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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東屏 | 中國的農業道路: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關于中國未來的思考

韓東屏 · 2019-06-24 · 來源:旁觀者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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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資本工業的發展是以農村,農民和農業為代價的。大量農民破產,大量農民外流是遍布全世界的現象。墨西哥,印度,巴西,無一不是這樣。中國因為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組織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中國成為唯一個避免了三農危機的國家。一刀切使的分田單干,讓中國失去了集體農業的優勢,大量農民外流,大量農田拋荒,中國政府,中國人民不得不重新面對早已困擾世界的三農危機。

  一:序言

  農村,農業和農民是一個國家的基礎。本文要討論的是中國過去六十五年的農村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道路,取得的成就和今后發展取向問題。簡單的說來,中國農村的發展選擇了兩條相互聯系,又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也取得了相互聯系,而又截然不同的結果。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在農業發展中所選擇的這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所取得的截然不同的結果,爭論不多。本文想根據自己在中國農村生活多年并進行過二十幾年農村調查的經歷,談一下自己的心得。

  二:毛澤東時代的農村合作化

  共產黨上臺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天災不斷,饑荒不斷的時代。這一點在海外學者的著述中,鏡頭里有大量的記載。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后,中國政府面臨著最大的問題,是怎樣讓全國人民吃上飯。中國是一個可耕地匱乏的國家。當時我們的可耕地面積,只占我國國土的百分之十五。只有世界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卻要養活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中國政府當時所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很少人認為中國政府能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美國政府的官員當時就預言,中國政府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毛澤東主席和他領導的中國政府把解決中國人民吃飯問題,當做頭等大事。毛澤東時代是全民辦農業的時代。毛澤東和他的同志,依靠農村的黨組織和分到土地后農民對共產黨的信任,在廣大農村走組織起來的道路,利用集體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一步一步的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到高級社,最后到人民公社。農業的集體化,徹底的改變了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的一盤散沙的狀態,為中國農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一九五零年代的合作化運動之初,中國的農村就開始了史無前例的農村基本建設,整修土地,改造土壤,打井,修水渠等水利設施,到大躍進年代,農村水利設施的建設,達到高潮。一九五八年冬天,到一九六零年,全國各地都在修水庫。全國著名的十三陵水庫,就是五八年修建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都參加了修建。世界聞名的紅旗渠,就是在大躍進年代開始的。河南林縣十萬農民,自帶工具,自帶干糧,用錘子,鐵鍬,大干十年,最終修成總長為兩千公里長的紅旗渠,是名副其實的當代的愚公移山,徹底改變了林縣的自然面貌。我的老家山東即墨縣,在大躍進的一九五九年的一年中,修了三座水庫。至今還是我們縣的重要水源地。

  一九四九年,我們家鄉的農業產量畝產只有一百多斤,通過集體化十幾年的奮斗,一九七五年畝產已經達到五百多斤。個別生產隊,如北閣大隊,因為化肥充足,畝產已經達到千斤,并受邀到煙臺專區去介紹經驗。[1]組織起來的農民釋放出巨大的創造力。到七十年代,中國人成功的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我們用世界百分之七的可耕地,養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無論怎么說,這都是一個奇跡。一九五二年,中國人的人均壽命預期只有三十五歲,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主席去世的時候,中國人的人均壽命預期,達到六十九歲,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人均壽命幾乎翻一番,這是人類歷史未曾有過的奇跡。一九五二年,印度的人均壽命預期也是三十五歲,但一九七六年,其人均壽命預期只有五十歲,落后我們中國近二十年。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水平最有效的標準,就是人民的人均壽命預期。中國的人均壽命預期在短時間內翻一番,說明社會主義在中國是成功的,農村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是成功的。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農村的文化教育的發展。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只有少數精英能上的起學。我的父母就從來沒有上過學。我的父親是在工廠辦的夜校里學會認字的。我的母親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中國農村開始大辦教育。由于自然災害和管理不善,大躍進期間辦起來的許多民辦學校被迫下馬。后來到了六七十年代,農村教育有了第二次發展高潮。我在山東,河南,河北,安徽,貴州等地農村考察發現,幾乎每個村子到都辦起了自己的小學。我的家鄉即墨縣有一千零五十個村子。每個村都辦起了自己的小學。農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費上小學。建國之初,我們縣七十五萬人口,卻只有一所高中,七所初中。農民的孩子要考上初中,難上加難。后來,初中教育大發展,我們縣由七所初中,聯辦發展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個村子一所。農民的孩子不需要考試,就可以直接在本村或鄰村上初中。文革中我們縣的高中從一所發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個公社有三所。一九七二年我上高中的時候,班上只有百分之七十的同學能直接免費上高中。到一九七三年我妹妹上高中的時候,班上的同學,百分之百的可以免費上高中了。

  直到六十年代,我們縣的高中,只畢業了一千五百個高中生。其中八百人上了大學,其他的當兵當了工人。大部分村子,沒有一個高中畢業生。隨著教育發展,教育發展大大的提高農村人口的教育水平。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們村就有一百多名高中畢業生回村。到一九七七年高考的時候,我們公社就有歷屆高中畢業生一萬二千多人。這些回鄉的高中畢業生,對農村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農村的合作醫療的發展離不開這些高中畢業生。一九七七年,我們縣每個村子都有一個農村合作醫療站。每個醫療站都有三到六個赤腳醫生。這些赤腳醫生都是本村的高中畢業生。村子給他們記工分,送他們去附近的醫院接受三到六個月的基本訓練,然后回村為本村社員服務。中國人民的人均壽命預期的增長,跟農村教育發展,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農村的教育發展也促進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和科學種田的水平。大量的拖拉機,脫粒機,播種機,和灌溉機械得到了推廣和使用。回鄉的高中畢業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是農用卡車和拖拉機的駕駛員,保養和維修員。農業機械化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增加了產量,解放出來的生產力,又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發展。我的家鄉山東省即墨縣村村都有一個到幾個社辦企業,整個煙臺專區,整個山東省,都是如此。我高中畢業后就到我們村辦的工廠學開車床。我們的廠子有一百七十多個工人,每年產值上百萬元。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學之前,我在我們村辦廠子里當了四年廠長。我們村子,在我們公社,在我們縣只能算一個中下游的村子。但社員的生活在逐年提高,工分價值在逐年提高。一九七五年我們隊的工分價值達到一毛多,到一九七六年達到一毛三,一九七七年達到一毛五。社員一個工作日的收入是一元多,已經超過國營企業工人的收入。當時我們村的年輕人,對我們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2]

  六七十年代,正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向第三十世界國家推銷其綠色革命技術的時代。印度,墨西哥,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第三世界國家接受了西方的綠色革命技術。綠色革命技術在第三世界的推廣,給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農村,農民帶來了毀滅性的的打擊。拖拉機等農業機械的大量使用,讓許多靠給地主打零工的農民失業。化肥,農藥,除草劑的推廣,提高了產量,也增加了農業投入。產量的提高,又造成糧食價格下降,讓許多少地的農民破產,負債累累。許多農民只能離開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鄉村,到陌生的城市去謀生。許多成為無家可歸者。印度有大量的貧民窟,有兩億多無家可歸者,占印度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每年都有幾萬印度農民因失去土地,還不起債自殺。盡管印度政府的糧倉了的糧食在慢慢腐爛,但每年卻有五百萬印度人死于饑餓。

  中國因為實行集體經濟,靠自己的力量發展了自己獨特的綠色革命的技術。中國的糧食產量一直領先印度。同時因為我們實行集體經濟,綠色革命技術的成果被農民集體分享,沒有讓農民破產,或負債累累。我在美國講課,說中國沒有無家可歸者,美國學生不相信,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更是不相信。連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都有幾百萬無家可歸者,中國能沒有無家可歸者,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農村集體經濟的優越性。[3]

  三:農村生產責任制及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后果

  鄧小平時代的中國的農村發展,是以聯產承包制為特點的。應該說,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發展的很好,有的地方發展的較好,有的地方發展的較差。按照美國的農業專家,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韓丁先生的估計。搞得很好的集體要占三分之一強,搞得較好的集體要占三分之一,而搞得較差的集體占三分之一弱。我在美國跟韓丁一起參加過多次學術會議,一起參加各種座談會多次,歷時達八年之久。根據我個人長期在農村考察的結果,我認為韓丁先生的這個各三分之一的估計是中肯的。而且那些搞得較差的集體,不是因為體制的問題,而往往是因為領導班子不團結等原因。改進這些集體的方法,應該是解決領導班子的問題。

  不幸的是,共產黨內一些對農村集體經濟道路過分悲觀的觀點占據了重要影響。八十年代初,竟然有人制作了一部滑稽的宣傳片,叫做一個和尚挑水吃,二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在全國放映。

  其實,一個和尚挑水吃,二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作者是非常愚蠢的。一個和尚挑水吃,二個和尚抬水吃,只是一種選擇。還有其他更多選項。而三個和尚沒水吃,絕對不是選項。三個和尚可以輪流挑水吃,也可以輪流抬水吃。也可以發揮人多的力量挖自來水管,讓水流到家門口,就永遠不需要挑水,抬水吃了。當然也可以分工合作,一個人挑水,另外兩個人干別的,讓生活更加豐富多彩。片子的作者竟然看不到這一點。很難說,這只是因為認識上的問題。

  據說中國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發軔于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十八戶農民的自發行動。按照官方的敘述,小崗村的十八戶農民,因為對集體經濟失去了信心,決定分田單干。據說他們還寫下一個誓言,如果政府因此把他們當中一個抓起來,他們就會集體撫養被抓人的家人孩子。當年我一聽到這個故事,就表示懷疑。這顯然就是一個沒有在農村生活過的一個精英編造出來的。當年的農村,確有搞得不好的農村,但都是因為社員不團結的原因。而這十八人卻是如此團結,愿意立下誓言,并在上面蓋上手印,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因此被政府抓走,其他的人會共同撫養其家人和孩子。這樣一個齊心協力的十八戶社員,卻不能一起把集體的生產搞好,難道不是怪事?

  其次,集體時期國家是不提倡單干的。但政府一般不會因為有人要單干,就抓人進監獄。即便是小崗村的農民決定要單干,那也只能是教育的問題,政府不會抓人進監獄。曾經,我們家所在的生產隊,因為兩派不團結,要求分成兩個隊。他們已經分開干了一個冬天,但公社派人來做兩派的工作。最后動員兩派繼續在一個隊里。沒有人受到懲罰。

  再其次,農民絕不會書寫一個誓言。那樣做只能帶來更大的風險。到時候,政府追查起來,執筆的人就要承擔更大的風險。而且這樣的一個誓言,毫無用處。如果那些農民想履行其承諾,撫養被抓人的家人和孩子的話,他不需要這個協議,也會履行。如果他們不想履行,這個協議也毫無用處。政府,任何人也不會,強迫任何人去履行一個不合法的協議。這個協議只能是沒有在農村生活過的人,為了嘩眾取寵,事后偽造出來的為所謂的聯產承包制張目。

  一九九八年我和幾位美國教授到安徽合肥參加一個中國農村調查研討會,參加會議的人有安徽省社科院的研究員,安徽省的部分領導。在那個會上我第一次碰到安徽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王邦虎先生。王邦虎先生跟我有相同的背景和經歷。他比我大幾歲,農村出生,農村長大。都是七七級考上大學。然后到美國留學。王先生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選擇回國工作。我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因種種原因選擇留在美國工作。王先生回國后,一直從事農村研究工作。而我雖然留在美國,卻每年夏天回國做農村考察研究。

  王先生給我介紹了他的情況后,看來王先生對小崗村的分田的故事也是有懷疑的。小崗村當年肯定是中國農村搞得較差的那三分之一。作為搞得較差的小崗村,想分田單干或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就是小崗這樣一個落后的典型,居然成為促成在全中國農村進行分田到戶運動的突破口。就這樣,以毛澤東為首的那一代共產黨人,通過三十年的奮斗在中國村建立起來的農村集體經濟體系,被小崗村的一份可疑的分田協議書給瓦解了。那些當年跟隨毛澤東走合作化道路的農村勞動模范們憤怒了。山東省下丁家大隊的張富貴,是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的委員,黃縣革命委員會委員,下丁家大隊黨支部書記。他在大隊的擴音喇叭里喊,只要他張富貴在,集體的財產誰也不敢動一個指頭。山東省煙臺專區的十七個縣的縣委書記,不同意分田單干的做法,他們被撤職了。集體財產最終被分了,集體的大田被分成了小塊,由一家一戶單獨種植。

  集體時期的機井是靠集體的財力,集體的力量修建的。現在有的人的地離這些機井近,有的人的地人離機井遠,大家再也不能平等的使用這些集體時代的設施了。有的人就開始破壞了。機井被用石頭填滿了。再也不能使用了。集體時代的拖拉機,脫粒機,抽水機等農業機械,都是用集體的錢買來的,為大家服務的。現在,再也不能讓大家都平等的分享這些機械帶來的好處的。有的地方就把這些機器拆卸開來。一人分一個部件。當廢鐵賣了。我本人就親眼見到有人推著分到的拖拉機水箱去廢品站去賣廢品。

  韓丁先生對中國農村集體化取得的成就非常贊賞,對陳永貴和大寨的一些科學種田的創新做法,如海綿田的概念,推崇有加。他把中國農村分田后形成的細長條農田,稱作意大利通心粉地,他認為把地分成這樣的小塊,農業機械沒有了用武之地,他為此感到痛心。

  有人宣稱,給集體干沒有積極性,給自己干就有積極性了。小崗村的村支書在電視上公然宣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跟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所要宣揚的理念一樣的。不知道小崗村的黨支部書記怎樣入的黨?為何入黨?如果只有給自己干才有積極性,那么現代化的大工業又如何打敗傳統手工業的?稍有現代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傳統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沒有前途的。

  由于八十年代正趕上七十年代中期進口的大型化肥工業項目開始投產,農民能夠買到更多的化肥,所以分田單干初期,中國農村的單位產量有所提高。但是這主要是大量使用化肥的結果,跟單干沒有多大的關系,因為集體時代,能夠獲得較多化肥的集體,單位產量跟后來的單干時期的單位產量不相上下。但是單干造成許多土地拋荒。單干后,農民個人為自己的土地負責。當農民選擇到城里打工,他們的土地就會沒人管,甚至拋荒。這就是為什么一方面單位產量增加,而中國從國外進口的糧食也越來越多了。到二零一二年,中國從國外進口的糧食已達到八千多萬噸。占中國糧食總需求的百分十二多。中國人的糧食安全問題,又重新凸顯出來了。

  分田單干后,靠集體經濟支持的農村教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集體時期,農村教育是以民辦教師為主,教師不發工資,主要靠工分,農民子弟上學也不交學費。單干以后,不能再給民辦教師發工分了。教師要發工資,只能讓學生交學費來支付教師的工資。這樣一來,許多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的家長,就不讓孩子上學了。因為這個原因,中國農村在分田單干后,中國農村又出現了新一代的文盲,特別是女孩文盲。我在美國曾參加過一個慈善機構的工作數年。這個機構在美國募捐,支持中國貴州,云南等邊遠地區的農村女孩上學。但在這些活動中我了解到,這些邊遠的地區,在集體年代都有過村辦小學,聯辦中學,和社辦高中,農民就近上學很方便。分田到戶后這些學校沒有了集體支持,辦不下去了,才出現農村女孩失學的情況。

  農村的醫療事業,也跟農村教育事業一樣,遭到嚴重破壞。由集體支持的農村合作醫療站,只掙工分的農村赤腳醫生,不能繼續存在下去。農民看病吃藥,必須支付現金。得了大病的農民,往往負擔不起昂貴的醫療費。還有很多的農民因為高昂醫療費陷于經濟困境。成為中國農村的重大不安定因素。

  分田單干后,有些中國農村的基層政權慢慢落入家族勢力手中。農村的基層黨組織,民兵組織,婦女組織,共青團組織都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農村的管理,稅收情況混亂。到九十年代末,農村的農民稅收負擔,達到每人兩百多元。許多農民不堪重負,抗議活動不斷,成為國家安定的重大隱患。二零零五年中央政府被迫對農民全面免征農業稅。其實中國農村需要的不是免稅,而是合理征稅。政府為農民全面免稅,進一步減少政府在農村的存在,政府對農村的管理和指導,進一步失控。沒有了稅收,中國農村的貧富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大。

  分田單干也造成了農村的環保危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村,因為農村的集體經濟把農民組成了經濟共同體,環境是大家的,大家共同保護。那個時候的中國是藍天白云,河水清清,有魚有蝦。因為中國農民的無垃圾,無浪費的環保生活方式,許多聯合國專家把中國看做是第三世界的樣板和人類的希望。分田單干以后,為了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許多單位個人為了追求短期經濟效益,以破壞環保為代價,造成嚴重的土壤污染。根據國家環保局的統計,占五分之一的可耕地有嚴重的重金屬污染。分田單干以來三十多年里,近一半的中國的河流干凅消失。剩下的一半的水質嚴重污染,有的成為污水溝。我的家鄉的墨水河,世世代代是家鄉人民的母親河,一年到頭水長流,人們直接從河里取水食用。分田到戶這些年,家鄉的墨水河徹底的成了一條污水溝,垃圾場。一年到頭,臭味遠揚。為了墨水河的污染,我曾找過家鄉的環保部門。我們縣有全國最大的縣級環保局。二零零四年夏天,環保局的干部告訴我說,他們已經籌集了一億元資金,要對墨水河進行徹底治理。并許諾說,次年夏天我回國,他們就會讓我看到跟我童年時一樣清澈的墨水河。第二年我回到家鄉,一億元資金花光了,但墨水河還是同樣的污水溝。對此,我已經見怪不怪了。自從分田單干后,我們國家再也沒有當年修水庫那樣的動員和管理能力了。

  四:對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的思考

  近代資本工業的發展是以農村,農民和農業為代價的。大量農民破產,大量農民外流是遍布全世界的現象。墨西哥,印度,巴西,無一不是這樣。中國因為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組織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中國成為唯一個避免了三農危機的國家。一刀切使的分田單干,讓中國失去了集體農業的優勢,大量農民外流,大量農田拋荒,中國政府,中國人民不得不重新面對早已困擾世界的三農危機。

  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幾乎每年都發一個一號文件,討論三農問題,尋找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但增加對農村,農業的投入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沒有農村集體,政府對農村和農業的投入,往往用不到正地方。其實解決中國的三農危機,只有重新組織農民這條路。由國家,由政府領導組織農民,由政府承擔組織農民的費用。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必須認識到農村的重要性,認識到,世界上沒有什么比健康的三餐更重要。沒有什么比環境保護更重要。我們必須認識到,城鎮化不能解決三農危機,城鎮化只會加劇中國的三農危機。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的出路在于領導農民回歸集體化,政府應該大張旗鼓的支持農村集體,向走集體化道路的農村提供醫療,教育支持,經費支持,技術支持。引導農民自覺的走向集體化的道路,政府應該為走集體道路的農村提供社會保險等等。從長遠看,組織起來的農村,農民和農業,肯定會有更大的生命力,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本文寫于二零一四年

  [1]與農民訪談,2008年夏天,序號5.

  [2]與即墨農民訪談,2008年夏。

  [3]韓東屏“農村和農業:文化革命中科技進步”《德先生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ChunjuanNancyWeiandDarrylBrock編,(紐約:賴星頓出版社,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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