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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南枝 |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與走向

魏南枝 · 2019-07-03 · 來源:《中國青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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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本土意識以反內地為主要標志,既是西方中心主義仍主導香港主流民意、回歸后“去殖民化”工作缺失等的結果,也是香港產業空心化、貧富懸殊、階層固化和相對于內地的比較優勢逐漸衰退等的產物。

  摘 要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具有“逆全球化”時代背景和香港內外部多重原因。香港的本土意識以反內地為主要標志,既是西方中心主義仍主導香港主流民意、回歸后“去殖民化”工作缺失等的結果,也是香港產業空心化、貧富懸殊、階層固化和相對于內地的比較優勢逐漸衰退等的產物,體現為傳統的右翼勢力和新興的左翼勢力的合流。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與香港多重“青年危機”的長期積累密不可分,正在朝激進化、體系化和沖擊建制內等方向發展。對此,應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律規制與政策調整,并將其納入對港工作思路調整的整體性、系統性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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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六位新晉的“本土派”青年候選人當選立法會議員,標志著香港青年本土派力量已經實現從街頭運動走向立法會的建制內政治崛起。2016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宣判游蕙禎和梁頌恒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2017年7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羅冠聰等四人的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無效,對無視規則、公然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的行為依法進行了判決,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青年本土派政治力量向極端方向發展。但是,青年本土派政治力量對香港青年的影響仍在持續,2017年年底香港立法會陷入關于議事規則修改的政治風波,社會亦因“染紅說”而引發爭論。由于青年本土派的支持者大都為香港青年,未來“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完善需要深刻檢討香港青年本土派政治崛起的時代背景和多重原因,特別是當前相當比例的香港青年群體認同本土派的原因,以追本溯源、全面分析其積極面與消極面,對其進行有效化解和吸納,并借此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一國兩制”。

  

一、全球化沖擊下本土主義的復興與香港本土派

 

  本土主義的早期形態是保存或復興某種地方性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政策或政治實踐,是19世紀歐洲創設“民族國家”概念和制度并向全球推廣的產物。近兩個世紀以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本土主義經常被作為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的工具。全球化浪潮之下,以“反移民”為主要特征的本土主義對今天歐洲和美國的影響力迅速增強,從社會思潮逐漸向社會運動發展,并在相當程度上沖擊了其政治版圖。香港的“本土意識”與席卷歐美的這股浪潮有著深刻的聯系,但也存在諸多區別,例如香港本土主義者不以反外國移民為主要訴求,作為政治力量的香港本土派與當前歐美多國將本土主義作為其政治工具的右翼政治力量也有所不同。

  1.歐美國家的本土主義思潮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發達經濟體國家普遍出現人口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問題,產生了大量移民的客觀需求。同時,經濟全球化浪潮賦予跨國資本前所未有的流動性和權力膨脹,推動資金、信息、商品、貨物等生產要素的全球性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但是,經濟全球化特別是金融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導致發達經濟體國家和地區的貧富懸殊和中產階級萎縮日益惡化、勞動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年輕人失業率高企、階層固化等,因此以反對移民、逆全球化等為主要特征的本土主義思潮在美國、西歐等發達經濟體國家迅速蔓延。以“真正的美國人”“真正的法國人”等為口號的本土主義思潮,強調民族、種族、文化和宗教認同,主張共同價值觀之下的自決原則,主張保護民族文化和經濟民族主義等,呈現出內卷化的趨勢。這種本土主義思潮相當程度上忽略或淡化了資本權力膨脹所產生的“勞資失衡”加劇、資本與政治權力勾連加深等根本性原因,其隱喻的訴求是試圖捍衛白人曾經享有的優勢地位[1]。

  與近現代以來民族主義對于構建民族國家所發揮的意識形態基礎性作用不同,今天歐美世界的本土主義思潮只是在既有的公民制度設計之下進行“本土”與“非本土”的區分,存在公民身份認同(具有國籍)與本土文化認同(認同白人敘事所構成的主體文化)之間的沖突。本土主義容易與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等存在語意或主張的重疊,有強調“他者即惡”的共同特點,但是在核心主張和范疇等方面有所不同,例如本土主義的核心是“排外”,而民粹主義的主旨是“反精英(建制)控制”[2]。

  2.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21世紀初以來,香港“本土意識”最初以文化思潮的面貌和形式出現,香港少數文化精英借此提出其自治訴求和民主訴求,希望激發香港“本土意識”,構造香港本土論述,實現所謂“香港完全自治”的政治目的。該思潮與社會運動的結合,被界定為香港的地方主義,是香港地方性認同的一種極端形式,呈現出一種反內地情緒、對殖民地時期的“鄉愁”和反政府(建制)運動等的綜合體。因此,香港的“本土意識”既有發達經濟體在全球化沖擊下的共同焦慮的相關因素,也有基于香港自身特點而形成的獨特焦慮,并且與民粹主義等更深刻復雜地交織在一起。

  當前香港的“本土意識”不以反外國移民為主要訴求,而是以反內地為主要標志,其“他者即惡”意識中的“他者”既不以公民身份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來劃分,也不以本土文化認同(廣東文化)來劃分,而是與對殖民地時期的“鄉愁”等糅雜在一起,將內地視為“惡之他者”[3]。香港回歸之前,香港市民的普遍身份認同為“香港華人”。具有三重含義:一是被英國殖民者所藐視的“低人一等”身份;二是香港的華人能夠團結起來主張權益的共同身份;三是相對當時貧窮落后的內地華人“高人一等”身份。這三重含義,既構成了港英政府自20世紀60 年代以來在香港進行“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淡化中國人身份認同、將殖民地文化逐漸等同為香港文化的“洗腦贏心”工程得以成功的民意基礎,也構成時至今日西方中心主義仍然主導香港主流民意、不利于回歸后香港居民特別是青年人形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價值觀來源[4]。

  針對1949年之后的香港成為“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等不同意識形態斗爭前沿的狀況,港英政府以強硬的手段控制中文教育,將香港一些大學改造為港英政府用來抵制內地政治的文化工具。在1967年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抗議運動后,通過一場爭奪“思想領地”的戰爭,貶低中華文明和妖魔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培養出香港精英階層和市民對殖民政府的支持,塑造香港市民本土自我意識[5]。因此,通過以經濟與文化手段為主的多種治理手段,港英政府對香港社會,特別是香港精英階層施行了“去中國化”的文明征服,成功實現了用形式上的中西合璧文化、實質上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所謂“本港文化”和“港人意識”來替代傳統中國文化,削弱了香港市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1997年香港回歸后面臨“去殖民化”所帶來的普遍性挑戰,卻由于一定程度上將“反去殖民化”和維護香港“制度不變”“港人治港”等混為一談,而沒有開展系統的“去殖民化”工作,例如延續了原來的英殖時代的文化教育體制,愛國主義教育甚至相對回歸前遭到更大阻力和干擾;例如香港特區政府未將中國歷史課列為必修課,有利于親西方殖民傳統的延續和“反中”人才的價值觀注入。

  在回歸前后一段時間內,香港廣泛使用“中港關系”這樣的字詞來形容中央與香港的關系,變相將中央與香港視同為“對等”關系,客觀上造成了“祖國被陌生化與他者化”的結果,推動了香港人在回歸前后從“華人”身份認同到“港人”身份認同的變化。并且,在港英政府時期對內地和中國共產黨的長期負面宣傳之下,相當比例的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較低,對國家的認識停留在港英政府對內地1949—1978年那段歷史的宣傳,既不了解內地現狀,更不關注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的未來,“香港內部有著一股強烈反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情緒,這股情緒自然成為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的一個核心部分”[6]。因此,他們較傾向于認為民主化是回歸后加強香港自主權及防范中央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手段,不利于香港“去殖民化”工作的開展[7]。

  香港雖然從法理意義上實現了回歸,但是并未實現香港社會人心的普遍回歸。這就造成了文化領導權方面的“受制于人”,也為今天以反內地為主要特征的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提供了空間。因此,回歸之前的“香港華人”所具有的三重含義和回歸之后“去殖民化”工作的缺失,共同構成今天部分香港市民的愛國意識與本土(地方)意識的撕裂、公民身份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本土文化認同(對殖民地時期的“鄉愁”)的沖突基礎。

  3.香港本土派政治力量與歐美本土主義政治力量的異同

  香港“本土意識”之所以在回歸之初不突出、反而在2008年前后逐步彰顯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回歸前后的香港經歷了類似美國和歐洲所發生的產業空心化,由于產業結構未能適時升級、政治精英與工商資本力量關系緊密、財富迅速向少部分人集聚、中產階級趨于萎縮和草根階層日益赤貧化等,香港的“回歸紅利”沒有充分轉化為香港大部分市民能夠共享的“社會紅利”,而是大都被香港既得利益階層所壟斷。這些積累的經濟與社會層面的結構性矛盾在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集中爆發,因近十年來香港經濟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日益邊緣化而不斷激化,因當下香港相對于內地的比較優勢逐漸衰退所產生的失落感而日益復雜化。于是,在內外部力量的綜合作用下,推動了反精英主義、經濟民粹主義和“本土意識”的興起。并且,部分香港政客、文化知識界人士和外部政治力量把香港社會的內部矛盾和沖突歪曲為內地與香港的矛盾,將內地視為全球大資本家利益的代表[8],以此來煽動普通香港市民特別是青年人對內地的不滿,將這種不滿作為香港青年本土派政治力量崛起的民意基礎。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香港的本土派政治力量與歐美本土主義政治力量都使用本土話語,但是二者在左右翼區隔和支持者群體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別。在當前歐美國家政治話語體系中,本土主義思潮往往被右翼保守主義政治力量所利用,例如以美國的特朗普、法國的勒龐等為代表的右翼政治人物,通過炒作或者放大本土主義思潮,強化反全球化、反非法移民、排外等情緒,同時引領民族主義高漲情緒,將自己塑造為“草根”代言人。盡管存在城邦派、自治派和“港獨”派等多個分支,香港的本土派政治力量體現為傳統的右翼勢力和新興的左翼勢力的合流:從政治派別來區分,右翼主要體現為香港“泛民”中的激進力量,左翼包括主張香港人優先享有基本社會福利權益的本土派中的“港獨”勢力等[9];從政策導向來區分,右翼主要體現為反“內地”、追求完全自治乃至“港獨”的極端保守、排外的政治訴求,左翼主要體現為注重社會福利經濟政策—實質上是既反對金融全球化霸權、又反對過度自由資本主義導致貧富差距拉大,是二者結合體[10]。

  就英國“退歐”公投、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和法國2017年總統大選等情況分析,歐美國家本土主義思潮支持者的主體是中老年人和藍領白人工人階級等。香港本土派政治力量的主要支持群體為:香港青年、對特區政府施政效能極度不滿的普通香港市民以及部分黑社會勢力[ 11]。其中,越來越多香港青年在朋輩效應影響下默許或支持激進社會運動,成為香港青年本土派政治崛起的主要支持者和參與者。

  

二、香港的“青年危機”與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

 

  香港早期的青年社會運動曾經以愛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為旗幟,例如20世紀60至70年代間的“認識祖國、關心社會”運動,強化了香港社會的中文認同;“法定中文語言”運動,迫使港英政府將中文與英文并列為官方語言等。近年來,走激進路線、批判民主回歸論、追求“港獨”分離的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甚至成為香港政局的第三極[12],既是當前發達經濟體國家和地區整體處于動蕩和沖突時代的一個縮影,也是上文所分析的種種歷史和現狀相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還與當下香港所面臨的“青年危機”相關。

  1.香港的“青年危機”

  回歸之后,未受殖民統治的香港年輕一代,缺少對國家和民族歷史的教育,自然缺乏對民族主義的認同,相反他們深受西方中心論影響,易于接受“世界公民”和“香港人”身份認同。并且,由于就業困難和房價高漲等,導致其承受“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中產夢難圓”“對自身生活和發展機會不滿”等多種現實壓力,容易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缺乏信任和產生不滿[13]。青年危機相互交織,為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提供了社會基礎和支持群體。

  (1)產業結構調整不及時導致青年人就業前景和上升空間有限

  20世紀80年代中國內地施行改革開放,作為內地出口世界的最大轉口中心,香港抓住機遇將自身產業結構向服務業轉型,以整個內地的巨大資源和龐大市場作為支撐,把香港建設成為亞太國際金融中心,這是香港歷史上發展最快的階段。但是香港自身體量太小,這種迅猛增長并非依靠內部產業自然升級,其背后作為支撐的制造業、高科技行業基礎實際上有賴于內地,但是香港大部分人對此并不清晰掌握,反而容易將香港奇跡歸功于港英政府執政效能良好。最關鍵的是,回歸前的香港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多個方面都已經被地產霸權所控制,一方面香港享有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桂冠;另一方面是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房地產和銀行業的相互依賴導致香港高度的市場壟斷已經形成,特別是土地和房地產高度集中所造成的超高成本,幾乎剝奪了所有其他產業(例如高科技產業)和民生發展的空間;再加上長時期的港英殖民統治,使得香港深受殖民思維所囿,未能抓住21世紀初中國快速發展的歷史性機遇進行及時經濟結構轉型。例如中興、華為這兩家中國通信業的國際巨頭在發展初期都存在港資背景,但相關香港企業并未將產業升級到技術含量更高的層次;又如李嘉誠之子李澤楷在2001年拋出曾經持股的20%騰訊股票,而現在這些股票市值在2000多億人民幣以上。總之,香港產業結構調整不及時,使香港經濟活力受損,新興產業幾無發展,也使得香港普通青年人創業環境惡劣。

  目前,香港的主要就業行業為金融及保險、地產以及商用服務業、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等,也就是說低端商貿服務業承擔了吸收普通大眾就業的功能。根據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2001年香港青年具有專科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為19.5%,而2011年達到39.3%,上升了近20個百分點,說明青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普遍提升;但是青年人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2011年與2001年都是8000港幣,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等,相當于薪金受到明顯壓縮反而收入下降了。并且,青年人就業的主要職業為: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34%)、文書支援人員(29%)、輔助專業人員(18.3%)、非技術工人(7.6%)等,說明從事中產職業的青年人占比不高,就業出路相對狹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并未有效改善青年人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和長期職業發展的前景[14]。因此,香港如果不能有效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未來經濟發展空間狹窄、動力不足[15],給青年人的空間和上升渠道會日益狹窄,當然會引發青年的普遍不滿并希望改變現狀。

  (2)社會階層固化導致青年難以看到改變命運的希望

  回歸二十年以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香港從7000美元增長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七個經濟體之一。但是,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著近80%的財富。2016年按原本每月住戶收入編制的香港基尼系數為0.539,創45年來新高,其不平等程度位于世界發達經濟體之首[16]。

  香港經濟包括公用領域的各方面基本由幾家大的壟斷性家族企業控制。普通工薪階層從內地開放和回歸紅利中受益很少,反而因為公共服務供給有限而導致相當比例的青年人生活條件日益惡化,甚至成家立業的目標成為泡影。例如,2017年3月的名義工資指數與2016年3月相比上升了3.6%,但是同期私人住宅售價指數上升了19.6%,私人住宅租金指數上升了9.3%[17]。也就是說,普通香港青年人通過工薪收入來購買私人住宅的可能性日益降低,甚至連租房也越發困難。

  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兩極化日益凸顯,隨著貧富差距擴大、房價飆升和物價持續上漲,很多普通青年人看不到通過自己的個人努力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因而“廢青”和“下流青年”的說法成為流行詞。基于這種消極心理,在有關輿論的刻意引導下,部分香港青年認為本地的地產霸權資本、大工商資本和特區政府、中央政府是既得利益共同體,回歸后的一系列問題歸咎為內地人搶走了香港人的機會,將問題根源歸結為現有政治體制的不公正,導致建立在經濟社會發展兩極化基礎上的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的傾向更加嚴重。因而,從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顯示,香港青年人對“港獨”的支持率近年來持續上升,盡管2017 年下半年以來有所下降,但支持“港獨”的比例仍有近20%。

  (3)對文化主導權的放棄導致青年對“一國兩制”認知不清

  中央對港工作在一段時間內話語權缺位,造成各類反對派勢力逐步塑造了不少港人特別是青年人對“一國兩制”下中央的權力和責任的片面理解,對“一國兩制”產生認知模糊乃至錯誤認知。認為中央行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就是要摧毀香港的價值和制度體系,違背了對香港民主化的承諾。香港青年大多受西方政治文明影響,認同歐美的三權分立、多黨制競爭性民主模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的形成、意義和作用等缺乏客觀充分的了解。香港青年本土派將自身包裝為“民主斗士”和“香港捍衛者”,通過反復炒作和制造敏感公共話題,例如地產霸權、本土主義等,將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現狀濃縮為簡單片面和危言聳聽的政治口號,以激起普通青年人的恐懼和憤怒,擴大青年人與政府之間的裂痕,加重了泛政治化現象。

  (4)港人和內地人的身份隔離致使青年缺少生存空間

  作為曾具有高流動性的移民城市,香港受現有“一國兩制”框架性限制所囿,物流、資金流的自由度遠遠大于人流的自由度,無法形成城市良性發展所需的“都市-中小城市-農村”之間人的自然循環流動機制。一個老齡化的商業城市無力內化所有矛盾,香港青年因此缺乏充分的生存空間和向上流動通道。目前“一國兩制”的相關管理機制,人為地將港人和內地人進行了公民身份的隔離。從香港方面來審視,或多或少與“崇洋”和“歧視內地”的固有心理有關,特別是由于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騰飛致使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認同越來越缺乏現實基礎,所產生的失衡甚至不安全感就反過來強化一種基于自我保護的保守封閉的香港認同;從內地方面來審視,香港人不能進入內地的體制內工作,不少內地法律文件往往仍將香港作為“境外”對待,無疑強化了香港青年人形成其與中國人的范疇對立的認知和思維習慣。

  2.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

  早在2009年左右,香港的反對派政黨就已經出現本土聲音。例如“香港本土”從公民黨分裂出來組織形成;又如提倡“港人優先、守護本土”的新民主同盟,以及2016年來自公民黨、民主黨和民協等的30名中青年代表在臉書發表的《香港前途決議文》宣言等,說明這種以強調民主自治的本土派力量雖然不那么激進,但是主張香港的事務由港人內部自決,屬于實質上的要求“完全自治”。

  激進香港青年本土派自2012年逐步出現于香港政治舞臺,并在2014年“占中”后逐步壯大,其政治崛起改變了過去較長一段時間的“建制-泛民”二元對立,將香港的政治版圖向三元結構方向推進。他們不但要求香港與內地區隔,而且不愿意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指導思想以“民主自決”和“港獨”等為主,其話語論述已經呈現出“理論化”和“體系化”特點,要求突破“一國兩制”框架,否定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主張修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制度的最終決定權只能在香港人手中,必要的時候香港可以獨立甚至建國等。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組織形態,主要有學生組織(例如香港幾所大學的學生會、學聯、學民思潮等)或青年政治團體(例如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香港眾志等),還有通過轉型為政團組織的參與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形成對香港政治的建制內沖擊。香港青年本土派的發展路徑,體現為從組織針對內地的街頭政治等激進運動向體制抗爭延伸,即從早先的“反國民教育”“驅蝗行動”,到后來的“非法‘占中’”“反水貨客”等,直至2016年以來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相繼獲得席位,其活動范圍廣泛分布于香港的經濟、政制、民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大都以“保衛香港”為口號,但同時高舉“龍獅旗”“英國國旗”“我不是中國人”“香港獨立”等旗幟,不斷朝激進方向發展。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主要溝通和聯絡方式為社交網站和網絡即時通訊,例如最近幾年的社會運動都是由各種青年本土派的社會團體組織和個人通過新媒體平臺來號召和組織的。這就使其社會動員過程呈混合形態,既有現實空間的社會運動組織和上述組織的合作網絡,又有虛擬空間的各種網絡渠道。信息和網絡技術的進步有利于香港青年本土派提升其社會動員能力和規模[18]。香港青年本土派善于利用高度發達的媒體(包括自媒體)發聲,香港媒體由于政治傾向或行業屬性(例如需要炒作熱點)使然,更容易將沖突中的香港青年形象進行強化宣傳。一方面擴大了這些激進青年的社會影響力,特別是容易在香港青年中制造“朋輩效應”;另一方面用部分青年的極端言行來“代表”大多數未發聲的香港青年,甚至掩蓋和攻擊反“港獨”愛國愛港青年的聲音,進而試圖壟斷香港青年人話語權,并故意以反內地和反“一國兩制”作為標簽來“污名化”香港青年群體形象,以贏得更多的政治資本。

  

三、完善相關制度的思考與建議

 

  面對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既不應當將其夸大為香港青年的普遍性現象,也不應當將其視為一個局限于香港青年人群體的孤立問題,而是應當將其視為香港市民“人心思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化解該問題的各項機制應當納入整體性對港工作思路調整的系統性工作之中,并以此不斷完善“一國兩制”框架。對此,建議如下:

  1.劃定青年工作的政治與法律底線

  早在1997年許崇德就認為,“政黨在香港的存在已是不可視而不見的事實……香港特區的政黨現象不可避免”[19]。為此,應當理性和全面對待香港青年本土派政治崛起的現實。“愛國者治港”更多是一個政治口號或者政治標準,而不是一個有著明確標準的法治概念。一方面,要明確“港獨”“完全自治”等言行屬于分裂行為,是嚴格被法律所禁止的,分裂行為在定性上不存在爭議,也不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強調,

  【“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另一方面,應當通過政治和法律相結合的方式來限制香港的地方性政黨通過普遍選舉等形式來強化香港的分裂意識。例如加強香港的政黨法制建設,以法治的形式阻止青年本土派力量組織和實施激進行為,防止其與國際勢力的聯系;根據依法清除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的極端性政黨,實現憲法與基本法框架之下的政黨立場整合。對此,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保護維護國家安全也是保護香港和香港市民的安全。

  2.特區政府有效回應香港青年合理利益訴求

  相當比例的香港青年支持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的原因,不是完全認同其激進主張,而是對現實不滿的心理投射。因此,必須要將同情極端本土理念的香港青年與少數極端本土人士進行區分,同時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來教育、引導香港青年,關心和支持香港青年的成長。在政治層面,應當從被動依賴利益結構固化的“小圈子政治”轉變為主動培養中青年人才、構建多元競爭機制,為香港青年在本地向上流動打通渠道。香港特區政府應當切實推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各項對青年人的培育計劃,培育優秀人才以長遠推動香港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在經濟層面,應當從大資本壟斷和經濟結構固化轉變為進行經濟結構轉型,融入中國的整體經濟戰略格局之中,給予青年人更多就業方式和上升空間。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6月會見香港政商界人士時所指出的,

  【“帶頭關心青年,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的問題,為他們成長成材創造良好條件,使愛國愛港光榮傳統薪火相傳,使‘一國兩制’事業后繼有人”。】

  從社會層面,應當從因內耗而經濟民生問題解決不力轉變為制定有針對性的公共政策,例如房屋政策等,著力解決香港市民特別是香港青年人關注的經濟民生方面的突出問題。

  3.加強香港青年公民參與和能力建設

  加強香港青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祖國的政治參與機制建設與能力建設。如果香港青年只能局限于以香港居民身份民主參與特區自治的范疇,則其中國公民身份無形中被淡化,難以建立起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認同,也就只能將視野局限于香港的政制改革問題。應當更多用“國家-公民”的解釋框架向香港青年人解讀基本法,而不是被“泛民”或者本土派力量的話語所限定,拘泥于“中央-特區”的二元框架。應當實現“對港人的國民待遇”,為香港青年與國家共命運掃除國民身份壁壘,引導和幫助香港青年人特別是中低階層青年人向內地走和向外走,融入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例如“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等重大發展戰略。對此,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出臺新一批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公積金待遇、獎學金制度等。在這些政策措施的落實過程中,應當注重將對香港青年的愛國愛港教育和對其個人成長成材有機融合在一起,既有教育引導也有幫助扶持。

  4.全面管治與高度自治有機結合

  將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實現有機結合,高度重視通過各種融合措施來實現“人心回歸”。一是,必須直面當前香港與內地在認同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從片面依賴上層路線轉變為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為香港青年的訴求表達建立正式機制。二是,塑造出一套有利于“一國兩制”實行的基本理念與認知體系并進行推廣,例如對香港的學校課程進行改革,加強歷史和地理科目的全面學習;對香港的考試科目進行調整,縮減目前由美國等西方勢力主導的通識教育,加強中國歷史科目的考試分量等。三是,敢于鼓勵香港青年發出不同聲音,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時,應避免刻意維護“一團和氣”的表象而縮手縮腳。例如2017年9月香港中文大學的“港獨”海報風波,雖引發眾多爭議與沖突,但有利于更多香港青年聽到與青年本土派不同的意見,進而形成全面的認知和相對獨立的思考。四是,推動愛國愛港教育工作者勇于進行積極引導,例如2017年12月香港專業進修學院舉行畢業典禮,有畢業生因不尊重國歌及違反守則被趕離現場并警告不準予畢業,校長陳卓禧主動與示威學生對話,有利于香港文教界走出“泛政治化”的旋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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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南枝: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臺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摘自《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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