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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賓揪斗彭德懷始末

徐海亮 · 2019-06-26 · 來源:紅色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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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個事件,王大賓晚年的反思是“自己是犯了錯誤的,干擾了毛主席的部署……”

  按語:原文革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先生因患腦瘤醫治無效,于今天(2019年6月26日)凌晨3:30在成都華西醫院上錦分院去世,享年78歲。王大賓最“有名”的事例就是帶領地院東方紅赴成都揪彭德懷,關于這件事的評述有很多,但基本的原委都說的不清不楚,徐海亮的這篇文章有助于我們厘清事件的前后經過。對于這個事件,王大賓晚年的反思是“自己是犯了錯誤的,干擾了毛主席的部署……”

  原題:讀《王大賓回憶錄》隨想

  甲午年國內外發生許多事情,一些書籍出版了,國慶節我在深圳巧遇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讀到《王大賓回憶錄》即將付印的文稿。對于文革期間北京地質學院的老五屆學生來說,還是對于出版該書稿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來講,我都完全是一個局外人,我對地院的文化革命史實,以及對于王大賓本人,都很不熟悉。但我卻意外地在深圳通讀了即將付梓的《王大賓回憶錄》書稿清樣。

  該回憶錄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66年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紅衛兵受命并參與從四川揪回彭德懷的前后全部事實:朱成昭領命-王大來不同意揪彭-王大賓接觸彭德懷-王大賓認為當時不該揪斗彭-戚本禹批評地院的右傾-按總理指示王大賓等百人護送彭德懷進京。這一詳盡的史實回憶與敘述,廓清了以往種種傳言、文章留下的模糊印象。

  過去雖然聽說和見到好些地院同學的回憶,包括與地院“東方紅公社”有密切關系的閆長貴先生的回憶、講述,涉及到好些當事人,包括朱成昭。但這一次,我從王大賓完整的回憶里,較為準確地得知了揪彭的由來,地院學生的行動與過程,每一過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有關中央領導、地方與軍隊領導的言行,學生與彭德懷接觸、交談,對他的了解、認識,特別是地院學生在這一活動中的心理活動。這些非常具體的內容,第一次由該回憶錄全面披露,大家都可以從回憶錄看到,就不贅述重復了。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從重新“理抹”(四川話)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的彭德懷、批判所謂為彭德懷翻案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切入的。加上66年春批判“三家村”與“燕山夜話”,當時在校的大學生,絕大多數都多少了解1959年前后黨內國內發生過什么引起爭議的事情,在公開或正式的場合,絕大多數人都認可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覺得他就是當時稱呼的“三反分子”,屬于敵我矛盾。這次文革運動,因一開始就祭反右傾大旗,不少內心有過對三面紅旗模糊認識的人,在忐忑不安地跟上文化革命大批判的形勢,極個別抱有投機取巧心理的人,試圖在周圍的人(包括群眾,或領導者)尋找可稱之為“右傾”、“三反”的揭露對象,擇機發難。這種特別寬泛宏大而又極其微妙的心理沖動,沒有經歷過1959-1966的人,沒有認真思考的人,決非可以憑借歷史文獻,或后世文人刻意渲染去體會和理解的。

  甚至從批判《海瑞罷官》發起摧枯拉朽的反右傾聲勢,也觸動著早期文革派領導人的心靈。湖北的王任重把自己曾在《湖北通訊》發表的兩個讀書筆記找出來,“審查一下,發現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觀點或者錯誤的觀點”;于是將1962年讀《資治通鑒》的讀書筆記序言二則,重刊于《湖北通訊》5月14日增刊之上,并刊發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王在短文中,說當年發表讀書筆記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點歷史知識,也為了“使干部懂得正確執行黨的政策,正確挑選干部,以及發揚黨的民主的重要性”……不過,“現在看來,當時不寫這種讀書筆記 ,而強調讀毛主席 的書,聽毛主席 的話,按毛主席 的指示辦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貫強調學習毛主席 著作的,但是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認識水平”。陶鑄則在中南地區的動員大會上對自己曾經有過的右傾言行作出自我批評。文革運動的左派領導人,也真被大家共同祭起的革命大旗嚇了一跳。

  和上述情況相反,在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領受了揪斗彭德懷的指示,有了為革命立大功的機會以后,一些主要當事人卻出現異常的反應。青年教師、系團總支書記王大來“認為不應該揪彭,并為此和(造反派原第一頭頭)朱成昭在電話中發生了爭執”(48頁);因為王大來等與彭接觸后,彭“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王大來等人。氣氛融洽,談得投機……王大來將記錄稿交給我,請我做決定,是否應該向毛主席 、黨中央、中央文革匯報反映彭德懷現在的思想狀況,說明彭德懷是擁護毛主席 ,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劉少奇的,建議現在不應該再揪斗彭德懷”。(50頁)王大來在房山縣四清后,就要求并正式調到公社,任黨委副書記了,運動初應學校要求回校參加文革運動。這里王回憶的是較為間接的資訊,即他回憶的王大來匯報內容,以及閱讀王大來與彭總的三次談話記錄后的想法。

  但王大賓自己的回憶則是完整與清晰的第一手的資料:

  1966年12月18日,王大賓以東方紅公社第二把手身份接觸彭德懷,聽說王是四川德昌人,彭一開始就回憶起長征時在大小涼山的經歷來,王則講到一解放,“我們山里的窮人就都知道你您了,毛主席 、朱總司令,再就是您彭德懷副總司令了。十大元帥,朱老總第一,您就排第二了。”王大賓講的,也就是長在紅旗下的這一代大學生普遍知識和樸素感情。下面談話就轉入正題,他們談到廬山會議、三面紅旗,“以及當時農村浮夸風的真實情況,我對彭德懷已是完全沒有視他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頭子的警惕,而將自己親歷的所見所聞,自己的認識都向他和盤托出。”(55頁)他倆心平氣和地、坦率地交流了大量對以往基層問題的看法。王現在回憶:“我們都喪失了階級警惕性,都不設防,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接著我們就談起三年困難時期吃不飽飯、餓肚子的事。”(59頁)“我受到了鼓舞,越講越有勁,也好像要在彭德懷面前顯示自己見多識廣似的,我一邊喝茶,一邊繼續我的話題……”(61頁)。兩個多小時的談話,“我思想上已經完全接受了王大來等人的意見了,對彭德懷充滿了同情心。我決定要支持王大來等人的意見:不應揪斗彭德懷。”(65頁)

  年輕的讀者可能會懷疑,革命大潮下,紅衛兵領袖的王大賓當時能夠有如此的清醒和水平嗎?我相信王大賓的質樸,我相信當年的親歷者都會理解王當時的認識和心態。第一,王首先是四川人,我們幾乎同時在四川上中學,在李井泉治理下的四川,我們有同樣的感受,王在我們心目中窮鄉僻壤的“甘、阿、涼”大山農村長大,我在重慶都市長大,我們都聽到和感知了那時遍及城鄉的“怪話”——對四川農村形勢的不理解或“右傾”情緒,那時不光是知識分子有牢騷,而且干部和工人也有“怪話”啊,重慶市就有領導向中央寫匿名信告省委的狀。就在地質學院學生接觸彭德懷時分,成都街頭上大字報已經公開揭發批判了李井泉在1958-1962年期間糧食、農村政策上的錯誤,對于這些問題,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在揭發,甚至一批地縣級干部也在造反披露!第二,從接觸地院的師生和地院的一些文革資料以來,我始終感覺到地院的造反派學生,對于文革前的黨內斗爭、“前文革”問題——特別是社會問題的關注,不那么簡單。他們不是一個王大來、王大賓如此,也不是就針對一個彭德懷問題,去接觸了“右傾”“反黨”分子,他們在四川還接觸了諸如劉張夫婦、“蕭李廖反黨集團”,為蕭李廖奔走平反,把許多類似四川反對李井泉極左而獲罪的領導干部保護在地質學院。我曾和閆長貴探討個中原因,他覺得相比而言,地院同學多來自社會下層,對黨內政治斗爭涉及到的社會下層問題,特別敏感,反應強烈。我與地院的蔡新平同學探討這個問題,他寫信回答:“關于對彭德懷同情的態度問題,我從來不認為是個問題,雖然那年頭我們還不知道普世價值這個詞,但善良之心,同情之心,人道之心(那年頭人道主義要加上‘革命’兩個字才可以說)本來就是普世的。是非善惡,良心不泯,大有人在。我們這代人都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凄慘苦日子,彭德懷廬山會議因何挨整我們當時并不知真相,如果彭老總把這事當面對你一講,你只要是正常的人,我想一定會同情彭老總的。因此我相信,最早接觸彭老總的王大來、鄭文卿就是這樣被打動的。后來過去的王大賓也有了同樣的認識是不奇怪的。”

  第三,實際上不單是一個四川,一個彭德懷。在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大潮里,許多本來是反右的運動,卻偏偏冒出來群眾反左的事情來。鄭州“二七公社”的學生領袖黨言川,他66年組織造反,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對他的人列舉的一條罪狀就是他1962年2月23 日說“我們黨中央在那幾年犯了不小的左傾錯誤......三面紅旗中的兩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號召力,不用說工人、農民,就是參加58-59 年實際生產不多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中間,提起大躍進,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種極度混亂情況”。66年9月造反派批判前省委書記吳芝圃時,黨言川仍然用信陽事件餓死二百萬人來攻擊吳芝圃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河南造反派在否定文革初運動方向時,首先攻擊前任省委領導極左錯誤,同情的是57年以來“反右傾”受害者潘復生等的“反黨集團”。我大學畢業剛到河南,開封師范學院一個造反頭頭就專門告訴我:“河南最可怕的就是極左了”!河南大學生多來自工農家庭,他們親身經歷了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的種種災難,怵目驚心、難以忘懷。發人深省的是:文革從批判海瑞罷官、批三家村開始,河南文革,竟然與批判大躍進極左相關聯,甚至最初運動的發動,居然是群眾性反極左,而非反極右。康生在河南代表匯報問題時,一再點出黨言川有“反動言行”;連支持造反派的紀登奎,每到要敲敲造反派的關鍵時刻,總要念念緊箍咒,說他有歷史錯誤。不僅如此,河南為武漢“鋼二司”及“新華工”提供了四個豫藉紅衛兵司令,或許是河南前文革歷史的某種深沉的文化回響?類似事情,在一些地方的造反大學生頭頭身上屢見不鮮。

  “奉旨造反”一度成為文革研討中時尚的詞匯。在王大賓的回憶中,我感到這一時尚概念似對又不對。講對,因為地院學生確實響應了文革運動,當時確實是按中央領導的指示,把“反黨分子彭德懷”護送回北京,交北京衛戍區了,盡管他們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們內心(至少是一部分主要頭頭的內心),是同情彭德懷的,他們盡了努力,去保護、撫慰彭老總,參與護送的百名同學,沒有一個違反當時組織紀律,去欺凌弱勢的。這一事實和今天臉譜化去談紅衛兵青面獠牙,去研究文革,是大相徑庭的。朱成昭看到帶回京的彭德懷材料抄件,“抄后即在東方紅總部核心小組間傳閱了。這樣很快就在地院出現了一股為彭德懷鳴不平的‘暗流’”。(86頁)而且在67年元旦后,王大賓就在老干部李貴家里召開各聯隊核心成員會議,匯報了揪彭的情況。李貴和參會同志都同意——當時不應該揪彭。這樣看,地質學院造反派核心同學,按中央指示和組織紀律要求揪走、護送彭德懷到京,但他們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沒有完全“奉旨造反”,他們理解了彭,他們尊重歷史,沒有不尊重彭德懷的人格。這些都是我們相信的歷史事實,決非文革后彭總被平反,才對自己的評功擺好。

  有意思的是,中央文革明明知道東方紅公社的核心同志對彭德懷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們依然確定了主持揪彭的王大賓擔任公社領導人。而頭頭朱成昭的被整肅,則是因為超過了同情彭德懷的其他原因。

  周總理指示李先念,撥款8萬元到地院,支持地院東方紅公社保護來京避難和反映問題的各地領導干部,67年春,總理、康生和戚本禹在大會上還表揚地質學院,鼓勵他們要像梁山好漢那樣講義氣呢!

  如果后來的人知曉1958-1962年的高中、大學生當年對于國內形勢有過什么討論,如果知道大學生在城市社教、農村四清,以及批判蘇共領導修正主義的學習中,他們曾經歷過的“清思想”與自我檢查(好些自我檢查又被記入檔案,成為文革中整學生的黑材料),就會明白王大賓們“逆文革大潮而動”同情彭德懷的底蘊了。文革現實中的種種人性沖突、人性光輝的事例并不少,在思考紅衛兵領袖文革中自我心理的沖突,革命理想和現實人性的沖突,就不能不想到雨果《九三年》里的郭文、西穆爾登,想到是否存在我們批判過的超越革命名義的人道主義?這種聯想本來是無意義的,1793年的法國畢竟與1966年的中國是兩回事。王大賓們顯示的人道,既是針對彭德懷的,也是針對中國老百姓的。

  我與王大賓認識的很晚。2009年我去看地震后的都江堰,當地政協副 、商會會長——頗有都江堰市“小旋風”氣度的彭偉接待了我,并結識了在此安度晚年的王大賓。他不善言談,樸質的,工科出身,文革前的學生干部,好學生。可能飽經風霜吧,看起來他比我認識的好些老學生干部,還要樸素,更象山里人,他們已經世故和圓滑啦。大家講王不太愿意回憶文革,或者心有余悸,不愿去寫文革記事。但那一天我住在該市,王卻不愿離去,他似有觸動,話匣子打開,侃侃而談文革經歷,收不住嘴啦。今年國慶后,王大賓得知我讀了他的回憶(在1982年湖北看守所的自我檢查、交待基礎上,開始的正式回憶與寫作),就打電話給我,一再問我有什么意見,書稿有什么問題;說“一再”,是我后來幾天在太行山里盤旋,他接連打電話來征求意見,那里信號很不好,我又在汽車上,什么也說不清楚。我感到他有一個“臨盆”前的緊張心理,這是他幾十年來在社會公開“亮相”的處女作吧,他有什么擔心,憂慮別人對文革中的自己不理解?他反復需要給我說明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他需要強調,自己是犯了錯誤的,在文革中是干擾了毛主席 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部署的。我明白,不需要像祥林嫂那樣逢人就講不該把阿毛給狼叨走啦。現在人們看起來會奇怪,他為什么有這么沉重的心理負擔?人們會說,文革壓根兒就錯了,你那么自責干嘛?或者,你值得做文革和毛澤東的殉葬品嗎?不是,王大賓在根本上是尊重毛澤東 和共產黨,尊重業已發生的歷史的。他只是作為一個虔誠的老大學生,承擔他本應有的那一份責任。他認為對于文革運動,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承擔自己的那一份責任,而不是只去譴責毛澤東。他在1983年武漢中級人民法院的庭審中的陳述,已經表達了“在運動初期,我犯了許多錯誤,有的錯誤是嚴重的,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害,很早我就深感內疚和痛悔”。(200頁)這不是在法庭上不得不講的空話,他一直恪守了自己的承擔。盡管,在一些問題上他不應負法律責任,另一些問題,他必然要終生體驗、反芻,提升。

  我注意到他對毛澤東 1968年7月28日召見談話的逐步認識。這一次毛澤東召見所謂五大領袖,在當年高校和社會上確實引起巨大反響,我們作為“事外人”,當時也是五味俱全,心里很沉重的。但是到今天,和其他同齡人相比,王大賓有他獨到的體會。他一再強調是毛主席 召見,不是接見。“今天回想起來,當年的我是何等的幼稚,何等淺薄,竟對毛主席 這次談話后就是我們厄運的開始的真諦渾然不覺!”(162頁)他引證了謝靜宜新近出版的《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涉及七月事件內容,談透了事先不給蒯大富打招呼,刻意去捅“馬蜂窩”的問題。當然,也可能這是他直到讀了謝靜宜揭開的內幕,才徹底想明白的問題。而這也是不少想問題的人,直至今天還沒有想通的歷史問題!王大賓在公示這一回憶時,是認真的。他指出“實踐證明我們沒能緊跟毛主席 戰略部署”(165頁),而且在時間上,他追溯到1967年,“作為當年東方紅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165頁)“我們北京高校的五個頭頭,的確都讓毛主席 失望了。文革運動的實踐證明我們不行……”(166頁)文革高校的頭頭們,要簡單化地把他們斥責為“反革命”顯然是政治的低能和有失公道的,要他們自己承認自己“不行”,也是非常困難的。可能,他們當中,內省達到王這一步的,并非很多。不少人還在怪這怪那,還想指責別人,唯獨不去反省自己(乃至有人以為自己比黨和毛澤東還高明呢)。我終于明白,因為我成了該書付梓前夕的第一個讀者,王大賓一再打電話,就是要我明白他反思的誠意,有無問題?他在法庭上的陳述,他的回憶,都不是不負責任的虛偽言談。

  回憶錄最后,“我生命中的兩個女人”,收入了王大賓前妻的記憶段落,我覺得這是本回憶錄中很觸動人性的一段。我喜歡在觀察歷史與社會中,思考一些涉及人生和人性的小故事,我也一再見到因“文革罪案”身入牢獄者的親人眼淚和堅強活下去的,我自信閱歷和親歷,我有堅定的自持力,能面對這大千世界,跌宕的人生,仍不得不為我們那一代人的遭遇,為我們那一代——特別是女同志支持的自強不息打動,但熱淚讓我無法再讀下去……

  本來,我是為了解我不熟悉的地質學院歷史去讀這本回憶錄的。但我感到卻有意外的收獲,樸素本分的王大賓,直白地披露了自己心路歷程,書中有許多細膩的——包括他接觸到的干部和學生的的實際心理反映,用簡單化概念化的譴責文革的大排檔文字,無法表達,希望從王大賓個案開始,我們能夠借鑒心態史學和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回頭來看看那似乎已經消逝的歷史——大家熱衷的政治史。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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