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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華中、四川緊急運四億斤糧食至上海!一場70年前的大決戰“曝光”了中國打經濟戰的水平......

殷杰 · 2019-07-03 ·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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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下,對于美國奉行“極限施壓”,強加于我們的貿易戰,中國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所謂“要談,大門敞開;要打,奉陪到底”!

  為什么我們能夠有這種堅定的信心?這不僅因為我們有著堅強的領導,多年積累的雄厚國力,也不僅僅因為十四億中國人民眾志成城,還因為在歷史上,我們其實早就有著豐富的打經濟戰的成功經驗。想當年,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戰線上屢挫強敵、屢創奇跡的時候,特朗普、博爾頓們還沒出生呢。

  今人可能很難想象,當年那群被敵人瞧不起的“泥腿子”、“土八路”們,打起經濟戰,竟能演繹得如此精彩。

 

  1

  “泥腿子”們,應戰!

  早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意識到了經濟工作的重要性。沒有物質基礎,革命斷然無法成功。

  在那漫長的艱難歲月里,黨內受過正規教育的經濟學家雖比大熊貓還稀缺,但一大批“土包子”、“泥腿子”卻在經濟斗爭的實踐中迅速成長了起來。

  早在1923年,中共領導安源路礦工人斗爭時,就開辦了工人消費合作社。合作社總經理毛澤民利用采購規模優勢壓低進價,然后憑票供應給路礦工人,既保證了廣大工人們得到了經濟實惠,又避免了少數人多買多囤,還讓消費合作社有了一定盈利,得以不斷發展壯大。當時為了籌募工人運動活動經費,合作社還在工人中發行股票。這是目前有史可查的中共在經濟戰線的首次實踐。

  1928年井岡山會師,匯集到井岡地區的工農武裝及其家屬總計上萬人。這固然大大增強了井岡地區的革命力量,但同時也帶來了極為嚴重的經濟困難。因為這里經濟落后,原先物產勉強能自給,尚算不上豐富;突然間增加了如此之多的脫產人員,顯然大大超出了當地的經濟承受能力。加之湘贛兩省敵軍對我實施嚴酷的經濟封鎖,新成立的紅4軍只能靠“紅米飯、南瓜湯”果腹。即便是每人每天5分錢的菜金,都無法按時足額供應。每打開一座縣城,或打到了較大的土豪,全軍趕緊挑糧上山解決給養問題便成了常態。廣為人知的《朱德的扁擔》,其背景就是非常嚴重的經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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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著名的《朱德的扁擔》插圖)

  光靠打土豪,只能解一時之急,斷然無法長久。為此,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于1928年5月下旬,在上井村創辦了第一個紅色造幣廠——上井造幣廠,專司制造“花邊鷹洋”。

  當時的中國軍閥割據,金融極為混亂。市面上雖然流通著各銀行發行的紙幣,但老百姓,尤其是邊遠欠發達地區的群眾,更相信、更容易接受的卻是銀元。那時候市面上流通的銀元,除了著名的“袁大頭”外,墨西哥鷹洋的市場占有率緊隨其后。所謂鷹洋,因這種銀質貨幣上鑄有該國的國徽——一只抓著蛇,站在仙人掌上的鷹而得名。其中一款鷹洋在銀幣背脊上有間隔的凹點,形似鋸齒,故又名“花邊鷹洋”,或者簡稱“花邊”。“花邊”不僅有墨西哥原產的,亦有中國各地私鑄的,因此場上流通的“花邊”品質良莠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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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舊中國市場上流通的花邊鷹洋)

  上井造幣廠使用的原材料,主要來源于打土豪所得的各種銀質器具。為使自產銀元與其他版本鷹洋有所區別。造幣廠工人在銀元上鑿了個“工”字。當地軍民稱之為“工字銀元”,意為工農兵銀元

  “工字銀元”流通到市場后,剛開始商人和群眾感到很生疏,有點不敢用。因“工字銀元”雖系純銀鑄造,可謂貨真價實,但做工卻比較粗糙。后經各級蘇維埃政府大力宣傳,廣大群眾和外地商人知道是紅軍造幣廠鑄造的,又是純銀制品,便慢慢接受了。尤其是井岡山附近一些較大的商號,通常會在自己經手流通出去的“工字銀元”上再打上一個商號自己的戳記,以示信譽。而當時這些商號在金融流通領域有著遠超現代人想象的影響力,因此市面上流通的“工字銀元”上打戳記的越來越多,就代表著它越來越被市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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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工字銀元”正面)

 

  2

  巧用敵人內部矛盾,竟讓國民黨各派搶著跟蘇區做生意!

  中央蘇區建立后,國民黨軍對蘇區發動軍事“圍剿”的同時,還加緊對中央蘇區進行經濟封鎖,斷絕了蘇區和國統區之間的貿易。蘇區的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鹽、布匹、煤油、西藥等也運不進來。一時間,蘇區一些物品的價格高漲,直接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人心惶惶,影響了人民對蘇區政府的信心。

  面對嚴重經濟困境,毛澤東制訂了經濟斗爭方略

  “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余的生產品(谷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

  中央蘇區出臺了一系列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盡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勵國統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統區開設商店和采購站等。

  在貨幣方面,蘇區中央銀行一方面鑄造能流通到國統區用于購買物資的銀元和銅幣;一方面發行主要在蘇區內部流通的紙幣,保證市面上對通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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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時任中央蘇區中央銀行行長毛澤民)

  蘇區鑄造的銀元流入國統區后,國民黨方面非常惱火,便指使在蘇區的土豪劣紳采用紅銅鍍銀的辦法鑄造劣質假銀元。一時間,市場上假幣泛濫成災。與蘇區貿易的商人們拒絕接受蘇區鑄造的銀元。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立即組建假幣偵破組,重拳出擊,徹底端掉了國民黨安插在蘇區心臟的假幣制造窩點,鎮壓了一批制造、輸入假幣,故意哄抬銀元、壓低蘇維埃紙幣的反動分子,查處了一批倒賣、偷運、大量私藏蘇維埃貨幣的投機分子,以及擠兌銀元、拒用蘇維埃紙幣的頑固分子,堵死了假幣制造的源頭和流通渠道,穩定了金融秩序

  當發現贛南蘊藏豐富的鎢礦是一種外界急需的戰略資源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立即將轄區內的鎢礦收歸國有,并于1932年春成立了中華鎢礦公司,由毛澤民兼任公司總經理,領導與組織蘇區的鎢礦生產與對外貿易。

  舊中國所謂的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但實質是一個松散的利益聯盟。要想利用其中各方內部矛盾打破其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就需要采取靈活的策略。

  當時,廣東軍閥陳濟棠在領教了紅軍的厲害后,出于保存實力的考慮,對紅軍的作戰意愿并不高。于是毛澤民選定他為突破口,利用他急于發財擴充個人實力的心理,在鎢砂貿易談判中采用“饑餓營銷”策略,硬是將鎢砂價格從最初的每擔8塊大洋抬高到了52塊大洋!很快,雙方達成了鎢砂交易秘密協定:蘇區進口貨物由駐防在贛州的粵軍護送,再從蘇區把鎢砂運回。雙方“各取所需”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陳濟棠同紅軍做鎢砂生意“發了大財”的消息,很快便在圍剿中央蘇區的各路軍閥中傳開了。于是,有樣學樣,上行下效,各級國民黨軍官明面上“剿共”,暗地里紛紛同蘇區做起買賣來,用食鹽和布匹交換蘇區的鎢砂和農副產品。中華鎢礦公司生產的鎢砂,被貼上印有“國防物資”的大封條,大搖大擺地由民團護送出境,換回了根據地急需的食鹽、布匹、西藥、軍火等,還有白花花的銀元。

  1932~1934年,中華鎢礦公司共出口鎢砂4193噸,由此帶來的財政收入400多萬銀元,成為中央蘇區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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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贛南鎢砂,彼時它是中央蘇區最重要經濟來源之一)

  此外,中央蘇區邊界辦了很多“經濟特區”,建立了30個關稅處規定“肩挑小販及農民直接賣出其剩余生產者,一律免收商業稅。商業資本兩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稅”。優惠措施吸引了大批國統區商販,甘冒風險與蘇區進行貿易。緊缺物資就這么一點一點流入蘇區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央紅軍攻克遵義。遵義是黔北的商業重鎮,各種土產的集散地,是紅軍長征以來所經過的第一座繁華的中等城市。利用遵義這個物資供應豐富的地方補充給養,購買生活、醫療等用品,為以后的行軍打仗做準備,成了一時之急。不過,紅軍隨身攜帶的大多是蘇維埃紙幣,彼時的遵義老百姓已經飽受戰亂和紙幣貶值之苦,如驚弓之鳥,一時難以信任和接受這新來的“紅軍票”。

  怎么辦?紅軍的辦法很巧妙。他們將從軍閥和土豪那里繳獲的食鹽平價推向市場,但規定必須用蘇維埃紙幣購買,其他幣種一概不收。這個辦法一出臺,遵義百姓紛紛向紅軍出售各種物資,再用收到的蘇維埃紙幣去購買平價食鹽。蘇維埃紙幣的信用盛極一時,遵義市面上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

  后來,紅軍因戰略需要撤出遵義時,并沒有甩手一走了之。離開之前,他們在遵義廣貼告示,設立兌換處,用食鹽、米、布匹等物資從銀行換回民眾手中的蘇維埃紙幣。這些做法,既活躍了市場,保障了紅軍的供給,又維護了蘇維埃紙幣的信譽,保障了當地群眾的利益。遵義百姓都說:“紅軍好,不坑人,‘紅軍票’值錢。”

 

  3

  斗智斗勇,邊區新貨幣發行

  1937年“七七事變”,標志著全面抗戰爆發。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國共兩黨達成合作協議,共同抗日、一致對外。作為合作協議的一部分,蘇維埃貨幣完全停止發行流通。

  僅僅過了幾個月,中共便發現這樣下去恐怕不是辦法。僅靠國民黨下發的那點(還經常拖欠的)經費,哪怕再精打細算,也根本無力供養迅猛增長的各類脫產抗日人員。戰爭是雙方綜合實力的較量。金融直接關系到物資動員能力,是支撐戰爭進行下去的物質基礎。經濟問題不解決,我敵后抗日軍民連生計都難以維系,又談何與日寇抗爭到底,并最終取得勝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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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毫無保證和信用的日本軍票,日軍以此掠奪中國資源)

  雖然侵華日軍當時尚未正式提出“以戰養戰”戰略,但實際上已經開始這么做了。日軍一邊濫發無擔保的軍票,一邊通過在華北各地扶持起來的偽政權發行偽幣,用以瘋狂地套購各種戰略物資,實施對華經濟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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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日軍強制推行軍票套購糧食物資)

  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后,迅速在華北敵后實施戰略展開,聶榮臻率115師一部開辟了晉察冀邊區。要建立鞏固的敵后根據地,就必須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財政、稅收和金融制度。

  在貨幣方面,剛開始,晉察冀邊區財政處為了籌措抗日經費,將日寇準備廢止的察哈爾鈔票(簡稱察鈔)蓋戳發行,以田賦作擔保。日寇見狀,馬上宣布不廢除察鈔。結果敵占區商人進入邊區,用大量察鈔購買邊區物資,給邊區軍民生產生活帶來極大困難。

  有鑒于此,1938年初,晉察冀邊區成立邊區銀行,準備發行邊幣。考慮到邊區并沒有多少金銀等貴重金屬作為邊幣發行保證金,而且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因此邊幣一開始是作為法幣的輔助貨幣出現的。邊幣將自身的價值依附于法幣,并通過法幣來體現并維持其信用。

  不過,這只是邊幣流通之初的權宜之計。因為,全面抗戰開始后,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喪師失地,一潰千里。隨著國統區面積的急劇縮小,為彌補財政收入的虧空,支撐急劇膨脹的軍費支出,國民政府開始濫發法幣。法幣貶值的趨勢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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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民國時期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幣)

  在這種情況下,1938年8月17日,毛澤東同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致電聶榮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懷,提出邊區貨幣政策的原則

  (1)邊區應有比較穩定的貨幣,以備同日寇作持久的斗爭。

  (2)邊區的紙幣數目,不應超過邊區市場上的需要數量。這里應該估計到邊區之擴大和縮小之可能。

  (3)邊區的紙幣應該有準備金:第一貨物,特別是工業品;第二偽幣;第三法幣。

  (4)日寇占領城市及鐵路線,我據有農村。邊區工業品之來源是日寇占領地,邊區農業產品之出賣地,亦在日寇占領區域。因此邊區應該有適當的對外貿易政策,以作貨幣政策之后盾。

  (5)邊區軍費浩大,財政貨幣政策應著眼于將來軍費之來源。

  (6)在抗戰最后勝利之前,法幣一定繼續跌價,法幣有逐漸在華北滅跡之可能,雜幣會更跌落,偽幣亦會有一定程度的跌落,邊區紙幣如數量過多,亦會跌落。問題中心在于邊區紙幣應維持不低于偽幣之比價。

  這封電報,事實上成了抗戰期間敵后抗日根據地金融、財政政策的指導性文件。根據電報精神,晉察冀邊區銀行走上了獨立自主發行邊幣的道路,并在1938年年底,宣布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禁止金銀流出根據地資敵。邊幣與法幣脫鉤后,嚴格地按照邊區人口數量、消費能力發行,以自身掌握的物資作為發行的保證。這樣就保證了幣值穩定,而且成功使邊區經濟免受法幣貶值狂潮的影響。

 

  4

  日軍:我就是窮死也要搞垮邊幣!……哎呀,邊幣真好用!

  邊幣的發行,被日偽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3月,日偽宣布河北幣貶值,并限期在年內作廢。妄圖藉此河北幣擠到邊區,從而沖垮邊區金融,廉價掠奪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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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聯銀券)

  晉察冀邊區政府迅速出臺三項對策:

  一是動員邊區群眾用手中的河北幣到敵戰區購買貨物,以免損失;

  二是讓邊幣跟著河北幣一塊貶值,而且比河北幣多貶值兩角;

  三是在邊區的貿易邊卡上按一比一的比例兌換河北幣和邊幣。

  商人到邊區販賣貨物,必須將手中的河北幣換成邊幣。由于邊區太大,各地物價不一。越靠近敵占區的地方,物價也越比邊區腹地價格高;反之,越到邊區腹地,河北幣的比值也越低,由此形成了一個極大的“炒匯”利潤空間。商人除了從邊區販賣農產品以賺取價格差外,同時也把邊區流通的河北幣帶到敵占區。當邊區政府把河北幣貶到五角的時候,河北幣已經在邊區絕跡了,全部涌入到敵占區。

  此役,晉察冀邊區將2000余萬元河北幣成功驅逐出境,換回了一大批邊區稀缺物資。大量河北幣涌入敵占區各大城市,迫使日偽不得不宣布河北幣可繼續使用,偽聯銀幣的發行也不得不減少。

  眼見這招失靈,日偽又祭出最簡單、最原始,但往往也最有效的一招:大量印制假邊幣,企圖摧毀邊幣信用。

  不過,晉察冀邊區各級組織和群眾抗日團體組織嚴密,邊區政府發動各級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反假幣宣傳活動,不但教群眾如何辨識真假邊幣,而且對持有假邊幣者進行教育后予以沒收處罰。對于故意用假邊幣到邊區套購物資的敵占區商人,邊區政府加強緝拿,嚴厲處罰。

  不過,對于敵占區商人,尤其是從北平、天津、石家莊等大中城市來的商人,晉察冀邊區還是本著“團結、教育、組織、加強統一戰線”原則的。因為他們除了套購邊區物資謀利,還會從敵占區將西藥、紙張、干電池等稀缺物資偷運入邊區。這在客觀上,對于打破日偽物資封鎖,堅持長期抗戰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邊區政府為他們量身定制了既有原則性,又具靈活性的貿易政策:凡是運來急缺物資的,酌情少收邊幣、多收偽幣;凡是販賣邊區糧食、土布的,購貨必須搭配一定數量的邊幣;用邊幣購買糧食,每斗便宜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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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抗日根據地的貨幣)

  晉察冀邊區一直在想方設法驅逐偽幣,日偽也成天琢磨如何限制邊幣流通。敵占區和邊區交界處的集市,是邊區對外貿易和邊幣流入敵占區市場的重要通道。因此日軍經常掃蕩集市。廣大群眾在針鋒相對的斗爭中,逐漸摸索出一套諸如改白天趕集為傍晚趕集、設置消息樹、在敵必經之路上埋雷以遲滯敵前進速度的應對招數。

  1941年至1942年,華北敵后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隨著晉察冀邊區被分割,侵入邊區的日偽軍強行推廣偽幣,禁用邊幣。

  面對這一嚴峻形勢,邊區抽調精干力量,組織了大量敵后武工隊,通過嚴懲鐵桿漢奸,爭取中間勢力,形成了一批“兩面基層政權”。剛開始,日偽軍為便于控制,將集市設在炮樓邊上。武工隊暗中打槍騷擾,再組織群眾炸集。幾次三番,弄得日偽軍頭痛不已。之后,由那些“白皮紅心”的偽保長們出面游說、掩護,武工隊成功地滲透進日偽市場管理隊伍。通過武裝打擊和合法斗爭相互配合,漸漸讓偽幣邊緣化,邊幣漸漸地成了市場流通的主要貨幣。

  從1944年開始,晉察冀邊區開始局部反攻。隨著軍事上的節節勝利,邊幣流通的范圍不斷擴大。在敵偽據點附近、平漢鐵路沿線各火車站周圍,都能以邊幣購買糧食和日用品。非但如此,邊幣和偽幣的兌換率,還從1944年的2.8:1,上升到1945年的1:1。不但偽軍寧可用邊幣也不愿用偽幣,就連日軍自己,也偷偷地將從老百姓身上搜去的邊幣留作自用,并暗贊“很好用”。這對于處于積慮要“整垮”邊幣的日寇來說,簡直是莫大的諷刺。

 

  5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晉察冀邊區的對敵經濟斗爭,是全面抗戰時期我敵后根據地經濟戰線工作的一個縮影。由于各戰略區所面臨的情況各不相同,實際上各地在領會上級精神要求的基礎上,在實際經濟工作中都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相應舉措,可謂“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山東抗日根據地按季節發行北海幣,并將發行額的一半交給工商局,在秋收季節大量收購農產品,等到春荒時期再拋售。以此回籠貨幣,保持物價的常年穩定。在對日占區貿易時,按根據地和日占區物價的變化以及各種貨幣的供求情況,靈活規定北海幣與法幣及偽幣的兌換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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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偽中央儲備銀行的中儲券,這些偽幣正是各根據地的主要打擊對象)

  在經濟貿易方面,僅以食鹽為例,為打擊日軍壟斷食鹽供應,盤剝日占區群眾的陰謀,同時也為打擊偽幣,擴大北海幣市場,山東濱海區工商管理局發放80萬元北海幣鹽業貸款,及50萬斤的鹽民救濟糧,發動鹽民積極恢復生產。食鹽對內自由買賣,對外管制。每地都規定鹽價,既保證了產鹽、運鹽的利潤,又打破了鹽商對鹽價的壟斷。工商局春季收購的食鹽囤積不賣,等秋季鹽產量減少時再放出,以平抑鹽價。這套組合拳一出,極大刺激了當地鹽業的發展,百姓得實惠,政府也確保了稅收。

  在山東各游擊區,八路軍游擊隊和武工隊不僅對民眾進行“拒絕偽鈔,愛護北海幣”的宣傳教育,而且規定田賦稅收一律限用北海幣,重要物資(棉花、糧食、鹽)也必須用北海幣購買,以提高北海幣流通范圍和信用。他們還利用游擊區的黑市吸納日占區物資。原先日偽禁止布匹等輸入抗日根據地,到1945年,經濟上窮途末路的日偽,不得不以軍工器材、西藥及電訊器材等物品與根據地交換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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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鹽阜銀行紙幣)

  在晉冀魯豫根據地,日寇拋出法幣以套取根據地戰略物資,僅1943年春流入冀魯豫邊區的法幣即達1億元。抗日政府立即采取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并舉的方針,打擊日偽對根據的金融侵蝕和破壞,有效維護了邊區貨幣的本位地位。邊區政府鼓勵人民用銅元、銅錢兌換冀鈔,支持邊幣本位的確立。工商部門向農民發放低利率農業貸款,禁止金銀流出根據地資敵,征收累進稅、公平稅源減輕農民負擔,開辦農民合作社,實行對外管制、對內自由的貿易政策。

  邊區還創造性地利用偽鈔打擊偽鈔。

  具體辦法是:農熟季節在根據地西面用冀鈔以高于市場價收購糧食,同時用繳獲的偽鈔大量收兌冀鈔,造成冀鈔在根據地西面的幣值高于東面,以冀鈔計的糧價顯著下跌。在根據地東面,用偽鈔大量購買敵占區糧食,推高以偽鈔計的糧價。利用兩地糧價差和幣值差反復謀利,大力吸納日占區物資的同時,還打擊了偽鈔信用。

  在華中,各根據地用自造的土紙印鈔票,并加蓋印、蓋號碼,增加日偽偽造難度。這種土紙鈔票只能流通半年就已經破爛得必須回收。而根據地銀行就此每半年便更改一次鈔票樣式,讓日偽“仿不勝仿”。

  最能說明經濟戰成就的,還得算物價。我們知道,戰亂和敵人大肆經濟掠奪的狀況下,紙幣貶值、物價高漲的通貨膨脹狀況嚴重程度遠超人們想象。到1945年抗戰結束時,日占區通貨膨脹率較1938年增長900余萬倍,國統區的通貨膨脹率比1938年增長接近16萬倍,而敵后抗日根據地僅為2485倍。

 

  6

  “經濟學家”們不懂:“泥腿子”為什么能?

  “泥腿子”、“土八路”們,何以在經濟戰中也能取得如此驕人業績?這是無數留過洋的經濟學家們想破腦袋也想不明白的事。

  其實總結一下,除了黨的堅強領導、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走群眾路線、集思廣益、眾志成城、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等諸多重要因素之外,理論創新、走前人所不敢走的路,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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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當時國民黨銀行工作人員,金圓券貶值嚴重,點鈔點到手軟)

  當時世界上,采用“金本位”制貨幣的國家居多。而在1935年法幣改革前,舊中國使用的是“銀本位”制貨幣。根據經濟學理論,如果手中沒有金銀作發行準備金,就必須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鎊等外匯來做幣值保證。而這兩點,無論是土地革命時期的紅軍,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新四軍,都難以辦到。不過,“土八路”們卻不受經濟學理論限制,勇于打破條條框框,在實踐中摸索出更符合實際的新經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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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由于金圓券飛速貶值,得用上麻袋裝錢的國統區民眾)

  這種新經濟理論,是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總結、提煉出來的。用當年擔任華中抗大分校教師的薛暮橋的話來說,就是“貨幣最基本的保證是物資。誰能控制物資,誰就能控制貨幣”,“保持紙幣價值的是紙幣發行數量,適合國內市場(根據地)流通的需要;如果超過流通需要,紙幣的交換價值就會跌落。一般法則,紙幣的流通數量,與其交換價值成反比。如果紙幣的發行數量增加一倍,它的交換價值就會跌落一半。具體表現就是物價上漲”,“時刻準備必要的兌換基金,借以鞏固抗幣信用。兌換基金至少應占發行額的半數,但這半數基金不需要完全是法幣或偽幣。法幣的兌換基金,平時只有抗幣發行額的百分之十就勉強夠了;其他百分之四十可以儲備重要物資(比如糧食)。到抗幣信用動搖時候,我們可以出售物資,收回一部分抗幣;抗幣流通數量減少,幣值就會穩定下來。或者用這物資去兌換法幣、偽幣,用來供給外匯,保證抗幣信用。此外還可以把多量抗幣用作短期信用貸款,在需要的時候收回一部分抗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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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國統區銀行擠兌,軍警也攔不住)

  這套新經濟理論的核心,就是要盡可能控制物資。

  因為貨幣本質上是商品交換的媒介,沒有物資可交換,或交換不到物資,哪怕有再多的黃金白銀做抵押,貨幣也就是廢紙。能購買到物資商品的貨幣,在群眾眼里才有信譽,發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貨幣的信用是立國之本和維系紅色政權的關鍵。

  在后來的解放戰爭中,國民黨一面加緊盤剝人民,各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一面濫發紙幣以充軍資,大搞通貨膨脹,變相搶劫人民財富。這造成國統區物價飛漲,工商業倒閉,農業產量急劇下降,人民破產。為數不多的硬通貨被權貴階層以各種手段中飽私囊,最終造成經濟崩潰,喪盡人心。而中國共產黨方面,通過土地改革解決了困擾中國小農經濟發展的問題,消除了中國農村傳統的中間食利階層,廣大翻身農民獲得了空前的生產積極性,變成了中共的堅定支持者。因為手中掌握了大量糧食、棉花、煤炭、食鹽等重要民生物資,加上對國統區奢侈品和非必需品輸入的嚴格管制,各根據地經濟遠遠好過國統區。這也為中共和廣大人民群眾最終戰勝國民黨反動派提供了雄厚的人力和物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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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淮海戰役期間的支前民工隊伍,土改后的翻身農民成了中共的堅定支持者)

  1949年5月,上海這個全國工商業中心獲得解放。不過,大大小小的不法資本家及各路投機商只曉得共產黨打仗厲害,卻不曉得這些“土八路”們打經濟戰也是個中高手。利令智昏之下,他們在經濟領域居然向中共發起了猖狂進攻,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并揚言要讓“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在當時領導經濟工作的陳云帶領下,中共發起“銀元風潮”和“兩白一黑戰爭”。所謂“兩白一黑”,就是大米、棉紗和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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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當時為打贏“兩白一黑戰爭”,新生的人民政府調動大批民生物資的報道)

  陳云經過調查,認為上海如果每天供應三百萬斤糧食,便可夠市民消費底線。中共在7月底正值江蘇早稻成熟,且價格低于上海時,派人到江蘇大量購入大米運往上海;陳云又急令“東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須每日運糧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斤入關”,再從江、浙、皖以及東北、華中、四川急運四億斤糧食至上海。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國家糧庫儲存的糧食高達十七億斤。

  棉紗方面,中共一邊從各地調來大量棉紗、按兵不動,一邊在1949年11月25日通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漢、沈陽、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拋售紗布。在上海的投機商拼命“吃”進后,上海的國營紗布公司仍然在大量拋售紗布。

  這就使得上海的投機商“囤積”而無法“居奇”,最后不得不低價拋出,結果賠了個底兒掉,還順帶著讓許多私營錢莊也破產倒閉,為新中國經濟秩序的建立掃清了障礙。

  這就是手中掌握大量民生物資的威力!手握充足物資的人民政府,讓之前囂張無比的投機商們徹底敗下陣來,在經濟領域制服了“脫韁的野馬”。(實際上,“兩白一黑”中的煤炭,也是借由從北方源源不斷地向上海運輸而實現了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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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當時運抵上海堆積如山的大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如今我們手中掌握的資源,是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連想都不敢想的。面對看似來勢洶洶的貿易戰,中國已經做好了全面應對的準備。只要我們自己堅定信心、把握主動、堅定不移地辦好自己的事,天下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參考資料:

  【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2】《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

  【3】《中國革命根據地 北海銀行史料》

  【4】《毛澤東軍事文選》

  【5】《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

  【6】《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7】《華中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

  【8】《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

  【9】《中國經濟史》

  【10】《抗日戰爭史》

  【11】《他影響了中國:陳云》

  本文系與王正興合作作品。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這才是戰爭 微信ID:xiaoxiongchumo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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