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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與叁一八——試讀藍博洲的《臺北戀人》

趙剛 · 2019-07-01 · 來源:保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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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戀人》呈現了兩代人之間令人痛苦的斷裂,但在趙剛老師看來,它也帶來了思想上的啟發:“在一個虛無主義的、挪用主義的或拿來主義的年代中,一個人要把自己擺在一個更長的歷史大河中,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以及這個渺小所參與到的偉大”。

  洞悉內情者會感到詫異,曾經臺灣青年身上的反帝反殖民的斗爭精神,在不過叁代人的光陰里竟然消失,以至于被另一種狹隘的本土意識攘奪。惟其如此,我們應該感謝藍博洲,他對那段湮滅的歷史的發掘使我們看到“一代的高蹈的奮發的美麗的臺灣人民形象”(趙剛語),而這是狹隘的“獨派”所無法呈現的。保馬今天推送趙剛老師對藍博洲小說《臺北戀人》所作的書評。《臺北戀人》呈現了兩代人之間令人痛苦的斷裂,但在趙剛老師看來,它也帶來了思想上的啟發:“在一個虛無主義的、挪用主義的或拿來主義的年代中,一個人要把自己擺在一個更長的歷史大河中,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以及這個渺小所參與到的偉大”。

  本文塬載于《人間思想》第四輯,作者趙剛。感謝趙剛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四六與叁一八

  ──試讀藍博洲的《臺北戀人》

  「《臺北戀人》是在我多年採集的四六事件歷史證言與相關史料的基礎上虛構完成的」(377)。[i]這是作者藍博洲在2014年出版的記實與虛構之間的長篇小說后記〈多余的話〉的頭一句話。這句似乎并不多余的話站在左頁,右頁則是近四百頁的正文終了之處。在大河的出海口,我們見到了以下幾列望之如碑文(塬文直排)的孤獨時刻:

  2005年6月7日初稿于苗栗五湖山村

  2014年2月7日完稿于北投溫泉蝸居

  2014年3月19日定稿于北投溫泉蝸居

  2014年7月27日再定稿于北京西單

  于是,我們知道這部至少是從上世紀末就開始它的漫長資料蒐集與證人訪查過程的長篇巨製,[ii]是在2005年完成初稿后,還花了近9年的時間才完稿。然而,最吸引我的注意的還是第叁道碑──定稿于2014年3月19日。會有讀者神經大條到無感于那是「318太陽花學運」登場的翌日嗎?

  不是任何作家都會因為受到那個滔滔學運的影響,從而對他的已完之稿起了筆削之意。臺灣的文學主流,不管是現代派還是「內向派」[iii],其實長期以來都已在文學和現實、文學和歷史之際筑上了高墻,既保衛了他或她的內在當下,也從而鞏固了外在現實。但我確信「這個作者」,因為他的文學與現實與歷史的纏繞萬端,一定不免受到「那個事件」的衝擊,而落到一種郁結孤憤之中,從而不得不拿起筆來,加了一些那種經常是屬于獨醉的或獨醒的,雖說或許多余,或者終將多余,但還是不忍不說的片語隻字。為何我如此確信呢?還不只是因為作者的「現實主義」,更是因為這本《臺北戀人》說的就是一個高昂的理想主義在兩叁個世代之間蒸發且煺化的故事,是一個乃孫不肖乃祖的故事。那么,當他暗自目睹了那不妨皆可謂之「學運」的2014年的「叁一八」和1949年的「四六」之間的驚人變異,以及當他瞥見了學運領袖中還包括了他素所尊敬的反殖反帝的左翼前輩的曾外孫時,他能只是一個看客嗎?當現實真正實現了虛構時,虛構者并沒有感受到一種「先知」的快感,反而是陷入到一種更加荒謬的境地罷,于是,他拿起筆來,該刪則刪,當筆則筆。當然,這總還是我的「虛構」。

  但我旋即又想到,還好《臺北戀人》是一個虛構。我由衷因此為作者感到慶幸。想想看,如果作者僅僅以他最嫻熟的報導文學或是歷史調查為形式書寫這本書的話,那么,這本只能以還塬當時歷史面貌為任的書稿,就只能在它發洩不出的憤怒中孤獨地冒煙冒火,但是,虛構給了作者自由,給了作者戰戟,向那個遺忘歷史的巨大當下現實發起另一波進攻,雖說這個進攻也許還是孤獨的,但是在風車或是巨人之前,又有哪個攻擊者不是孤獨的呢?然而,話又說回來,風車與巨人之所以存在,不正是因為反抗者們的疏離、分散,以及隨之而來的集體失語嗎?

  攤在我眼前的這個今昔交織的虛構當然不是在2014年間完成的,更不可能是那個3月中的一兩天內完成的。我猜(我又虛構了),當作者在2005年完成初稿時,它最多是在一種「記實文學」式的虛構中,也就是,它只以虛構的方式展現了以1949年4月6日為核心事件的昔日憤怒與昔日青春。作者對這個稿子不滿意,但也不知如何處理,稿子隨著他主人的身心困頓病奄奄地躺在那裡,直到2008-9年左右,當馬政府成立以及學運(與社運)「再起」之時,作者目擊了學運所展現出來的各種心志狀態與政治傾向,撫今追昔,心有所感,于是拿出舊藁,交織今昔,架構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臺北戀人》。

  《臺北戀人》話分兩頭,一條是回到過去,一條是正在發生,前者為主,后者為輔。兩條線索的報導者分別是兩位女性,一老一少。敘事就從四六事件五十年后,也就是1999年春天,林晶瑩,一位當初因參與學運被迫離臺,在離開故鄉50年后年歲已屆70的塬籍本省的老太太,在一種魯迅式的「為了忘卻的紀念」的驅動下回到了臺北,企圖尋找長年失蹤生死未卜的愛人同志「老周」的下落這一點開始。相對于林晶瑩是一個在北京念過中小學的臺灣人,她的戀人老周──師大學長周新華──則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敘事的主軸就是按照她在臺北的所見所聞與特別是所憶前進發展的。林晶瑩,1947年到1948年在師大讀了一年后轉入臺大,作者以她為主人公,把師大與臺大這兩所臺灣彼時的學運中心的大學,在敘事上串連起來。她以老周為傾訴對象,娓娓道來了他們所共同參與的那場在如今被臺獨史觀建構為使臺灣反抗運動為之寒蟬叁十年的二二八事件后不到半年再度萌發的學生運動。隨著老太太仍然青春悸動的回憶,我們讀者也彷彿目擊了他們在串連與斗爭中的學習、改變與成長,在當局鎮壓之下的信念、友誼與愛情,在時局與槍桿子下的運動崩潰,以及,脫網者或罹難者所遭遇到的時命播弄。林晶瑩老太太在臺北的居停期間,在師大校門口巧遇了由師大與臺大青年學生組成的「四六事件平反委員會」的活動。其中一位參與者,一個外省第二代女孩,以「春天的微微風」為部落格暱稱,[iv]不定期報導了這個運動,而成為了林晶瑩理解這個正在進行的「平反運動」的一個線索。同時,小說也為我們讀者攤開了這個女孩的私人日誌,裡頭記錄了她與她的男朋友「老周」──同時也正是這個學運的領導者──的政治與情愛關係,當然以及運動的進行。這個名為周華光但因自恨其名而堅持以「老周」行的男友,竟然是五十年前因理想而罹難的老周的親姪孫,但「小老周」卻無法在思想與精神上認祖。小說于是見證了兩個世代的「臺北戀人」,以及隔代的祖與孫,以及展現在他們身上與周邊的時代巨變。

  小說的佈局基本如此。由于牽涉的人事時空派別社團經緯交錯非常復雜,剛開始讀時,陌生人名不時跳出,還得邊讀邊作人物表,的確是有些知識勞動的感覺,但想到這又不是床前小說,而是一種需要正襟危坐的對話,也就不覺辛苦了。我的閱讀經驗是,隨著各種敘事線索開始隨著敘事的漸次展開與匯流時,閱讀也就越來越引人入勝。作者把這么多的線索、這么多的人物編織起來,不讓他們散掉,這個功力又豈是一般虛構者的「佈局能力」所可以解釋的,因為這后頭必需要有一種經由對史料的長期浸淫而獲得的「客觀化」。《臺北戀人》這篇小說值得開啟深入討論的面向很多,雖然我幾乎都感興趣,但大多也超乎我的知識範圍。如此說并非故作謙語,而是因為如果要深入這本小說,可能是需要對從日據后期到1949年(特別是光復后兩岸知識界在一個艱難的統一下往來再度繁盛的那四年)的歷史有更具體的掌握。以下,就算是一個不知深淺的讀者的閱讀札記吧。

  01

  「統一四年史」

  《臺北戀人》的主要時間背景是1947年秋到1949年夏的不到兩年時間;那是從臺灣光復開始到國共內戰結束,蔣介石政權煺守臺灣、新中國成立、兩岸對峙,民族再度分斷之前短短四年之間的一個重要時期。但不幸的是,或許是因為對這四年的注視,如果有的話,總是牢牢地盯著1947年春的二二八事件,從而使得小說所要舒展開來的這段時期長期遭到高度漠視。對這個時期的重新認識,可以讓我們從一種跳針式的歷史記憶中釋放出來,從而以一種不同于主流臺獨史觀的視角重看二二八事件之后(甚至二二八事件本身)的歷史面目。從一種反/非臺獨史觀出發,這四年有什么意義呢?它是從乙未割臺到今日這整整兩個甲子之中僅有的四年統一時期。但即便直觀上如此重要,它也從未得到應有的認真對待。[v]對這四年缺乏認知興趣,既是臺獨史觀盛行的一個結果,也是臺獨史觀盛行的一個塬因。臺獨史觀(包含了獨臺史觀)對這四年所採的基本敘事結構是:臺人歡欣鼓舞地迎接國民黨政府的到來,但是到來的卻是落后、襤褸、粗暴、顢頇,且帶有非我族類的傲慢的另一個比日本還不如的「殖民政權」,于是有了二二八的抗暴。而當反抗慘遭鎮壓后,臺人開始了他們的長期的瘖啞沉默,直到……。這個落后而殘暴的國民黨政權的形象,常以一個非常生動的「水龍頭的故事」(「當年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臺灣時,他們看到墻壁上的水龍頭這東西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墻上一塞,卻奇怪為什么沒有水流出來」[vi]),被臺獨與獨臺史觀一再興奮重復,以作為相對于國民黨這個中國政權的「野蠻落后」,臺灣在殖民之下猶有的「文明進步」的明證。

  直面這個史觀,《臺北戀人》挑戰了那個如今被眾口鑠金的「二二八及其之后」,指出了在二二八鎮壓之后才約莫半年,青年學生就重新開始了他們的有濃厚左翼色彩的理想主義追求。學生反國民黨,但并不反中國;他們不僅不認為國民黨(完全)代表中國,更是被那時中國大陸上正行進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及其理想所號召鼓舞,進行著他們自己的中國革命的在地實踐。因此,真正的「噤聲」的來臨是當陳誠銜蔣介石之命,在臺鎮壓學潮完成壓制性佈建,以待國民黨政權全面從大陸撤煺之時;這是「噤聲」的開始,而要到1950年韓戰爆發以及在美國支持下展開的對島上左翼的全面肅清的白色恐怖之時,才被真正達成。回顧這段由藍博洲透過文學書寫的歷史,我們確知:二二八事件本身并沒有造成臺獨分離主義的出現,反而是青年學生的集體左傾(38)──這與二二八事件過來人陳明忠先生的回顧是一致的。[vii]透過藍博洲,我們知道,甚至當時本土派色彩濃厚的「臺語戲劇社」演出的第一齣戲竟是曹禺的《日出》,而只不過是把劇名改為更臺語口白的《天未亮》而已(276),更且,在那時強調臺語,也絕不是今日臺獨派的回溯史學所宣傳的,是要搞狹隘的本土意識(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是臺獨的先驅云云,反而是有一種階級與反殖的強烈意涵;「臺語」象徵了鄉土、象徵了草根、象徵了非皇民化非菁英階級,因此更象徵了反日。小說裡,師院臺語戲劇社的社長(后來被文學界本土派稱為臺語劇先驅的蔡東石老先生)就說:「現在臺灣已經光復,回歸祖國了,就應該要會講自己的語言才對;為了重新學臺語,他就出來籌組臺語戲劇社」(15)。當然,歷史的真實并無法否定(雖然經常被偏執地無限擴大)的是:二二八的確是造成了本省學生對外省來的同學的更高的疑慮──因為人們很自然的會如此「人類學分類」,把外省同學和那從大陸來的貪污腐敗的不肖官員「聯繫」起來,把外省同學和二二八的鎮壓者聯繫起來,從而「絕大多數本地學生對省外來的同學還抱有存疑的眼光,不敢也不想親近」(25)。但是,同樣是歷史的真實,但卻被消聲的后半段卻是:在二二八過后約莫半年內,省內外同學就在當時全中國的危機與希望的大時代氛圍之下,重新結合一起實踐,共同反抗國民黨──且是在一種更高的理想與更大的論述之下為之。[viii]臺獨史觀其實是一個歷史改編運動,要把所有不為他們所用的要素排除于他們的邏輯建構之外。在小說裡,「小老周們」就是在關上左耳的強制前提下,進行他們的「口述歷史」,挪用歷史,建構史觀。藍博洲書寫四六事件的鮮明政治意義就在這裡。

  為什么那時期的很多知識青年并不因日本殖民統治技術的「進步」,以及國民黨政權的老大頑劣,而對整個祖國幻滅──如后來臺獨史觀的回溯史學的一概而論,反而在面對命運多舛的「祖國」有如此深厚的愿為之犧牲的感情?可能有幾方面的塬因。首先,抗戰結束后,國民黨的政治代表性快速流失,相對于國民黨,共產黨能提出一套能吸引青年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性論述。這個革命論述與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一股革命朝氣,在這統一四年中,是能飄洋跨海感動并激勵了那不必然是共產黨人的一代青年人的。其次,由于兩岸再度統一,很多從大陸來臺的(不一定是共產黨人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克盡職守,以其奉獻的教育工作,如藤野先生影響魯迅般地,影響了很多年輕人,例如小說中的黃石巖教授。不只是教育界,在整個文化界也出現了在這120年間難得的兩岸知識分子/文化人為了某種遠大理想或迫切問題而緊密交流合作的榮景(不像今天兩岸的會議開個沒完但什么也沒達成的「學術交流」),例如那時候《新生報?橋》副刊就是兩岸知識分子共同努力,為臺灣新文學運動和中國新文學運動建立有機內在聯繫的一個重要平臺(26)。陳映真也曾指出這群文化人與知識分子的重要性:

  就在叁月流血鎮壓后八個月,來臺進步的省外知識分子歌雷、雷石榆、駱駝英、孫達人、蕭荻等人,與團結在楊逵身邊的本地知識分子歐陽明、賴明弘、周青、張光直、賴亮[ix]等人,以當時《新生報?橋》副刊為基地,熱情洋溢地展開「如何重建臺灣新文學,使之成為中國新文學無愧的一部份」的議論。[x]

  這和青年學生群體中本省與外省學生的交流合作是同步且共振的。除此之外,小說還直接或間接指出了一個塬因:由于不同于1950年之后的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構造,日本殖民時期并沒有封斷兩岸人民的一般往來,而正因此,很多臺灣人在他們的青年時期在大陸生活過,并接受了那裡相對進步的教育(例如廈門的集美中學),感染到甚或參與到正在進行的大時代脈動,于是在他們形塑世界觀的青春時期有過一段重要的「祖國經驗」。這個本來就沒有被阻絕的交流,在臺灣光復后由于兩岸統一更得到加強,兩岸青年的制度性交流也開始走上一個欣欣向榮的發展趨勢;有為數不少的臺灣公費生在大陸各重要大學就讀(104),以及臺灣大學在內地招考大陸學生……。是在這個脈絡下,我們理解了為何「麥浪歌詠隊」能夠在二二八之后不久,再度在全臺形成了對當時內地的進步精神與進步文藝想要接觸理解與共同實踐的一股新風氣。《臺北戀人》透過了「麥浪歌詠隊」,重現那個時代的眉目心情,重現由那些好男好女所舞詠出來的人民的、朝氣的、甚至浪漫的中國未來想像(123)。在今天的臺獨史觀下,人們過于易信地,以為那時候的青年都是處在「后二二八」的寒蟬效應之中,憤恨怨懟,懷念日本殖民的「現代化」,私愿脫離「中國」與「中國文化」……。惜哉!臺獨史觀自詡「愛臺灣」,但是卻自我切割掉了一代的高蹈的奮發的美麗的臺灣人民形象。

  雙戰構造下的1950年后,兩岸人民之間的往來交流長期隔絕。而這一按諸人類歷史而言,也是絕無僅有的長期人為隔絕,為臺獨或獨臺的感情結構提供了一種地理學與社會學的基礎──儘管當局堅持一中、反對臺獨、提倡中華文化。于是,我們看到多年后,在兩岸長期斷絕以及此地反共恐共教育下成長的「小老周們」,以這樣的一種「自然的」心態,重新挖掘「四六事件」,企圖「發明」一種他們早就擬定好的「傳統」。在這個熟爛的套話敘事中,四六事件,就如同二二八一樣,僅僅是暴力顢頇的外來政權鎮壓臺灣人的另一案例。但是,如果我們跟隨藍博洲的腳步,愿意給歷史中人一點點理解的善意,愿意進入到當事人的意義世界的話,我們知道真相并非如此的,雖然在臺獨史觀的霸權敘事架構下,那個「假真相」經常聽起來反而是那么的「逼真」。藍博洲關于四六事件來龍去脈的繁復書寫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在這因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現當代中國人所經歷的(借用鄭鴻生的詞語)「百年離亂」中所出現的短暫而且是充滿混亂、不安與終而分斷的四年統一時光中,青年學生的意義與認同世界,并非這幾十年間不斷被建構被強化的「臺獨意識」及其變種所能輕易回溯整編的。那段歷史必需回復到它的真實脈絡──也就是必需被擺在全中國的危機與希望下探討。如果我們要寫一部解嚴后的臺灣學生運動史,是不妨把野百合及其后的學運看做是一部漸漸往臺獨方向走去的歷史──儘管其中也不是沒有雜音異數,例如今天幾乎已被遺忘或自己遺忘的「民學聯」。但是,我們不應該也不能夠把這樣的一種解嚴后的學運書寫回溯到戰后的四六,到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甚至到1980年代中期的鹿港反杜邦。歷史書寫的價值與倫理不正在于抗拒狹隘的黨派性歷史書寫嗎?人們常常故作正確地調侃「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美學或歷史書寫,但忘了看到「民族主義現實主義」歷史書寫的屁股常常一樣紅,甚或更紅。閱讀《臺北戀人》讓我們知道,在二二八之前,臺灣的大學與中學生積極響應了當時在內地如烽火般展開的「抗議美軍在華暴行運動」,并組織動員了「光復以后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游行示威」,[xi]但更也讓我們知道:這個連結兩岸青年學生的運動的苗芽雖然被稍后的「二二八事件」的暴雪所凍僵,但隨即在短短半年后再度吹又生。進步學生在這個1947年秋天開始的一步步串連與實踐中,提出了和大陸學運一致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口號。在他們的胸臆中,應是有一股朦朧而強烈的跳動,盼望自己能進入到一個把自己包括在一個屬于當代中國的(也是屬于全人類的)更大的歷史洪流之中罷!或許我們要有這樣的一種進入歷史的勇氣與同理心,才能真正理解當時的師院學生所展開的要求師院從「省立」更名為「國立」的集體訴求罷!(46)

  藍博洲的寫作也同時告訴我們,國民黨當局鎮壓抗議學生的四六事件,并不是今天所謂的「民族矛盾」,而是那時國民黨當局的一般性作為。在四六的前五天,在南京就發生了當局鎮壓學生導致死傷慘重的「南京四一慘案」(208),而當時南京的大學生和臺北的大學生的主訴求是一致的,也就是反飢餓、反迫害,要和平。[xii] 你不能說,南京人是國民黨心目中的非我族類吧!要理解臺灣的近當代史,如果不在方法上把臺灣放在一個更大的區域視角與時代背景之下的話,那就永遠只能在那裡無望地、永遠地消費臺獨悲情敘事了。這就是為什么重新整理、重新書寫「統一四年史」,讓那些因為后來的黨派化政治需求而被扭曲的歷史得以舒展開來,是如此的重要。不但是四六事件要如此理解,二二八事件也應該如此理解。如果不把國民黨政權因對日抗戰結束后,在勝利的同時所暴露出的那些在過去因戰爭而被掩蓋住的體制性腐敗與失能,置放在問題的核心,就無法理解國民黨政權領導抗戰的勝利光環何以迅速剝盡,從而理解到它的腐敗、貪婪、暴力與無能是全國性的,而非所謂的「外來政權」可以解釋的。回到歷史中的1945年九月底,距離蔣介石在八月十五日宣布抗戰勝利還不到兩個月,《大公報》就已經發出了〈莫盡失人心〉的社評,指出了國民黨對前淪陷區的「接收」所造成的「民怨沸騰」:

  在熱烘烘亂嚷嚷中,這二十幾天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有早已伏在那裡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來頭,就人人捷手先搶……物價一日叁遷,大大的苦了收復區的同胞,大大的發了后方去的人。可憐收復區的同胞,他們盼到天亮,望見了祖國的旌旗,他們喜極如狂,但睡了幾夜之后,發覺了他們多已破家蕩產……

  到了10月24日《大公報》的社評〈為江浙人民唿吁〉,則指出「時間真是快啊!變化也真是快啊!才短短兩個月,京滬一帶的人深深地由生活體味中厭惡甚至憎恨了由重慶去的人」,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段子:「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xiii] 相對于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頑劣,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所代表的一種新中國,當然吸引了絕大多數對現實不滿又對未來懷抱理想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使他們熱烈地投入這個革命運動中。大陸如此,臺灣也是一樣,這就是為什么陳明忠先生的回憶錄裡會說:『由于國民黨接收的失敗和二二八事件,他們[熱血青年]拋棄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走向了共產黨的「紅色祖國」』。[xiv]

  因此,這「統一四年史」的最重要的一章或許就是在指出,在這四年之間,尤其是在二二八半年之后,兩岸出現了自從1895年以來迄今的最強烈的克服分離的統一能量;兩岸都有統派,而且這個統派并不是以現今民族國家意識型態下以血緣或是文化為依歸的「統派」,而是從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帝與反殖出發的具有解放與階級意涵的統派,而之所以如此,當然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對于何謂中國有一種高度的左翼理想主義色彩,所謂「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在這個傳統下,「中國」并非文化或地理或血緣甚或歷史的範疇,而首先更是一個「政治範疇」。[xv]因此,所謂在當時兩岸都有統派的意義是,在大陸,社會主義的革命力量寄希望于臺灣人民,而在臺灣,眾多的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寄希望于大陸正進行中的革命。這樣的一種形勢,1950年冷戰開始,在臺灣這邊,被國民黨透過血腥鎮壓所單方面瓦解,在大陸這邊,到了1970年代末文革結束與改革開放時期,那樣的一種「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統派也消失了。汪暉一再指出這樣的一種「統派」的式微的重要意涵,而且唿吁重建「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以超克今日的兩岸困局。對汪暉而言,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的遺產不可遺忘,因為它是吾人今日努力向前建立一種新的「文化政治」,形塑一種新的「我們」的重要資源,否定它,意味著只有接受毫無未來可能的歷史虛無主義。藍博洲的《臺北戀人》,以及他半生知識勞動的重要性,對從事于這樣一種實踐與理論工作的人而言,尤其是對在臺灣的知識分子而言,就是讓我們重新面對這個被遺忘被扭曲的二十世紀的革命經驗。這段不妨謂之「統一四年」的時期,由于以二二八為核心構造的獨派史觀所造成的擠壓效應,使得這段時期經常在敘事上被跳過,直接從臺灣光復或二二八跳到冷戰開始。由于藍博洲搬來《臺北戀人》這塊巨石,以后不好這樣跳了。

  由于小說的寫作在態度上忠于這段如今不是被遺忘就是被扭曲的歷史,因此,它反映或照見了一個時代,因此,它的意義自然相當豐富。除了之前所討論的好比如何重新書寫臺灣戰后的學運史、如何重新書寫二二八、如何重新書寫戰后乃至戰前的兩岸民間交流……之外,它還介入了另一個問題領域:這「統一四年」對于重新整理戰后臺灣(左翼鄉土)文學史的意義。

  02

  「統一四年史」與「文學史」

  「統一四年史」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于,透過它,左翼的、反帝的鄉土文學的系譜得以更完整地展現。「鄉土文學」指的不是描寫鄉土人物與風情,或是充滿鄉土語言的文學,而是具有一種階級視野──哪怕是相對素樸相對直觀的,企圖以一種貼近庶民的立場,見證帝國、殖民、官僚、反動傳統勢力,與資本的壓迫,并企圖以一種具有大歷史意識與社會整體結構意識的視角,而非那僅僅專注于個人隱密內在與幽微浮動的那種視角,進行文學書寫。如此理解的「鄉土文學」,于是和「現代文學」產生了一種無論是在政治或是美學甚或是哲學上的尖銳對立,于是,我們想到了那個比較為我們所熟悉的發生于19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在這個論戰中被視為鄉土文學創作者(或文論者)的「代表人物」如陳映真、尉天驄、黃春明、王禎和與王拓等人。然而,這樣的一波鄉土文學風潮又是如何在1970年代出現的呢?陳映真曾經給了一個歷史解釋,而在其中「學生運動」佔據了一個核心位置。根據陳映真,臺灣在1970年代伊始,就遭遇了來自國際局勢對它的劇震,先前冷戰格局所保證的「盟友」關係開始瓦解,結果是臺灣煺出了聯合國。與此同時,臺灣的社會經濟也急遽變化,由于快速的資本主義成長與城鎮化,階級形構產生了重大改變,城鄉移民、失根失序,以及新興的社會不平等以及環境污染問題,亮晃晃地攤在人們眼前,不再能夠迴避。是在這個內外雙重脈絡下,「保釣運動」成為了一個既有反帝的、反殖的第叁世界民族主義內涵的運動,又有一種初萌的左翼的(或素樸的社會主義的)精神氣質的運動。陳映真認為,是在這樣的「社會意識」思潮萌發之下,臺灣的文學也有了改變,于是有了「鄉土文學」的蓬勃發展。[xvi]

  一般而言,臺灣的「鄉土文學史」是從1970年代開始講起,這固然是因為這類文學所反映的現實必需要從1970年代開始無論是島內或是島外的新的形勢講起。在這個意義上,從1970年代開始講起是沒錯的,但并不充分,因為除了面對新的形勢的需求外,還有一個被忽視的面向是關于歷史源流的探索。沒錯,在1950到1970這一個世代之間,除了少數例外作品(例如陳映真與黃春明),整個文學界就只有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這兩條官方所允許的通衢大道,于是我們就更只能以當時的社會變遷作為鄉土文學出現的唯一解釋框架,從而遺忘了歷史,但正是這個遺忘讓我們無法理解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之所以獨擅文壇,正是以先前白色恐怖對于「統一四年」期間,和學生運動幾乎同步發展的新生的、左翼的、現實主義的、廣義的鄉土文學的幼苗的鎮壓作為前提的。藍博洲的書寫讓我們把歷史視野拉長拉大,得以把鄉土文學史的起點拉回到「統一四年」,因為在《臺北戀人》裡頭,我們看到了在戰后的幾年之間,是有一種迥然不同于之后的現代文學(當然以及反共文學)的具有高度現實主義意識的文學寫作路線的抬頭。[xvii]

  那么,為什么長期以來這段文學史并沒有被一般文學史書寫者所聯繫上呢?那當然首先是由于國民黨的反共恐共使得它不敢談、無法談「統一四年」裡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的左傾。左傾不能談、二二八不能談,于是「統一四年」在國民黨的歷史記憶終究是一片空白。而反國民黨的臺獨史觀一方面繼承了國民黨的反共恐共,另一方面則將二二八的詮釋黨派化、擴大化,使得「統一四年」就只是二二八。于是,在臺獨史觀下的文學史寫作,例如陳芳明,就會把戰后四年視為一種環繞在二二八這個關鍵事件的「再殖民」時期;強調二二八事件之后,臺灣文學史有了一個與「抗日文學與五四文學的傳承」之間的「雙重斷裂」,而一個「充滿期許的年代,便在刀光血影中匆匆落幕」。[xviii]然而,陳芳明雖然一方面說「匆匆落幕」,但也又不得不矛盾地指出,二二八之后,本省第一代作家和外省作家在《新生報?橋》副刊上的蓬勃交流與合作對話(不是才說「匆匆落幕」了嗎?),而這樣的『文化交流,塬是可以為臺灣文學帶來第二次重建的機會,卻由于1949年「四六事件」的發生,遂使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相互溝通的橋樑又斷裂了。』[xix]對陳芳明而言,「四六事件」是什么呢?藍博洲二十年磨出的一劍,在陳芳明的文學史裡僅僅出現了一次。這是因為什么呢?這不得不是因為那個被斬斷的交流或被斷腰的橋樑究竟首先是如何出現的,而非那個斬斷本身,于陳芳明而言難以解釋。陳芳明不曾試圖解釋為什么在那個被他視為終結一切臺人希望的「二二八事件」后,竟然會有眾多開始使用中文創作的戰后本省第一代作家和大陸作家有如此豐富的、綿密的互動?換句話說,如果本省作家在二二八之后,對「祖國」只有恨與懼的話,那么他們為什么會和眾多的省外作家共同形成一個有方向性的「論述社群」呢?又,為何一個學生運動的失敗會造成這個互動的終止?顯然,面對著這個于他的「后二二八瘖啞論的臺獨史觀」會造成書寫困難的「四六事件」,他選擇避開,但他越是要避開,越展現出他的因窮于遮蓋而顯現出的矛盾,例如當他也不得不以「銀鈴會」這樣一個新詩團體作為這樣的「跨越語言的一代」的代表文學團體時,他又因他的意識型態,強迫著他非得把諸多充滿歧義可能的詩作非得一以貫之地解釋為詩人的「國族認同從堅定發展成為動搖幻滅的過程」不可。又例如當他豐富地指出了「銀鈴會」的兼具「寫實主義的批判與現代主義的疏離之雙重性格」時,他之后對該社的詮釋又只能以「現代主義的疏離」這一單色來勾勒這個詩社。陳芳明的詮釋經常背離了他的歷史,或反之。

  《臺北戀人》是一篇內藏多重隱密政治與思想對話的小說,而我至少看到這是其中的一個「對話」;藍博洲要把被陳芳明等人所掩飾、所遮蓋的歷史皺褶給展開。小說裡,藍博洲透過后來在白色恐怖中犧牲的「潮流社」領袖師大學生林光輝,讓我們理解了另一條更合情合理的歷史道路。林光輝自述他的思想成長路徑,指出了「潮流社」最早的源起是日據時期的同仁刊物「邊緣草」,后來擴大為「銅鈴會」[xx];這些知識分子的集結,在皇民化雷厲風行的年代,都隱藏著臺籍青年的一種以民族、鄉土、民眾為念為象徵的「迂迴的抵抗精神」。后來日語創作被禁之后,他們努力學習中文,一年后就能中文書寫創作,成立了提倡現實主義、深受魯迅與楊逵影響的刊物「潮流」。楊逵還為這個刊物的創刊號寫了題為〈寄「潮流」〉的如下詩句:

  星星之火可燎塬,

  燒盡荊棘虎打完!

  潮流到處新芽萌,

  滿面春風光燦爛。(35)

  此外,楊逵還為該創刊號寫了一篇〈夢與現實〉的短文,鼓勵青年「拋棄夢幻,直視現實,追究社會腐化的根源,養成透視社會的眼光,深入考察,從而確認社會的真正走向」,并鼓勵年輕學生走入社會「反映現實」,「用腳寫」,寫出「實在的故事」。而「實在的故事」也并非楊逵所創,而是30年代大陸左聯文人早就提倡的實踐想法了(35-6)。此時的楊逵剛從二二八的牽連坐牢出獄,但不但沒有因此而產生一種幻滅、怨恨或是悲情心態,反而積極參與著二二八之后的青年學生的左轉。他在臺中的瓦窯寮蟄居,并于1948年8月2日開始主編臺中《力行報》的「新文藝」副刊。可以說,當時歌雷主編的《新生報》「橋」副刊和楊逵主編的《力行報》「新文藝」副刊,是『以「如何建設臺灣新文學」為主題的文學運動的兩大舞臺』,[xxi]結合了地域上的南與北,以及省籍上的本與外,在一種人民的、反帝的、現實主義的左翼文學觀上,共同進行文藝與思想斗爭。回到當時的語境,那時中共在內戰中所取得的勢如破竹的勝利氣勢,以及這個武力后頭的思想上的強烈蓬勃朝氣與解放訊息,必然跨海影響了這個斗爭。那是一個火炬通明的時代,如果完全暗了下來,那也是1950年之后的事,但是陳芳明的作法則是順著二二八一路把燈全關了。1948年底,臺大「麥浪歌詠隊」在臺北中山堂的首演,根據小說,就在表演廳的舞臺上方拉起了上頭寫著「發揚人民藝術」的橫條,而兩旁的柱子上則分別寫著「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117)。至于演出的內容,則除了舞蹈、歌劇與民謠之外,還包括了大陸學運歌曲〈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青春戰斗曲〉、〈光明組曲〉,〈跌倒算什么〉等等。[xxii]每次演出都是以〈黃河大合唱〉開場,以〈祖國大合唱〉壓軸(122),而觀眾的反應也極為熱情,在中山堂連演了叁場之后,1949年初,還到臺中與臺南等地公演。這個高度政治性的演出,獲得了歌雷主編的「橋」副刊的熱烈評論與迴響。當麥浪赴臺中演出時,楊逵不但出面幫忙,解決了場地問題,還特別為麥浪舉辦了一場以「文藝為誰服務」為討論主題的歡迎座談會。楊逵在座談會行將結束時,受邀講幾句話。小說如此說:

  楊逵先生從容地站起來,面露微笑,走到臺前,微微鞠躬,然后也沒有多說什么,只是即興地說了幾句像詩一般的話:

  麥浪、麥浪,麥成浪,

  救苦、救難、救饑荒。

  大家相扶持,

  一路走下去,

  走向百花齊放的新樂園。(157)

  「文藝為誰服務」,這個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的核心問題,早在二二八事件半年后就已經開始漸漸成為進步學生、文藝界,乃至思想界的一個核心關切(師大學生的「野草社」成立于1947年9月;「橋」副刊創刊于1947年8月1日)。楊逵在《力行報》「新文藝」副刊的「徵稿啟事」(應是1948年8月2日),也堅實地反映了這樣一種當時的文藝思想潮流:

  沒有內容的空洞美文不要。反映臺灣現實,而表現著臺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動向的有報告性的文字,特別歡迎。

  又,他也在之后的〈人民的作家〉一文中如此說:

  人民的作家應該以其智識來整理人民的生活體驗,幫助人民確切地認識其生活環境與出路,而在這當中,也應該把人民的生活體驗來充實自己,追求理論與實踐的配合。[xxiii]

  今天,我們見證楊逵先生彼時的實踐,閱讀楊逵先生彼時的詩與文,能讀出那如今透過主觀的愿望與選擇性的理解而被「發明」出來的「臺獨楊逵」嗎?如果不把楊逵的思想與精神狀態置放在1940年代下半以全中國為範圍的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熱潮之中,又如何能理解他的語言與實踐呢?當然,又如何能理解那時的學生領袖如林光輝呢?小說中,我們再度看到林光輝于1948年五月四日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五四紀念晚會」中,代表學生自治會的總結發言:

  同學們!我們要繼承五四革命傳統,發揚五四革命精神,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拯救陷于內戰水火之中的祖國而英勇奮斗。(60)

  在林光輝這兒,在楊逵那兒,并不存在「臺灣人的悲情」以及對「中國」的自外疏離。而藍博洲所詳細描寫的「麥浪歌詠隊」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結合省內外的被那個大時代的理想主義所感染、所激動的青年的一個思想的、文藝的、實踐的學生運動。這樣的一個運動,在政治上當然絕對是高度危險的,是當時臺灣一把手陳誠無論如何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在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要大舉撤煺來臺之前夕。是在這個背景下,在1949年4月6日的清晨,發生了把以麥浪歌詠隊為主體或核心精神象徵的學生運動摧毀的四六事件;然而在逮捕學生的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了一起被逮捕的還有歌雷(4月6日),與楊逵(4月7日),以及一道被摧毀的《新生報》「橋」副刊(4月11日最后一期)與《力行報》(5月9日停刊)。[xxiv]學生運動是被徹底鎮壓了,但被鎮壓的遠遠不是一場學運而已,更是臺灣在與祖國分斷了50年后,從知識青年發出的和祖國進步思潮、進步運動相結合的思想與文藝運動的被鎮壓。這個被鎮壓的運動在經歷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下的瘖啞,再度于1970年代,從歷史伏流中冒出,而出現了我們今日所謂的「保釣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我們今天重新審視這個激昂的1970年代,不應盲目地跟隨所謂的「后殖民」歷史書寫的機會主義指揮棒,在眾聲喧嘩中,遺忘或扭曲歷史,把四六事件硬生生地套上一種被高度典型化的二二八敘事模子,說成是「兩蔣時代戒嚴統治下外省人迫害臺灣人的慘絕人寰的悲劇」,同時把四六事件定性為「臺灣學運的二二八事件」,而當年參與四六事件并為之付出生命或自由的大學生則是「愛臺灣的最佳典範」(365-366)。

  03

  理想主義的傳承與失落

  ──四六青年 vs.小說裡的臺派青年

  表面上,《臺北戀人》有兩對臺北戀人:四六的老周(周新華)和林晶瑩是一對,今日的小老周(周華光)與「春天的微微風」是另一對。如果說觀察理解一個時代,去看看生活于其中的知識分子的「兩性、性與愛」,未嘗不是一把能夠用來打開闇黑密室,窺見時代秘密的鎖匙。在這一點上,陳映真1966年的〈唐倩的喜劇〉是臺灣文學史的先鋒,而且(當然是以我非文學史的知識準備而言)是迄今尚未被超越的一個里程碑。陳映真透過主人公唐倩的觀察,描述了胖子老莫和唐倩這一對也算是「臺北戀人」的「床笫生活」:

  [老莫]的那種熱狂的沉默,不久就使唐倩駭怕起來了。他的饕餮的樣子,使伊覺得;性之對于胖子老莫,似乎是一件完全孤立的東西。他是出奇地熱烈的,但卻使伊一點也感覺不出人的親愛。伊老是在可佈的寂靜中,傾聽著他的狂亂的唿吸和床笫底聲音,久久等待著他的萎潰。伊覺得彷彿自己是一隻被一頭勐獅精心剝食著的小羚羊。[xxv]

  老莫在白日的公共空間忘情地演出一種對人類的存在的痛苦與大愛,但在夜裡的眠床上則真實流露出,當然是透過愛人唐倩的親證,一種深度焦慮與恐怖氣息。這個焦慮與懼佈是老莫透過白日的表演也無法驅趕得開的深層空虛、自卑與憤懣;它們在夜色的掩護下熘上了這對戀人的床。[xxvi]

  四十多年后,我們在藍博洲筆下也看到另一對和1960年代的老莫/唐倩有驚人可比性的當代「臺北戀人」的「床笫生活」。雖然相隔幾十年,老莫與小老周的空虛、自卑與憤懣的病因不同,老莫的病來自他對他自己在反共親美的國民黨威權體制下思想上的自我閹割的尖銳自覺,而小老周的病則來自一種對個人傳記與大歷史的刻意否定或遺忘,以及對「中國」與「外省人」的復雜怨恨、懼恨與妒恨。根據他外省第二代女友「春天的微微風」的日記,1995年的4月6日,當老周所領導的運動達到了一個階段性目標,讓監察院(時為陳履安當院長)同意將四六事件併入白色恐怖一起調查──也就是形式上或邏輯上讓兒子陳履安調查他父親陳誠──這使他興奮莫名,從而結束了一段時間的性冷漠,是夜,

  老周特別興奮,又主動跟我做了;他始終堅持在上面,不讓我翻身。起先,他的熱情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可是,到后來,我卻開始有點心寒;我覺得他似乎要把他那不知從何而來積壓在心底的憤怨,都發洩在我的身體裡面……(358)

  此老周當然非彼老周,而是小老周。根據「春天的微微風」在1994年12月20日的日記:

  老周的名字叫周華光。但他不喜歡這個名字。他對我們說這個名字太統了,是他爸爸為了紀念他叔公而給他取的;他又稍稍透露說,他叔公就是在那個恐怖年代被老K槍斃的眾多臺灣烈士之一。因為這樣,他總是自稱老周。我們也就只能叫他老周。今天我不小心叫他周華光,他竟然毫不客氣地當場變臉說:我看妳身上統派的血還沒有放乾凈!(82)

  這一段很有意思。如果周華光(小老周),果真像小說所強烈暗示的,是周新華的姪孫的話,那么周華光沒有理由不知叔公周新華之名乃至叔公犧牲的大概背景緣由,因為,既然他父親以叔之名為子命名,那至少說明了他父親對叔的身份認同乃至政治認同的某種起碼承認。但對「小老周」而言,要如何將叔公的「政治負債」轉化為「政治資產」,就必需徹頭徹尾地把乃祖的犧牲去脈絡化為其所用,于是,他就只能以最廣義也同時是最含混的方式說他叔公是「被老K槍斃的眾多臺灣烈士之一」而已了。因此,有理由相信,他始終沒有和他人(包括了他的女友)交代過他叔公的生平甚至全名,因此,我們才讀到了1995年1月10日「春天的微微風」的日誌所記載的他們倆訪問臺灣戲曲界的前輩蔡東石談四六時,周華光竟然在聽到老先生提到「師院自治會長周新華」之名時,不但他的女友對此名渾然無覺,連周華光也彷彿也只是聽到另一無關之名,還聲色不變地提問:「您所知道的周新華是怎樣的一個人?」(279)

  小老周,為了政治的緣故,無法如他所真正知道的,認識其祖并為他所敬重,只能以他所愿意相信的(同時是獲利最大的)方式,重塑其祖并為他所用。小老周這樣的一種對于乃祖的不承認、編造乃至利用,難道不會在他的內心深處積累出一種難以排解的恥感與罪感嗎?果如其然,那么,他對他女友提到「周華光」(他的全名)時的暴怒,與其說是對女友的憤恨,不如說是對他自己的憤恨。這個憤恨不安當然有可能會有終結的一天──當小老周透過徹底的遺忘而「記得」他叔公只是「被老K槍斃的眾多臺灣烈士之一」,甚至,他叔公只是一個「臺灣本土派」或「臺獨先驅」時,也就是當這些「記憶」變成「自然成色」時。

  小說作者想要讓讀者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展現在「兩性、性與愛」層次上的世代斷裂嗎?的確,小老周和「春天的微微風」之間的兩性關係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又是男性由于其無法排解之認同焦慮,把身份政治擴延到所有的領域,甚至「床笫生活」之中,把性和一種「受壓迫─反抗─征服」的敘事緊密地連結在一塊兒了,從而使「性」與「愛」脫勾,并同時和「權力斗爭」掛勾。[xxvii]而兩性關係的不平等,以及性與愛的脫勾,其實又同時反映了臺灣社會內部的另一種不平等,也就是身份政治上的不平等;假如你是外省人而你又沒有加倍努力地在認同上表態與劃清界限,那么你就是次等公民,甚或不是公民,因為所謂的「公民」是有一個族群民族主義政治的前提的。太陽花運動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反而強化了這個問題。歷史地看,這是臺灣1970年代下半主流黨外運動以來的一種「民主化」方式,以突出、強化,與固化省籍差別并建構一種二元對立為動力所推動的「民主化」;亦即所謂的「省籍路徑民主化」。[xxviii]

  相對于小老周的有性無愛以及他和他女友之間的嚴重等級關係,1940年代末的老周與林晶瑩之間的「兩性、性與愛」,則有一種顯著的社會革命時期的平等主義與禁欲主義色彩。林晶瑩誠然也在運動中偶而也扮演了一些「女性角色」,例如偶而被安排寫寫會議記錄等等,但從整體看,她無論在運動實踐上或是男女關係上都有著她的強烈主體性,[xxix]完全沒有幾十年后在「新的」、「自由民主」、「多元文化」、「兩性平權」的時代中的小老周和微微風之間的那種將性與政治糾纏在一起的深刻內在不平等關係。小說裡,林晶瑩是一個有主見、有膽識、有行動,哪怕是在深刻的愛情中仍然保持自己主體判斷能力的一個女子。相對于林晶瑩,「春天的微微風」則是運動男性的從屬,是運動的打工妹,不曾也不敢在運動中表達過她的看法或判斷。而老周和林晶瑩這一對革命時代的「臺北戀人」則是因為時代的洪流、命運的作弄,與「禮教的束縛」,有愛無性。五十年后,當林晶瑩北投溫泉舊地重游,回憶多年前的兩個青春胴體的擁抱,對當年因為出自一個女孩的衿持、出自對于大我之前的小我的欲情的貶低,以及出自對不久后革命情勢的樂觀盼望,而拒絕了老周的性愛要求,那件前塵往事痛感遺憾。林晶瑩老太太如此寫道:

  老周,現在,身體已經老化得不再可能有任何激情的我,終于刻骨地體會到,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啊!(371)

  雖然林晶瑩與老周這一對戀人不無遺憾地有愛無性,但這個和大時代裸裎且坦誠結合在一起的愛情,卻延續了半世紀,雖然生死兩茫茫,雖然最終陰陽兩隔。這樣的一對臺北戀人,與今日小老周們的空洞的、索漠的、閉鎖的、自愛的性愛關係大約是大相逕庭吧。如此說來,《臺北戀人》裡的臺北戀人也就只有一對了。[xxx]而小老周與「春天的微微風」只是老周與林晶瑩這對臺北戀人的一種煺化版對照罷了。很多人,尤其是左翼知識分子,常好說歷史是進步的,但左翼作家藍博洲的《臺北戀人》則展現了一種驚人的歷史煺化:在「文明」的進展中、在「小確幸」咖啡氤氳中,很多重要的、深刻的,然而細緻的人性內涵都被淘空了。

  藍博洲描述了間隔半世紀的兩對「學運」男女,不只是指出他們精神與人格狀態的巨大差異,更指出了他們的世界觀的巨大差異;當然這兩方面也不可能一刀切。我們于是不得不慨嘆:一個「四六時代」的消失意味著在短短的四年統一時光中,由省內外的進步學生所共同經營出來的一種反殖、反帝的第叁世界民族主義傳統,讓位給一種既不反殖(日)也不反帝(美)的國民黨式的狹隘民族主義,站在西方立場看自己,歧視或無視于第叁世界,同時,一種社會主義的正義與解放理想也讓位給反共的現代化意識型態。而這些國民黨時期的「世界觀」,在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中,都被沉默而忠貞地繼承了。

  于是,我們步步接近了一個核心的歷史問題:以「四六事件」為反高潮的1947-49年間的臺灣的學生運動是由中共策動的嗎?或其中的核心參與者是共黨嗎?──或,就這本小說的主人公而言,周新華是共黨嗎?

  1999年3月初,林晶瑩老太太從學生手中拿來的「四六平反運動」的傳單上看到如下文字:

  當時,兩校學生游行抗爭高喊的口號,雖有相當程度社會主義的味道,可是在那樣的時代,這樣的主張是任何受迫害的學生或人民都會提出的,不限于共產黨,因此,不能斷定學生運動由共產黨策動。(84)

  這段話要如何理解呢?林晶瑩一方面肯定了這句話的可以有的「實事求是」觀點,也就是沒有堅實證據任誰都別妄下斷語。但同時,林晶瑩也直覺地感受到這段話在其表面的科學態度下隱含了一個極強的詮釋慾望,那就是要把「四六」解釋為臺灣人反國民黨反中國人的族群民族主義斗爭,從而,也就勢必不能接受這個運動的「共黨因素」──哪怕是事實,因為如果這個運動果真是由共黨深度介入乃至策劃的,那么那些因此而犧牲生命或自由的青年就真的是死不足惜了,哪裡還需要平反呢?因此,隱藏在小老周們內心的價值判斷與歷史判斷竟然和他們直觀上所反對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是如出一轍的:都「仇匪恨匪」,都把共黨當成極惡。這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之后,透過兩岸的分斷、全球的冷戰,以及國民黨長期的教育、宣傳,日積月累,籠罩全臺的共同心理狀態。就算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如老周,在他的家人的心目中,也是如此巨大沉重的暗疑──「您應該不是共產黨吧!?不,您絕對不是。」在小說的尾聲中,林晶瑩去拜訪戀人老周的兄嫂。老周的哥哥在躊躇猶疑之下,終于問了困擾他多年壓在心底的問題:「你們當時是共產黨嗎?」林晶瑩據實以告,說她自己不是,但老周是不是就不知道了。林晶瑩反問:「如果他是呢?你怎么想?」老周的嫂嫂梅子,反倒是激動地直接反應:像他這樣優秀的人,怎么可能是共產黨呢?并繼續用閩南話說:「共產共妻,貪污腐敗!」而老周的哥哥則在思考后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至少他不是死得不明不白吧!」(338-9)。「小老周們」的成長就是在這樣的一種反共與恐共的日常文化氛圍下,因此對他們而言,平反「四六」,除了為他們除罪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把他們身上的紅彩用厚厚的一層深綠給覆蓋上,以為今日所用。對這樣的一種從1950年代流淌到今日的反共心理,林晶瑩的反應是:「老周,你是共產黨嗎?我不知道。如果是呢?那又怎樣?難道就該死嗎?」(84)

  于是,林晶瑩老太太對于臺派世代的「平反」提出了她的質疑與盼望:

  老周,我想,如果真要平反的話,就應該尊重歷史,就應該提出反內戰的宗旨,就應該從歷史發展的高度反省內戰帶來的民族悲劇,就應該要求真正結束兩岸的內戰狀態才對啊!(84)

  因此,「小老周們」其實是對其先人「老周們」的理想主義的嘲諷與顛覆,而他們的「平反」在客觀意義上,則是一種算計精細的鞭尸,變造先人的理想與信念,以為他們今日的歷史敘事與政治目標牛馬走,把左融化到右,把反帝反殖的第叁世界民族主義反轉為族群民族主義,把斷裂說成連續,把背叛說成繼承。是在這個大變造下,「四六」是不妨被變裝為「叁一八」的「前身」的。小說裡,「小老周們」已經打算要把四六事件定性為臺灣學運的二二八事件(336),把四月六日改為「本土的青年節」(367),把四月六日訂為「臺灣學生日」(84)…….。

  應該就是目睹了今日學運對于過去的學運(四六,當然以及保釣)的遺忘或(與)挪用,以及目睹了在這個藉助遺忘而進行的收編挪用中的理想主義煺化或消失,作者在二十一世紀的某一天把他已完成的書稿拿出來再次刊定。敏感的讀者在這裡應該可以讀到作者那因豐富的也許太豐富的歷史記憶而產生的郁結孤憤:要如何理解這個「從」四六「到」叁一八的斷裂啊!這裡真的有一個「從」與「到」的關係嗎?我認為,這個孤憤完全不牽涉所謂的「思想的血緣傳承」(乃孫必需要肖乃祖)這樣一個封建問題,而是牽涉到歷史的斷裂、世代的斷裂,以及理想主義的實踐的延續問題。這牽涉到左翼對于自身存在與實踐的認識問題:我們如何避免在一種歷史失憶的狀態下自大且自戀地燃燒我們的哥倫布情結,并進而把自身的思想與實踐置放在一個歷史的長河中,既自覺于傳承也承擔于開創,而這無論如何是不能不以對一切先行者的實踐軌跡、他們的顛躓困頓、他們的希望熱情……,有一個起碼的認知與理解的尊重,而不是簡單的「挪用」。[xxxi]歷史虛無主義往往在抹殺了過去的同時,也抹殺了未來。

  這是讀《臺北戀人》這本書讓我感受到最重要的一種思想啟發。在一個虛無主義的、挪用主義的或拿來主義的年代中,一個人要把自己擺在一個更長的歷史大河中,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以及這個渺小所參與到的偉大。果真我們能這么看自身的話,那下面的這一節就真是多余的話了。

  04

  也算是多余的話

  在「春天的微微風」的日誌裡,有一個叫做「尋找臺灣民眾史的人」神秘客。是在他的長期而孤獨的歷史探索中,四六事件的散落史料與當代證言被以一種具有史觀的方式被整理出來。但是,幾乎這個神秘客所做的一切,在這個時代的霸權下,也只能成為獨派或臺派論述的現成塬物料。是在這個神秘客所提供的塬始資料與歷史證言中,「小老周們」採擷了他們所需要的枝節元素,并在臺獨前輩的指導下,用他們的史觀加以揉合拼裝,形成了他們的關于四六事件的歷史說法(81)。當一個作者長期進入到歷史,但只能看到歷史的煺化,他該如何繼續?又,當一個作者看到歷史的煺化與扭曲卻又是弔詭地藉助于他自己的心智勞動而行時,也就是當他的「公共勞動」不斷地成為主流霸權的「私人挪用」時,他又該如何在這個「矛盾」下繼續勞動?但,他還是會繼續勞動下去的,因為他會相信,相信自己這滴小水珠的渺小,以及自己所參與到的那條大河的偉大。于是,我再次想起了那在困頓顛躓中創造出「賀大哥」以自勉勵的陳映真。與神秘客互勉之。

  注釋

  [i] 藍博洲,《臺北戀人》(臺北:印刻,2014)。凡是對本書的引述,皆直接在正文內以頁數標明。

  [ii]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臺中:晨星,2000),以及藍博洲,《「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臺大部分》(臺中:晨星,2001)。

  [iii] 黃錦樹,〈內在的風景──從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華文文學》,2015,第126期,第7-13頁。

  [iv]這個「春天的微微風」女孩如果是1990年代中期念大學的話,一般而言應該是外省第叁代了。外省第二代并非不可能,但是難謂典型。

  [v] 例外也是有的,例如曾健民《1949?國共內戰與臺灣》(臺北:聯經,2009),以及徐秀慧《光復變奏──戰后初期臺灣文學思潮的轉折期(1945-1949)》(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vi] 見鄭鴻生,〈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收于《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臺北:唐山,2006),第81頁。鄭鴻生的論文指出了這其實是一個「普世的」關于文明與落后的敘事模式,在不同文明或歷史情境中都有幾乎一模一樣的被當成真實的故事被興奮地傳說著。

  [vii] 陳明忠,《無悔:陳明忠回憶錄》(臺北:人間,2014)。

  [viii] 小說裡,蔡東石老先生在「小老周」與「春天的微微風」的訪談中,仍然在他的敘事中用「日據時期」指涉他的出生背景,以及用「祖國名劇」稱曹禹的《日出》。(273, 274,276)

  [ix] 應作「籟亮」,賴義傳的筆名。賴義傳,臺灣高雄人,當時就讀臺灣師範學院,后犧牲于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謝謝徐秀慧的指正與提供的資料。

  [x] 陳映真,〈中華文化和臺灣文學〉,收于薛毅編《陳映真文選》(北京:叁聯,2009),第524頁。

  [xi] 曾健民,前揭書,第236頁。

  [xii] 曾健民,第225頁。南京學生在當時的尖銳國共斗爭的情境下,還提出了「要求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八條件」,以及「重新審判日本戰犯」等訴求。

  [xiii] 引自錢鋼,〈莫盡失人心!〉,《南方週末》,2005年11月10日,D30。

  [xiv] 陳明忠,《無悔:陳明忠回憶錄》(臺北:人間,2014),第71頁。

  [xv] 見汪暉,〈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文化縱橫》,2015。

  [xvi] 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應社會〉,《陳映真文選》(北京:叁聯,2009),第108-9頁。

  [xvii] 同理,保釣學生運動可能也需要有一個更大的歷史視野來重新想像。

  [xviii]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第233頁。

  [xix] 陳芳明,前揭書,第251頁。

  [xx] 不知是否是「銀鈴會」的變名?

  [xxi] 曾健民,前揭書,第239頁。

  [xxii] 曾健民,第242頁。

  [xxiii] 曾健民,第246頁。

  [xxiv] 曾健民,第238頁。

  [xxv] 陳映真,〈唐倩的喜劇〉,收入《第一件差事》(臺北:遠景,1975),第61-62頁。

  [xxvi] 筆者對這篇小說的分析,見趙剛,〈唐倩的喜劇──黨國、知識分子與性〉,《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臺灣1960年代》(臺北:人間,2013),第211-241頁。

  [xxvii] 陳光興的《帝國之眼》一文也曾透過對楊照的小說的分析,討論了一個非常類似的性政治現象,并為該討論準確地命名為:『「本省男人」vs. 「外省女人」:性交出頭天』。見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臺社/行人,2006),第61-66頁。

  [xxviii] 臺社編委會,〈邁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04,第53期,第20頁。

  [xxix]她能夠在既存文化條件中扮演一定的「女性角色」,但又對這個扮演有一種自覺,并能提出一種有理有節的抗議,例如當她被要求做會議記錄時,她會說,還不是因為我年齡最小,「又是女生!」(65)。

  [xxx] 就算是有第二對,也是朱槿和張旭東。但這兩人在故事全局中還算是比較次要。

  [xxxi] 瞿宛文在一篇分析太陽花學運中所展現的關于「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論述時,也見到了大量的去脈絡的、機會主義的知識「挪用」。見〈從太陽花學運談起:反全球化與反中〉,《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15年,第98期,349-361頁。瞿宛文的關于挪用的觀察與困惑,我深有同感。這個「挪用」見證了臺派的歷史虛無主義也伴隨了理論或知識的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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