,就是指它與不可還原的眾多因素所組成的個別性、“斷裂的統一體”是無法區分的,這些要素的相遇形成新的個別性,但又絕不會取消要素間的差異,該個別性會一直存續直到某特定力量促成的新相遇“瓦解”這個合成體。

  可是,《矛盾與過度決定》的種種效果卻清楚地表明,阿爾都塞還沒有充分的理論自覺,未能將諸個別單一體(entities)的這種匯合放到更大的單位中去理解。發表于1963年的《論唯物主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標志著一種嘗試,既是對批評的回應,更是對早先那篇文章欠缺的糾正。列寧論俄國革命的諸多著作“在回顧促使革命取得勝利的許多不尋常的條件時,表面上確實完全象是人們所說的’多元論’、’極端經驗主義’、’因素論’等等……的確,列寧這些著作的意義不在于對某種特定形勢(匯合)的簡單描述,也不在于對各種奇特的或特殊的因素的羅列;相反,它們都是具有理論意義的分析”[30]。正是這樣一種分析構成了列寧那里“不可替代的東西”:“即對一次具體形勢的分析,這種分析深入到了該具體形勢中諸矛盾的移置(déplacements)和凝縮(condensations)之中、深入到了這些矛盾的悖論式統一體之中,這個悖論式統一體就是‘現實時刻’(moment actue)的實存本身,它將在1917年的2月到10月中獲得政治行動的改造——最強烈意義上的改造”[31]。前一篇文章的目標僅僅是標劃出“現實時刻”中不可歸約的多樣性。而阿爾都塞必須接著處理這種“悖論式統一體”的性質。所以,如果說這個統一體是“復雜的”,那么它也是“被結構的”。理論的目標不是對這些要素的對抗性和不兼容性進行化約,相反是要去把握這些要素以“離析性綜合(synthèse disjonctive)”組成的那種結構。它們之所以組成了那個結構,就是因為它們的對抗關系,即便這種對抗關系從未制造出對立應力的平衡。對抗的諸要素的結合總是不平衡的,總是有著明確的主導和次要的關系,但次要并不是主導的“純粹現象”,也不能被還原為主導。個別單一體的持存,甚至是它們組成的更大單一體的持存,對阿爾都塞來說,都是與所謂從某個總體性而來的“既有的復雜結構整體”完全不同的。

  注釋

  法國“當代出版收藏研究所”(Institut me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阿爾都塞檔案:Fonds Althusser ALT2.A6-05.02.

  同上。

  同上。

  同上。

  皮埃爾·馬舍雷:《一種關于文學生產的理論》(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Roudedge, 1978), 第141頁。

  同上,151頁

  這句話在英譯本中“奇怪地”消失了,見馬舍雷“文學分析:結構之墓”,載《通向一種文學生產的理論》(Pour une theorie de la production litteraire, Paris: Maspero, 1966),第925頁。

  皮埃爾·馬舍雷:《一種關于文學生產的理論》(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Roudedge, 1978), 第155頁。

  皮埃爾·馬舍雷:《通向一種文學生產的理論》(Pour une theorie de la production litteraire, Paris: Maspero, 1966),第918頁。

  皮埃爾·馬舍雷:《一種關于文學生產的理論》(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Roudedge, 1978), 第151頁。

  阿爾都塞檔案:ALT2. A11-02-04

  見阿爾都塞《阿爾都塞給弗蘭卡的信》(Althusser, Lettres à Franca (1961-1973), Paris: Stock/Imec, 1998), p. 663.

  阿爾都塞主持的《讀<資本論>》前后出過三版,第一版為阿爾都塞、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ére)、皮埃爾·馬舍雷(Pierre Macherey)、艾蒂安·巴利巴爾(Étienne Balibar)、羅歇·埃斯塔布雷(Roger Establet)最初合作的版本,出版于1965年。1968年阿爾都塞重新整理,保留了巴利巴爾的部分,再版為兩人合作版。1968年的第二版,阿爾都塞對自己撰寫部分改動比較大,其中就包含了通過與馬舍雷的討論,對“結構”問題的“自我批評”。1975年,阿爾都塞又改回五人合作版,在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三個版本。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版本不是簡單對第一個版本的重新出版,而是以編輯注釋的形式,收入了阿爾都塞及其合作者在讀《資本論》工作中的增刪情況,保留了過去版本中刪去的不少文字,可以看到阿爾都塞20世紀60年代工作探索期的思想成形過程。——編譯注

  路易·阿爾都塞《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7頁。譯文有調整。——編譯注

  同上,第15頁。——編譯注

  阿爾都塞等五人合作《讀<資本論>》(Althusser et al., Lire le Capital, Paris: PUF, 1996), p.636.

  路易·阿爾都塞《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72頁。——編譯注

  但在第二版中刪除了。之所以刪除,原因仍然是“建筑結構觀”和“拓撲結構觀”的混淆,但畢竟,在混淆中,阿爾都塞感到有某種“新東西”,某種新的結構“理論”的出現。由于還無法用精確的語言表述,所以刪去,代之以相對簡單的表述(即1968年第二版中的文字)。蒙塔格在這里通過細讀這段文字,對阿爾都塞“結構理論”的新東西進行了剖析。——編譯注

  阿爾都塞等五人合作《讀<資本論>》(Althusser et al., Lire le Capital, Paris: PUF, 1996), p.646.

  同上,第646頁.

  阿爾都塞、巴利巴爾:《讀<資本論>》第二卷(Althusser et Balibar, Lire le Capital, Tom II,Paris: PU F,1968), 第64頁.——編譯注

  洪漢鼎先生譯為:“自然的每一部分與整個自然相一致,與其他的部分相聯系這一認識問題上作何考慮”,見《斯賓諾莎書信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42頁. ——編譯注

  德勒茲 《意義的邏輯》(G. Delueze, Logique du sens),轉引自馬舍雷《黑格爾或斯賓諾莎》(P.Macherey, Hegel ou Spinoza. Paris: Maspero, 1979),第195頁。

  同上,第216、217頁。

  Est-ce que cela signifie que nulle unité ne peut plus être pensée dans la nature, et que celle-ci est dispersée à l’infini, dans un succession circonstantielle de rencontres, au niveau desquelles aucune nécessité immanente ne peut plus être dégagée ? Mais, pour échapper à l’illusion d’un ordre finalisé, il ne suffit pas de lui substituer la représentation d’un désordre contingent de pures existences, qui n’en est après tout que l’image en miroir.——馬舍雷《黑格爾或斯賓諾莎》 (P.Macherey, Hegel ou Spinoza. Paris: Maspero, 1979),第221頁。——編譯注

  見斯賓諾莎《倫理學》第三部分 命題六到命題七。

  同上 310.

  《倫理學》第二部分命題十三補則七附釋(見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 假如我們試考察另一種為許多不同性質的個體所組成的個體,則我們將發現這種個體可以在許多情形下被激動,但仍然能夠保持其性質。因為它的每一部分既然是多數物體所組成,則每一部分便可以作較速或較遲的運動而不致改變其性質,因此每一部分能夠較遲或較速地傳達其運動于其余部分。假如我們試想象一個第二種個體所組成的第三種個體,則我們可以發見,它可以在更多的情形下被激動,但是它的形式不致有什么變化。如此無窮地推演下去,我們不難理解整個自然界是一個個體,它的各個部分,換言之,即一切物體,雖有極其多樣的轉化,但整個個體可以不致有什么改變”。——編譯注

  阿爾都塞:《矛盾與過過度決定(研究筆記)》,見《保衛馬克思》(Pour Marx, Paris, PUF, 2007),第98-99頁:Quand dans cette situation entrent en jeu, dans te même jeu, une prodigieuse accumulation de « contradictions » dont certaines sont radicalement hétérogènes, et qui n’ont pas toutes la même origine, ni le même sens, ni le même niveau et lieu d’application, et qui pourtant « se fondent » en une unité de rupture, il n’est plus possible de parler de l’unique vertu simple de la « contradiction » générale. 顧良譯杜章智校漢譯本作:“總之,在這種形勢下,有許許多多矛盾在起作用,而且為著同一個目的在起作用,盡管這些矛盾的產生原因、意義、活動場合和范圍不盡相同,有些矛盾甚至根本不同,但它們卻“匯合”成為一個促使革命爆發的統一體,因而不能再說只是一般矛盾單獨在起作用”,見《保衛馬克思》,顧良譯 杜章智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7頁。——編譯注

  《論唯物主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見《保衛馬克思》(Pour Marx, Paris, PUF, 2007)第179頁。

  同上,第181頁:L’irremplaçable des textes de Lénine est là : dans l’analyse de la structure d’une conjoncture, dans les déplacements et les condensations de ses contradictions, dans leur unité paradoxale, qui sont l’existence même de ce « moment actuel », que l’action politique va transformer, au sens fort, d’un février en un octobre 17。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現有漢譯均未對該句與精神分析的關系給予充分的重視。顯然,與本文核心概念“surdéterminaion(過度決定)”一樣,移置(déplacement)和凝縮(condensation)都來自精神分析理論:移置和凝縮是神經癥(以及夢)的身體癥狀的“過度決定”表現。——編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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