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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昌明:看!中共一大代表的四種歸宿 ——建黨節史鑒

錢昌明 · 2019-07-0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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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13名代表最終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同歸宿,難道不值得后人深思嗎?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標志著黨的正式建立。“一大”制訂了第一個黨綱。黨綱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實現共產主義。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從此,中國革命面貌煥然一新了!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13位代表,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他們分別來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東、廣東6個共產主義小組,每個小組2名,另外有1名是黨的籌建人陳獨秀指派的。具體名單如下:

  北京:張國燾、劉仁靜;

  上海:李漢俊、李達;

  湖北:董必武、陳潭秋;

  湖南:毛澤東、何叔衡;

  山東:鄧恩銘、王燼美;

  廣東:陳公博、周佛海;

  特指代表:包恵僧。

  在劇烈的革命洪流激蕩下,在歲月的無情沖刷下,歷經大浪淘沙,13名代表分別走上了四種歸宿

  第一種,成長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有毛澤東、董必武2位;

  第二種,堅持革命,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成為革命先烈,有鄧恩銘、李漢俊、何叔衡、陳潭秋、王燼美。

  這第一種、第二種的7位代表,他們始終堅持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為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整個人生,直至寶貴的生命;他們更代表了近代百年中國革命中前仆后繼,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勇于獻身的數以千萬計的先烈,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立下了豐功偉績,將永垂青史!

  第三種,由于種種原因,脫離了革命。他們是李達、劉仁靜和包恵僧。這中間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李達,他雖一度脫離了黨的組織,但并未改變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成了一名“黨外布爾什維克”,后又重返黨組織;另一類就是劉仁靜和包恵僧,他們放棄了自己原先的崇高信仰,名副其實地脫離了革命,成為庸人。

  第四種,墮落成為革命叛徒和民族敗類漢奸,他們分別是:張國燾、陳公博和周佛海。這三個人的墮落道路雖各不相同,但都是個人主義利欲所致。可見,對共產黨人來說,不管是普通黨員,還是黨的高級干部,不管其資格多老,功勞多大,都不能放松對自己世界觀的改造,否則就必然會墮落。

  聯系當前黨員干部中腐敗分子“不斷涌現”,個中道理其實是一樣的。現將一大13名代表的簡況介紹如下:

  一、領導中國革命,成為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1、毛澤東(1893——1976)湖南小組代表

  參加中共一大后回湖南領導工農運動,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1923年中共三大當選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1924年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先后在國民黨一大、二大當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任宣傳部代理部長,主持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參加八七會議,當選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后領導秋收起義,建立第一支工農紅軍,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提出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當選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主席,1933年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由于王明“左”傾路線的危害,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長征。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取得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此后,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1945年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建國以后,繼續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偉大勝利,使社會主義中國儼然屹立在東方。毛澤東晚年一直堅持共產主義信仰。1976年逝世于北京。

  2、董必武(1885——1975)湖北小組代表

  中共一大后回湖北建立、發展黨組織,任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書記,湖北省委委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最高法院院長,從事黨和紅色政權的建設工作。參與二萬五千里長征,后任中央黨校校長、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建國前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國后,歷任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75年病逝。

  二、堅持革命,成為遭反革命殺害的革命英烈

  1、鄧恩銘(1900——1931)山東小組代表

  1922年1月,出席莫斯科“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回國后在山東省委工作。1925年領導青島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1926年任山東省委書記。1928年在濟南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1931年4月5日英勇就義。

  2、李漢俊(1890——1927)上海小組代表

  1922年在武漢組織學生、工人開展革命活動。1923年參與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領導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7年“4.12”反革命z變后被桂系軍閥殺害,年僅37歲。

  3、何叔衡(1875——1935)湖南小組代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赴蘇聯學習,回國后參加全國互濟會工作。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工農監察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等職。1934年紅軍長征后留在根據地堅持斗爭。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水口的突圍戰中壯烈犧牲。

  4、陳潭秋(1896——1943)湖北小組代表

  1924年任中共武漢地委書記,1926年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大革命失敗后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秘書長、中央組織部秘書、福建省委書記等職。1933年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糧食人民委員。1934年赴蘇參加共產國際工作。1939年回國任中共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1943年被軍閥盛世才殺害。

  5、王燼美(1898——1925)山東小組代表

  1922年1月,出席莫斯科“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7月回國,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領導山海關一帶工運。1923年負責山東省委工作。1925年夏,病逝于青島。

  三、由種種原因造成的脫黨者

  1、李達(1890——1966)上海小組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主編《新時代》雜志。

  在中共二大上,他與張國燾發生激烈沖突;后他又與陳獨秀在建黨和發展黨等問題上激烈爭論,更因不滿陳在黨內“家長制”的霸道作風等原因,遂脫離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李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等職。

  李達雖然脫黨,但仍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也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險惡環境中,他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陣地,成為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譽為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

  1949年底,李達再次入黨,經中共中央特許,沒有預備期。建國后,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和中國哲學學會會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應用和發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毛澤東曾當面稱贊他是理論界的魯迅。1966年8月在武漢逝世。

  2、包恵僧(1894——1979)陳獨秀特派代表

  1921年受陳獨秀指派,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起先后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

  1924年,以中共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1925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后任國民革命軍第1師第1團黨代表、第22師黨代表,戰時政治訓練班主任,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等職。1927年任獨立十四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國共分裂后,脫離中共黨組織。

  1931年后,歷任國民黨武漢行營參議、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內政部戶政司司長、人口局局長等職,1948年去了澳門。

  3、劉仁靜(1902——1987)北京小組代表

  1922年和鄧中夏一起創辦并主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同年9月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繼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在上海任團中央書記,主編《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參加托洛茨基的派別活動。1929年8月回國后組織托派“十月社”,同年被開除出黨。

  劉曾任三青團宣傳處科員,國民黨第十戰區戰干四團教官等。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出獄。1948年發表反gong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50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1956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約翻譯、國務院參事。卒于1987年8月。

  四、中途變節,墮落為革命叛徒和漢奸

  1、張國燾(1897——1979)北京小組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被選為中央局組織書記,此后歷任中共黨和紅軍高級職務。1935年6月,他領導的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同一方面軍會師后,反對中央關于紅軍北上建立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的正確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1937年3月,中共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他的分裂主義錯誤,但仍派他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逃出陜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成為中共叛tu。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

  張國燾投靠國民黨后,即參加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統”,積極主持、從事反gong特務活動。1948年11月去臺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1979年病死于當地一家養老院。

  2、陳公博(1892——1946)廣東小組代表

  1923年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而被開除黨籍。同年2月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1925年回國任廣東大學教授,加入國民黨。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工人部部長。1927年伙同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gong政b。1940年起,死心塌地追隨汪精衛成為漢j。抗戰勝利后,以“漢j罪”處決于蘇州監獄。

  3、周佛海(1897——1948)廣東小組代表

  參加中共一大后赴日本留學,先后在第七高等學校與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學習。1924年回國后,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9月脫離中國共產黨。

  1926年任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后歷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1938年9月,隨汪精衛投靠日本,淪為漢奸。抗戰勝利后,先被判處死刑。隨后蔣介石又發布特令,以“響應反正”、“戴罪圖功”,“以觀后效”為由,“減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于南京老虎橋獄。

  “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毛澤東:《吳玉章同志六十壽辰祝詞》)

  “一大”13名代表最終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同歸宿,難道不值得后人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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