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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義媛:農業技術的變革是如何被資本利用為謀利農業的工具

陳義媛 · 2019-06-29 ·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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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耕到生物技術:關于產業化的發展理論》一書重點講述在技術的變革進步中,資本是如何利用農業技術,逐漸打破農業“自然特性”的限制,而將農業生產變為資本增值累積的重要工具。并對此提出占取主義和替代主義兩種理論框架,讓我們清晰地看到資本對當下農業所實施的戰略布控。

  食物主權按

  本文重點介紹古德曼等學者關于技術變遷于農業轉型的著作《從農耕到生物技術:關于產業化的發展理論》,該書重點講述在技術的變革進步中,資本是如何利用農業技術,逐漸打破農業“自然特性”的限制,而將農業生產變為資本增值累積的重要工具。并對此提出占取主義和替代主義兩種理論框架,讓我們清晰地看到資本對當下農業所實施的戰略布控。

  同時,作者也指出該書對于中國農業轉型的啟發在于,農業資本化與工業資本的路徑不同,受自然條件的客觀限制,農業資本化并不一定伴隨著土地流轉和規模化,資本可以通過對農業不同環節的改造、重組,從農業中占取剩余,形成資本累積。

  作者|陳義媛(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副教授、人民食物主權志愿者)

  在農業現代化的話語中,技術進步始終是核心內容之一。從世界范圍來看,幾個世紀以來,農業轉型也與技術變遷直接相關。從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到農業生產資料——如種子、農藥、化肥——的改進和發明,無不對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關系產生深遠影響。其中,尤其引人關注的是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綠色革命。20世紀60年代,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發展機構合作,在印度資助高產種子、化肥、農藥和農業機械的推廣,印度國內也提供了不少補貼。多方作用下,印度的小麥產量20年內增長了一倍,水稻產量增長了50%,這一巨大的增長使印度成為綠色革命的典范。技術進步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不僅表現在經濟效率層面,也表現在社會、政治層面。例如,一些關于印度綠色革命的研究發現,大戶是綠色革命中的主要受益者;而由于種子的商品化,自然物種大量消亡,小農生計受到嚴重影響。技術變遷的影響是深遠的。在中國仍存在數量龐大的小農家庭的情況下,技術變遷如何影響小農生計,影響農村分化,影響中國農業的現代化轉型,都有必要從社會學意義上進行探討。

  本文將重點介紹古德曼等學者關于技術變遷與農業轉型的著作《從農耕到生物技術:關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理論》(From farming to biotechnology:A theory of agro-industrial development)(下文簡稱為“《農業產業化》”)。該書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解讀技術對農業的改造,對于我們理解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影響有啟發意義。

  一、農業技術與農業資本化:

  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的理論框架

  (一).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的背景

  古德曼等研究者在《農業產業化》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表達了,其目標是與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業轉型的理論對話。圍繞“農政問題”的爭論,作者對相關的闡釋都進行了回溯,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馬克思主義和恰亞諾夫學派的評述。

  事實上,關于農政問題的討論正是古德曼等研究者寫作此書的一個重要背景。農政問題的關鍵是農業轉型問題,關注的是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在不同歷史和政治經濟背景下,農業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角色。伯恩斯坦曾對農政問題的討論脈絡進行了梳理,并歸納出農政問題三個層面的意義。

  第一層意義是“農政的資本問題”,這也是爭論最多的議題。農政的資本問題關注的是,在向資本主義的轉型過程中,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以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對立為代表——如何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取代,最典型地體現在馬克思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解釋中。馬克思基于英國的圈地運動,指出農業的轉型導致了農業領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

  第二層意義是農政問題的政治意義,即在一個農民占大多數的國家,作為群眾運動基礎的、人數不斷增長的工人階級,應如何與農民相結合的問題,相關闡述主要見于恩格斯的《法德農民問題》一書。此后,列寧通過對俄國農村分化的研究,對不同階級的農民進行分析,尋找工人階級的同盟。

  第三層意義是農業資本主義的轉型如何為工業積累作貢獻,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以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為例,認為農業轉型可以為工業提供積累,國家通過農業稅收從農村提取剩余以供給工業,同時農業規模化也為快速的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在這三層含義中,農政的“資本”題相關的爭論最多,也是古德曼等研究者的著作主要的對話對象。

  隨著二戰后殖民主義的終結和世界各地的土地改革,地主地產制消失,資本也開始在全球內自由流動,農政問題的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的背景下,伯恩斯坦認為,“農政的資本問題”經被“農政的勞工問題”所取代。之所以是“勞工問題”是“農民問題”是因為伯恩斯坦認為,“農民”這一概念在今天已經失去了其指稱意義,農民僅靠農業生產已經無法完成其再生產,還必須結合多種不穩定的非正規就業。關于“農民群體”這一看法也有很多爭論,如何解釋第三世界仍廣泛存在的“小農”“家庭農業”甚至成為今天農政問題的一個焦點。

  對小規模農業得以存續的解釋,大致有以下幾種看法。

  一種解釋是強調農民家庭的自我剝削,使之能適應資本主義的環境,并指出小農家庭的出路是縱向一體化。第二種解釋強調家庭農業的功能,例如能提供廉價的食物和勞動力,為工業資本積累作貢獻。不過這種功能主義的解釋也受到一些批評。第三種強調小規模生產者本質上是無產化的,他們從屬于工業或農業資本,是隱蔽的雇工。第四種解釋從農業本身的特殊性出發,強調農業生產中“勞動時間”“生產時間”差異,而不是農戶的自我剝削,使家庭經營得以存續。盡管第四種解釋也強調農業的特殊性,但與古德曼等人的解釋路徑很不相同,古德曼對這一解釋的評論認為,其最終走向了資本主義與家庭經營這種兩極化的論述。

  以上關于農政問題的討論,是《農業產業化》一書的理論背景。在《農業產業化》一書中,作者想要對話的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農業的資本主義轉型究竟如何實現,作者想要回應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者從生產關系角度作出的解釋。二是如何解釋家庭農業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并沒有被消解,作者的對話對象,也是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小規模家庭農業終將被消解這一看法。古德曼等研究者認為,在關于農政問題的討論中,馬克思主義者的解釋過于注重對生產關系的分析,而忽視了農業本身的“自然”性這一特殊性。書中尤其強調了列寧關于俄國農業問題解釋的不足,認為在列寧主義者看來,農業的自然屬性并沒有太多特殊性,因此工業化大工廠的生產關系可以被復制到農業領域。古德曼等人強調,列寧混淆了兩個看法,一個是資本主義交換關系對農村的滲透,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勞動關系在農業中的復制。古德曼等人承認資本主義交換關系在農村社會的發展,卻不認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可以在農業中發展起來。以下重點介紹古德曼關于農業轉型的理論。

  (二).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

  在《農業產業化》一書中,作者主要從生物技術的角度,討論工業資本如何滲透到農業中,完成對農業的現代化改造。作者認為,農業現代化的路徑之所以與工業現代化不同,并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所關注的“農村社會結構”,而是由其“自然生產過程”決定的。農業的自然特性表現在,農業生產需要對自然能量進行生物轉化,需要付出植物生長或動物孕育的生物時間,同時還高度依托于土地。因此工業資本對農業的改造,是通過將農業生產中的不同環節轉化為工業活動來實現的,作者將之概括為占取主義和替代主義。

  “占取主義”指的是,農業生產中的不同環節被工業資本改造,這些部分被轉化為工業活動后,又以農業投入品的形式,被重新整合進農業生產中。資本對農業生產不同環節的占取,導致農業活動的資本化程度不斷提高。

  “替代主義”指的是,在農產品加工過程中,工業活動帶來的附加值比例越來越高,農產品先是被降為工業投入品的一部分,繼而不斷被“非農成分”所取代。

  作者特別強調,占取主義并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要素替代。占取主義表現為工業資本不斷弱化“自然”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表現為對農業過程的重構,在此過程中資本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實現積累。替代主義的實質則是將農產品中“農”的部分去除,重構其纖維和營養元素。以下分別對兩種過程進行介紹。

  1.占取主義:工業資本對農業生產過程的占取

  作者在這一部分開宗明義地談到,他之所以提出占取主義的概念,是基于一個前提,即工業資本無法對農業生產和加工體系進行標準化改造。因此,工業資本采取了另一種改造農業的方式,就是將農業生產中的一些特定環節進行單獨改造,例如以工業化的化肥生產,取代過去由農戶家庭完成的堆肥工作;以農藥制劑的生產,取代農戶的土法病蟲害防治工作。這些環節被改造后重新納入農業生產中,成為“農業投入品”。與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家庭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的轉型——相比,農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就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工業資本從農業中的不同環節獲得資本積累,這種積累可能是分散的和不連續的。作者認為,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工業資本競相重塑農業生產過程,使之成為資本積累的來源,就是工業逐漸占取原本作為一個整體的“農業”的過程。同時,這個不連續的占取過程,也是農業產業資本和農工復合體(即集機械設備制造、農產品加工、品種繁育、農業化工于一體的大型農業產業集團)的起源。

  作者指出,占取主義有兩種傾向。一種是以農業機械化為代表的占取主義,主要改變的是農業生產中的“勞動過程”,不改變農業生產的生物過程。與之對比,在手工業領域,機械化的應用改變了勞動分工和生產關系;農業機械化的應用則沒有,反而強化了對自然的從屬,因為工業活動對農業的占取僅局限于對生產工具的改造。另一種傾向是以生物技術的發展為代表的占取主義,改變的是農業生產的自然生物過程,例如農藥、化肥、雜交種子的推廣使用。隨著生物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以高產品種的應用為代表的占取主義,其實是同時對勞動過程和生物過程的部分占取。它使作物生長期變短,作物可以一年多熟,減少了“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之間的差異,使農業更接近于一種連續生產過程。而人為選育品種的技術,也典型地體現了占取主義的動力,即減少土地在農業中的作用。

  關于占取主義的討論,必然繞不開綠色革命。事實上,對自然生產過程的第一個占取就是對作物品種的基因改造,此后,農業產業資本的開拓都圍繞著農作物雜交技術展開。無論是農業化工領域,還是農業機械制造領域,都放棄了過去相對獨立發展的策略,轉而開發新的產品,使之與生物技術的創新更好地融合,各領域的產品互相依賴,這是新的占取策略的特點。因此,對于農業產業資本而言,關鍵問題就在于,如何使新的農作物品種特性更好地與自己的產品相融合,以便于其資本積累。事實上,農作物基因技術、農業化工和農業機械領域的創新,共同構成綠色革命的主要內容。高產、適合化肥投入的作物品種,是綠色革命的關鍵,也是跨國農業資本改造第三世界農業的主要工具。機械化和生物技術的結合,強化了資本對農業生產過程的控制。綠色革命是農業技術全球傳播的結果,也體現了占取主義過程的全球化。

  此外,作者也討論了國家在農業技術創新中的作用。在美國,早期的農業技術研究是國家主導的,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建立科研機構、加強大學教育。這些科研和教育機構為后來農業技術的推廣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甚至也是綠色革命的基礎。因為從研發到應用,到取得顯著的成效,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期,這一階段的科研投入需求也是最多的。美國早在 19 世紀 50 年代,就有不少州立大學建立起農業科研站,此后國家出臺了多個法案加強對科研機構的支持。根據書中所提到的,在長期的巨額科研投入下,直到 20 世紀 30 年代后期,這些科研成果才真正開始有回報。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后來的綠色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當早期的科研投入開始有回報后,私人資本開始逐漸進入育種領域,并占據主導地位,迫使品種繁育被種業公司所壟斷,小生產者自留、自育種的空間被高度擠壓。書中提到,到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私人資本已經成為新的玉米雜交品種主要的供應源;但在此之前,私人種業資本不過是種子的“銷售者”,種子的繁育主體還是公立的科研機構。這些公立科研機構甚至對小規模生產者進行培訓,向他們傳授育種技術。更重要的是,這些科研機構為小生產者提供了作物自交系的親本,使他們能夠自己育種。這對于種業資本來說是個障礙。隨后,在一些種業企業家的政治游說下,國家退出商業化的科研,使原先依賴公共科研體系獲取自繁種親本的小生產者,不得不從市場購買。這使得公立科研機構最終變成為私人資本服務。國家力量在科研領域的退出,事實上加劇了種子的商品化,而在此后私人資本不斷加強品種的專利保護下,小生產者更是不得不依賴市場購買。

  作者在占取主義這一章的結尾也談到,工業資本對農業生產的占取,使生產環節的利潤極大地下降了。工業資本對農業的滲透,可以從1930—1974 年間農業投入品的變化看出。40 年來,非商品化的農業投入品減少了40%,都被商品化的農資投入所替代了。農產品加工行業的發展,更使中間商所獲取的農業利潤是農業生產者的兩倍。小生產者的利潤空間被擠壓,對農業產業資本的依賴不斷加深,正是占取主義的一個結果。

  2.替代主義:工業原料對農產品的替代

  替代主義和占取主義一樣,也反映了工業資本對農業活動的替代。不過,盡管占取主義是將農業活動轉化為工業活動,從而弱化自然的限制力量,但這一過程中,資本仍與農業基礎保持著共生關系。替代主義則不同,從其發展趨勢來看,是農產品被不斷簡化為工業原料的過程,也就是要不斷消除“農”的基礎。這既可以通過使用非農原材料來實現,也可以通過制造食物或纖維的工業替代品來實現。

  替代主義的第一步,是食物加工和儲存從家庭手工業中脫離出來,成為一種大規模的工業活動。這與工業革命中的技術創新密不可分,尤其是蒸汽機的使用。蒸汽機的應用為大規模加工奠定了基礎。此外,地方市場被卷入全球經濟體系,也是替代主義產生的重要背景。面粉和糖的粗加工從小作坊走向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就是替代主義邁出的一大步。面粉、食用油、動物脂肪、糖、奶粉等初級加工產品的大規模生產,為食品加工行業提供了大量標準化、同質化的原料。

  在初期階段,替代主義的核心任務,就是在初級農產品和最終消費品之間插入一個中間環節,這個環節就是通過機械化的加工,制造大量的初級加工產品,如面粉、食用油、糖等。一旦完成了這一步,農產品中“農”的成分就可以被改造或被模糊化,使之更容易被轉化為工業產品。作者以小麥加工、奶制品等案例進行了說明。例如,在奶制品行業中,工業化烘干技術的發明就是一個重大進步,它使奶制品可以更有效地進行保存,以煉乳、奶粉形式保存牛奶,與過去只能將牛奶加工成黃油和奶酪相比,顯然前者更有利于進行大規模地工業化生產。于是煉乳、奶粉就替代了過去作為食品加工原料的牛奶。工業資本對食品加工行業的這一改造,對消費模式、銷售模式以及消費者的日常生活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替代主義發生質變的階段,最鮮明的特點就是食品加工業原料來源的變化,或者說擴大化。在初期階段,煉乳、奶粉等初級加工產品的大規模生產,除了為食品加工業大量供應原料外,其實也使這些原料相對于農產品——牛奶——而言,更容易儲存。不過,人造黃油的出現,標志著替代主義的質變。作者稱人造黃油為“工業化食品的先驅”。因為人造黃油代表的不是農產品儲存技術,而是工業提取技術的革新。人造黃油不是從黃油中提取出來,而是從更便宜的原材料中提取的,其原材料來源甚至可以不是牛奶或畜產品。人造黃油的生產表明,一些更便宜的原材料可以用來進行工業化地混合或加工,做成仿制品,代替原本更貴的產品。

  隨著工業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的原料從植物轉向了礦產原料,此外,對原料的利用效率也在不斷提高。化學染料、堿、人造纖維的出現,使替代主義的潛力進一步擴大。這些產品使食物加工業的資本積累不再受農業原料的生物性限制,也就是不受自然的限制了。除食用農產品的加工之外,在其他類農產品加工領域,替代主義也大行其道,最典型的是紡織行業。紡織行業中,植物漂白劑和植物染色劑被礦物材料替代,例如植物染料被柏油染料替代,使紡織業也可以不受農業自然條件的限制,可以獲得充足的原料。人造絲對植物纖維的替代也是一樣的邏輯。

  更進一步,技術的進步,使農產品變成了各種配料,這些配料與各類添加劑組合在一起,就可以組成無限種類的工業化食物。這些食物可以兼具方便省時、口味多樣、顏色鮮明等特點,從零食到即烹即食的食物都可以采用這一技術。這也給食品加工業帶來了更高的附加值和利潤。

  總結而言,替代主義的發展,最終會使工業資本在食物系統中的利潤份額不斷擴大,同時減少土地在食物系統中的重要性,使田間地頭與餐桌的距離越來越遠。替代主義的趨勢有簡化的特征,它將農產品簡化為一些化學成分,這些化學成分就像積木一樣可以被不斷重塑。更重要的是,在食物加工中所使用的主要原料,如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等,可以從一些非食物的植物中提取,例如從碳氫化合物中提取。在替代主義的邏輯下,農產品加工業的原料不斷被工業制品替代,不僅食物被重塑,其他農產品的加工品,例如紡織品,也被不斷重塑,其結果是工業資本對農業領域的滲透和控制日益加強。

  3.占取主義/替代主義框架的評述

  在《農業產業化》一書中,作者試圖超越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業轉型的討論,以細致、豐富的數據和材料,論證了技術進步與農業資本化之間的關系,強調了工業資本對農業領域不斷強化的滲透和控制。作者強調工業資本可以通過技術的改進,靈活地從農業中占取剩余,在不進行土地大規模集中的前提下,也能實現在農業中的資本積累。作者以此解釋為什么農業的資本化并未像工業領域一樣,出現工廠大工業的經營方式。這對于理解今天中國及第三世界國家仍廣泛存在的小生產者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不過,這一理論也有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這一框架過于強調技術對農業資本的改造,卻忽略了對生產關系的討論,從而使生產者之間的分化問題被忽視了。盡管作者對農業的資本化過程作出了精彩的分析,但卻過于強調對“自然”因素的改造,也就是過于強調其技術層面。這些技術的改進如何影響、以及影響了哪些農戶,恰恰是需要回應的問題。在占取主義邏輯下,農資、農業機械對農業生產過程的占取,本質上是資本對生產者的農業剩余的部分占取,但不同經營規模的農戶在應對上差異極大。以綠色革命為例,關于印度綠色革命的不少研究都發現,在農業技術的革新中,富農是主要的受益者,小農的生計則受到挑戰。這一問題并沒有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而化解,相反,問題在今天愈演愈烈。小農戶無法購買專門為大規模作業而設計的農業機械,不得不支付現金,購買收割、播種、犁地等機械化服務;大農場則不僅有能力自行購買農機進行作業,還可以對外提供農機租賃的服務。這使得分化日益加深。作者因過于強調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而忽略了農村內部的階級分化問題,也就是忽略了誰從這種技術改進中最終受益的問題。

  另一方面,這一框架過于強調家庭經營在農業轉型中的存續,卻未能揭示勞動對資本的從屬不斷加深這一事實。正是由于作者完全忽略了對生產關系的討論,所以農業上、下游技術的改進所造成的小農邊緣化、無產化的后果,也被忽視了。隨著農業剩余被一塊一塊分割出去,小規模經營的單位面積收益越來越低,最后,在農業中他們只能獲得自己的勞動力報酬。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者不得不在工業、服務業或農業領域出賣勞動力,獲得工資收入,這使得農業雇工和小農戶之間的區分越來越模糊。因此,技術的改進最終的結果恰是小農被不斷排斥,不斷邊緣化。農業的規模經營也成為必須,因為只有達到一定土地規模,農業經營的收益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說,小生產者越來越無法在土地上維生,小規模農業實質上不可能持續,實質上無產化了。

  (三).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的后續發展

  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對于理解技術進步在農業轉型中的影響,尤其是對農業資本化路徑的形塑,有重要意義。這一理論討論的是技術的政治經濟學意涵,技術的社會、政治經濟影響,而不僅僅是技術的經濟學意義。

  這一理論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贊同,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了這一研究。有關于訂單農業的研究指出,訂單農業實質上進一步推動了占取主義邏輯,因為訂單農業相當于將一些農業生產活動發包出去,由一些技術更高、成本更低的主體來完成,這是從政治經濟學視角來看到技術帶來的增長。也有研究將馬克思關于勞動對資本的“形式隸屬”和“實質隸屬”理論,應用到“自然”對資本的隸屬中。形式隸屬主要指采掘工業中,生產率不得不受自然的限制,自然對資本的隸屬只是形式隸屬;實質隸屬則主要指在種植業中,因為有生物技術的因素,生產過程可以被改造,可以減少自然條件對生產過程的限制,因此可以實現自然對資本的實質隸屬。作者也指出,這種實質隸屬是對占取主義邏輯的補充。

  此外,也有研究在占取主義和替代主義之外,提出了“剝奪主義”,強調前兩者解釋的是資本如何在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加工領域進行積累;剝奪主義則強調新的生物技術引發了知識產權等法律問題,在產權框架下,資本通過對專利權的控制,形成了一種新的資本積累策略。占取主義和替代主義指向的是農業中的資本積累關系,后者則指向資本積累的“社會”意涵,重點是指制定新的社會規則,如通過立法保護作物育種家,就是在生物技術的推動下農業生產方面的社會組織發生了改變。例如,這類研究強調作物品種改良時,通過雜交而非自由授粉,是一種社會選擇,而不是一種技術選擇。從農業生產的社會組織角度展開對農業的考察,是對占取主義/ 替代主義理論新的推進,也是對農業社會學領域的拓展。

  除了這些直接相關的研究外,也有不少研究與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相呼應。典型的如《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一書中,糖從貴族消費的奢侈品到大眾消費的日常必需品,就體現了替代主義的邏輯。糖的提取技術在工業化大生產中的應用,使“糖”作為一種被制造的需求,進入大眾消費中。在這個意義上,該書也進一步推進了替代主義理論:當農產品加工的工業技術日趨成熟時,大眾需求是可以被制造的。這一關于糖的發展史研究,在農業社會學的意義上,我們看到,技術進步不僅帶來政治經濟上的變革,更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消費文化,這一消費文化的改變,又將進一步推動技術的發展。

  上述研究從不同角度推進了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使技術不僅僅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被對待,而更讓我們看到技術背后的政治經濟意義和社會文化意義。

  二、占取主義/替代主義

  與中國農業轉型的爭論

  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對于理解中國農業轉型的啟發在于,農業資本化與工業資本化路徑有很大差異:后者在工業革命和機械化的技術推動下,從手工作坊走向工廠大工業,規模化與資本化同步進行;但農業則因為自然條件的客觀限制,其資本化并不一定伴隨著規模化,資本可以通過對農業不同環節的改造、重組,從農業中占取剩余,形成資本積累。

  在中國,盡管近年來土地流轉的規模日益擴大,但出于農村穩定等多方面因素的考慮,國家對土地流轉也有所控制。與此同時,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則被作為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方式之一,日漸受到重視。自2004年以來,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幾乎都會強調“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所謂社會化服務,是指由專業化的組織為農業生產者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其中,機耕、機播、機收、植保等方面的服務是目前最常見的服務形式。這些農業活動過去通常由農戶通過家庭勞動力、畜力的使用來完成,隨著社會化服務的興起,農戶越來越多地通過支付現金來購買這些服務。除此之外,農藥、除草劑、化肥等農資的使用,也遵循同樣的邏輯:過去由農戶投入勞動完成的積肥、除草等工作,現在也通過購買農資來完成。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對于理解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運作邏輯,無疑是有啟發意義的。這些專業化的服務組織通過為生產者提供服務,獲取生產者讓渡的部分農業剩余作為收益,形成資本積累。這與以土地流轉、規模化經營為表征的農業轉型在表現形式上十分不同,但卻體現了同樣的邏輯,即資本對農業的改造以及從農業中提取積累的可能。

  本部分將通過梳理關于中國農業轉型的爭論,討論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對已有爭論的推進,并對該理論進行反思。

  (一)關于中國農業轉型的爭論

  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農業正在發生轉型,尤其以土地流轉帶來的農業生產形態的改變最引人關注。以小農為主體的農業經營結構是否會發生轉型,家庭農業在農業轉型中是否會受到影響,農業的規模化是否會帶來生產關系的改變,是近年來關于農業轉型問題的爭論核心。在農業現代化的話語下,主流政策界和經濟學界往往鼓勵和推動資本下鄉,進行土地流轉,甚至倡導土地私有化,并鼓勵規模化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動農業的產業化,將之作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唯一路徑。然而,這一倡導受到諸多質疑,反對的聲音主要強調資本下鄉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諸多不利影響。目前關于中國農業轉型的爭論主要是在質疑派內部,在批判資本下鄉的共同立場下展開的爭論。

  一種看法認為,小農家庭經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農業資本化、規模化下,小農生產依然是主導。有研究指出,小農的精耕細作、不需要監督的家庭勞動力投入,使小規模生產的單位面積產出高于規模經營;且以家庭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也使農民作為能動的主體嵌入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村社會保持了穩定,農業具有社會保障的功能,因此政府不應支持資本打敗小農。也有研究強調,中國農業的“資本化”也并沒有伴隨著大量雇傭勞動的出現,農業中的雇傭勞動比例只有不到3%,占主體的仍然是小規模家庭農場。同時,正是小農的務工收入構成中國“農業資本化”——體現為對農資、農機的投入——的主要部分。這種看法繼承了恰亞諾夫關于“農民生產模式”和小農“自我剝削”的分析。恰亞諾夫強調小農農場集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于一體,僅從事簡單再生產,與從事擴大再生產、以資本積累為導向的資本主義企業有本質區別。持這一看法的研究者或從“應然”,或從“實然”層面,論證了小農家庭農業的存續及其功能。

  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在農業資本化和規模化的大趨勢下,農業生產者正在迅速分化,家庭經營正在被改造,小農也被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替代或吸納。這類研究強調,在中國的農業轉型中,農業生產者中不僅有從事簡單再生產的農戶,也開始出現從事擴大再生產,追求資本積累的生產者;且在農業資本化的背景下,小農和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都動態地處在同一個生產關系中,小農無法獨立于這個體系存在,家庭農業被極大地改造了。這些被吸納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產業鏈中的小農戶,已經高度從屬于資本,本質上已經與農業雇工無異。同時,小農所增加的農資投入和其他投入,也是商品化下的無奈之舉,并非對資本化的選擇。這些分析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展開,揭示了家庭農業在農業資本化的沖擊下所受到的威脅。

  上述爭論盡管都對資本下鄉持批判立場,拒絕美國式的農業資本化,但在農業規模化對小農家庭經營的影響方面,仍有明顯的差異。一方認為小農家庭經營具有獨特優勢,不會輕易被改造和取代;另一方則認為小農盡管保留著家庭經營的外殼,本質已經發生了改變。不過,上述研究都集中在對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這一經驗現象的討論。事實上,在土地流轉之外,社會化服務的提供主體可以在不控制土地的情況下,從農業中提取積累,這正是占取主義/ 替代主義的理論框架提供的新視角,可以進一步推動上述討論。

  (二)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在中國語境下的思考

  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對理解中國農業轉型的啟發在于,即便不進行土地流轉,資本仍然可以靈活地從農業中獲取剩余。盡管上述爭論主要圍繞土地流轉而展開,但其討論的核心問題與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有相通之處,其焦點之一都在于農業資本化對小農家庭經營的影響。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通過分析資本在農業生產上游和下游的占取和替代,得到家庭農業在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能得到維系這一結論。這一理論強調的是,由于自然條件的制約,資本無法建立一個超越于家庭農業的更優生產模式,這使得家庭經營得以存續。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主要是從“資本”的角度展開論證,而國內得到同一結論的學者則主要從“小農家庭農業”的角度展開論證。

  以學者黃宗智為代表的一方認為,中國農業資本化的主要推動主體是小農。在“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安排下,小農將打工收入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推動了中國農業的資本化。盡管沒有直接表述,但從這一邏輯中可以推斷,在這些學者看來,小農通過購買社會化服務,可以將自己的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獲得打工收入,這份收入可能比農業收入更高;因此小農對農業收益的減少可能并不在意。在這個邏輯中,資本對農業剩余的占取,可以通過“半工半耕”這一家計安排而得到解決,小農家庭經營在農業資本化下仍能繼續存在。

  盡管得到相同的結論,不過,無論是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還是黃宗智等學者的解讀,都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第一,就“半工半耕”是否解決了小生產的農業剩余被占取的問題,需要對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進行進一步的延伸理解。無論是農資市場的發達,還是農機服務市場的興起,都使農業生產資料的商品化程度不斷加深。原本依靠農戶家庭勞動力投入的生產環節,被化肥、農藥、除草劑、農業機械化等所代替,在占取主義邏輯下,隨著農業生產中的不同環節不斷被占取,小生產者的勞動剩余就不斷被讓渡,農業收益越來越低,因此需要靠打工收入來貼補。在這個意義上,從“半工”的層面來說,生產資料的商品化,使小農不得不加深對務工收入的依賴。在“半耕”的層面,農業生產各環節不斷專業化,意味著農業生產中現金投入不斷取代家庭勞動力的投入,其后果不僅僅在于農業生產的現金成本提高。家庭勞動力的投入原本是靈活的,可以根據情況增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自我剝削”存在空間;一旦現金成本取代了家庭勞動力的投入,并成為大勢所趨,小生產者的“自我剝削”空間也會遭到擠壓,簡單再生產的維系也會變得不穩定。因此,不能僅看到在“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下,小農家庭經營仍能維系,更應該看到在這一趨勢下,勞動對資本的依附不斷加強。

  第二,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認為,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資本無法在農業中建立一個優于家庭經營的組織形式,因而家庭經營得以存活;這一點應該更進一步來討論。一方面,隨著勞動剩余被不斷占取,生產者最終獲得的收益將會僅剩其勞動力報酬,不再有任何農業剩余。到了這一步,家庭經營就會徒留其表,農業生產者與無產化的工資勞動者不再有本質差異,在這個層面上仍堅持家庭農業的存續,其意義就十分有限了。另一方面,生產資料的商品化,從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就在不斷加深,到今天,無論是農資市場,還是農機服務市場,都已經開始出現產能過剩的高度競爭局面。在這一背景下,原本僅在農業上游或下游從事經營活動的資本,被迫也卷入到土地流轉中,試圖通過土地流轉來保證市場份額,這一趨勢已經在全國不同地區出現。在這個意義上,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的邏輯已經被超越了,資本開始從占取/替代農業中的不同環節,轉向對土地的控制,小農家庭經營也會被進一步邊緣化。

  需要指出的是,關于家庭農業在今天的存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核心的關注點在于勞動者與資本實質的生產關系。從生產關系角度,當生產者家庭的農業剩余被不斷占取,最終會使其與無產化的工資勞動者無異。不過,從農業社會學的研究視角而言,“家庭”作為一個生產組織單位,與雇工式的生產組織有本質的差異,尤其是倫理基礎、社會基礎上。在這一方面,也已經有不少研究,且多集中在剖析家庭在村莊社會中的社會關系對農業或工業生產的影響。徐宗陽認為,在村莊社會中,農戶家庭之間交織著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這些社會關系使得外來資本下鄉時往往遭遇社會困境。但對于農戶自身而言,這些社會關系恰恰是他們進行農業生產的優勢。韓啟民的研究則發現,鄉土社會網絡可以降低農業規模化服務中的組織成本。此外,一批關于鄉村來料加工業的研究,也發現來料加工網絡背后實際上是一張社會關系網,這一網絡使來料加工可以應對市場、資金等方面的各種不確定性,且村莊社會的人際關系、社會倫理,有助于來料加工行業的生產管理;在工業化時代,盡管鄉村人際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傳統的親屬關系、鄉土邏輯等仍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功能。這些研究都是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的探索,在政治經濟學框架之外,對社會關系與經濟生產管理的關系進行討論,對于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的理論框架也是有意義的補充,也是對農業社會學的重要發展。

  三、結    論

  本文以古德曼等學者《從農耕到生物技術:關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理論》一書為線索,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討論了技術變遷與農業轉型的關系。文章對該書提出的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進行了介紹和評述,并在中國語境下考察了該理論對中國農業轉型相關爭論的意義。

  關于農政問題的討論,是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的提出背景。農政問題的核心是農業轉型問題,關注的是在不同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背景下,農業在資本主義轉型中的角色和作用。在馬克思等經典理論家之后,在二戰結束和殖民體系終結的背景下,農政問題的聚焦點之一是對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廣泛存在的小規模農業的解釋。《農業產業化》一書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所著。該書作者認為,農業中“自然”因素的影響,使資本無法在農業中建立一個超越家庭之外的更優生產模式,這使得小規模家庭農業得以繼續存在;即便如此,資本依然可以通過靈活的方式從農業中提取積累。書中的核心概念是占取主義和替代主義,前者指資本對農業生產中的不同環節進行改造,將之轉化為工業活動的一部分,然后以農業投入品的形式,重新整合進農業生產中。后者則指在農產品加工過程中,資本不斷以“非農產品”替代農產品作為原料,從而不斷減弱對“農”的依賴。

  值得指出的是,關于家庭農業的存續,《農業產業化》一書強調的是“自然”因素的影響,不過,在中國的研究中,家庭農業更重要的特點在于其社會關系資源。這些研究發現,家庭作為一個生產組織,其勞動力監督問題并不存在;村莊社會中交織的人情關系、倫理基礎,也使家庭農業比外來資本建立的生產組織更具有優勢。從農業社會學的角度,這些研究構成了對古德曼等研究者所提理論的重要拓展。

  該書試圖超越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業轉型的討論,從技術角度討論農業的資本化轉型,強調工業資本對農業領域不斷強化的滲透和控制,具有啟發意義。不過,這一理論框架也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過于強調技術對農業資本的改造,忽略了對生產關系的討論,從而忽視了生產者之間的分化。二是作者過于強調家庭經營在農業轉型中的存續,卻未能揭示勞動對資本的從屬不斷加深這一事實。該理論也被后來的研究者不斷推進,后續研究也不將技術僅視為一種生產要素,而剖析技術背后的社會意義、政治經濟學意義。

  該書對于中國農業轉型的啟發在于,農業資本化與工業資本化路徑不同,受自然條件的客觀限制,農業的資本化并不一定伴隨著土地流轉和規模化,資本可以通過對農業不同環節的改造、重組,從農業中占取剩余,形成資本積累。與該書的結論一致,當下關于中國農業轉型的爭論中,其中一種觀點也是認為小規模家庭農業會繼續存在,持這一看法的學者尤其強調中國小農家庭“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不過,隨著農業生產中的不同環節不斷被占取,小生產者的勞動剩余不斷被讓渡,“半工半耕”模式下,小農生計被擠壓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此外,在高度的市場競爭下,農業上、下游資本也被迫也卷入到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中,超越出占取主義/替代主義邏輯,也值得進一步關注。

  文章來源: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原標題:陳義媛:農業技術變遷與農業轉型:占取主義/替代主義理論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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