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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下的美國人:我們在中國待了一輩子,不是為了養牛,而是為了信仰!

張哲 · 2019-05-07 · 來源:新青年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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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春沒有哭,她指著信問李維民說:“老李,這個退休工人,他什么時候能共同富裕啊?”

  美國人陽和平的父母被外界譽為“白求恩式的共產主義戰士”,母親寒春在中國養奶牛62年,父母在中國的理想和踐行孕育了他的精神河床。

  他在中國接受馬列主義,在美國接受西方主流思想,兩種思想老打架。他困惑了好長時間:“很多人都是從信仰危機的深淵里爬出來,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陽和平穿著短褲和白色跨欄背心,手里拿著一把“癢癢撓”,鼻梁上的眼鏡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條斯理地說著帶京腔的中文,接受記者采訪。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窩的“洋人”臉孔,他看起來和北京胡同里的隨便一個老頭沒區別。

  盡管出生在北京,陽和平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

  2010年6月8日,他的母親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歲。而他的父親陽早在七年前過世。6月21日,兩位老人的骨灰被一齊撒在陜北定遠縣三邊牧場——這是在六十多年前,他們為了追尋革命的信仰,最早來到的土地。

  他的父母早在1940年代就從美國來到延安,開始了他們的“國際共產主義者”生涯。他們在中國養奶牛,研究農業機械化,也轟轟烈烈地學大寨,鬧革命,貼大字報,送子女上山下鄉,甚至在新時代,還給中央領導遞紙條反對拆遷。

  這一家美國人,以獨特的方式見證著新中國60年的歷史。

  2004年,寒春獲得中國第一張“綠卡”;2009年,她還成為“感動中國”候選人。

  對于很多媒體和中國友人送給他父母的敬辭——“白求恩式的共產主義戰士”,這幾乎是中國對外國人的最高禮贊,陽和平的反應則是,“說不上,沒必要”。

  實際上,他和他的父母一樣,常常緬懷毛澤東時代,而對當下中國的腐敗、崇洋、物質至上的現狀表示不滿,“我母親在最近幾十年里,經常在一種失望的情緒中度過,非常痛苦。”

  陽和平送走了母親寒春之后,與早已在國外定居的弟弟和妹妹不同,他說愿意在中國一直住下去。

  他說,“有些中國人是‘香蕉’,黃皮白心;我是‘雞蛋’,白皮黃心。”

  陽和平毫不諱言自己是一個“左派”。

  “我在中國接受馬列主義,在美國接受西方主流思想。兩種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長時間……很多人都是從信仰危機的深淵里爬出來,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慶齡為其取名“和平”

  陽和平今年67歲,在22歲前從未離開過中國。他的人生大致可以以1974年為界,前一段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后一段則主要生活在資本主義美國。

  2006年,陽和平還在美國特拉華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經濟學,但他開始困惑,自己到底圖什么?“也就是混飯吃。學校里面沒人能溝通思想,而中國有好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有好多談得來的人……落葉歸根好像有點道理。”

  他也曾咨詢自己的左派朋友、中國工人研究網的主編張耀祖,“我回到中國有用嗎?”張耀祖的回答也很干脆:“反正你在美國對中國革命沒有用,對世界革命也沒用。”

  加之母親寒春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回到中國長居。他在對外經貿大學找到了教授計量經濟學的教職。

  在中國養牛超過60年的寒春這時操心的是,她所在的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農機院”)小王莊牛場,正面臨被拆遷的傳言。陽和平說,最初聽說這里要建“大學城”,寒春也同意拆遷;可她后來發現,開發商打著大學城的名義,在附近建起了商品房,她就生氣了,“農業用地都成商品房了,人吃什么?”

  于是寒春四處反映,甚至找到中央領導的秘書,遞紙條“告狀”,被人稱作“洋釘子戶”。“現在釘子戶死了,這沒障礙了。”陽和平說。

  作為陽早和寒春的長子,陽和平是標準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

  1952年,已懷孕7月的寒春應宋慶齡邀請,從陜北來到北京,作為美國代表參加亞太和平會議。隨后,宋慶齡替她肚子里的孩子起名“和平”。

  寒春還叫Joan Hinton時,她是美國一名年輕的核物理學家,楊振寧是她在芝加哥的同學。作為“中子物理學之父”費米的助手,Hinton也參與了研制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

  當美國將原子彈投向廣島和長崎之后,和其他一些科學家感到“靈魂被出賣”,她不能想象自己醉心研究的科學竟被用來制造殺人工具。

  1946年,陽早賣掉在美國的所有財產,輾轉來到延安。2年后,在掛著毛澤東和朱德像的窯洞里,陽早與寒春成婚。墻上掛著紅旗,繡著“萬里良緣,圣地花燭”八個大字。

  記者問陽和平,他的母親放棄在美國做科學家,來到中國養牛,會不會感覺有些可惜?陽和平露出了略有些狡黠的笑容,“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我了,可惜什么?”

  出生40天后,陽和平就和母親一起回到了陜西西安的草灘農場。直到14歲之前,陽和平童年時光都在這里度過。寒春說過,在陜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盡管物質條件匱乏,但精神很愉悅。“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論學習,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寒春看來,這是一種理想的社會模式,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沒有等級和壓迫。

  1966年,寒春夫婦被調到北京。陽和平很快發現母親已參加了造反派組織,每天開批斗會、寫大字報。但單位還要接待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食堂人手不夠,于是陽和平就去食堂幫忙揉面做饅頭。他覺得這個活“特別有意思”。

  做了幾個月的饅頭之后,陽和平找到了更有趣的事。他跟隨表姐卡瑪,還有幾十個北大、清華的學生,想踐行一個宏偉的計劃:從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岡山,然后走回北京。

  可實際上,走到山西陽泉以后,陽和平和卡瑪就留了下來,在一座煤礦里一待就是兩個多月,“參加革命”。

  1969年,17歲的陽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華木材廠,用熱壓機做膠合板、塑料貼面板,正式成為一名工人。

  米老鼠不懂孫悟空

  陽和平認為“文革”是人民第一次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還在學習的過程,也難免會做蠢事、過激的事,而且“革命難免有犧牲”。

  但他怕的是被隔離的孤獨感。“我在工廠里,人家就說‘內外有別’。每次開會都說,‘和平,今天的會你可以不參加’,我說,我要參加,然后他們偏說,‘你可以不參加’。”中文講得再流利,也改變不了他大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刻板印象,這讓陽和平感到痛苦。

  此時,陽和平的弟弟、妹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瑪,卻已回到了美國。

  對于孤獨的陽和平來說,卡瑪來信中對美國的描述,幾乎同1940年代陽早為寒春描述的紅色中國一樣充滿神秘色彩,煥發出巨大的吸引力。終于,在1974年,陽和平決定去美國,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國家。

  他特地跟記者強調,“那不能說是‘回’,有來有去才叫回,那時候叫‘去’美國。”

  盡管有種種設想和心理準備,陽和平還是對資本主義美國發出驚嘆。在舅舅的農場里,陽和平對美國農業的機械化程度“震驚”、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發現他舅舅居然一個人能管理一千多畝農場,有好幾臺拖拉機、聯合收割機!

  但很快,陽和平感到孤獨了。他聽不懂其他美國朋友們講的笑話,他沒有看過其他美國人在童年看的動畫片。“他們講米老鼠唐老鴨,我聽不懂,也不覺得好笑;我給他們講孫悟空,他們也不懂。”他的英文甚至也結結巴巴的,一張口別人就覺得他不是美國人。

  帶著被孤立的情緒,陽和平有些生硬地強行讓自己融入美國社會。他先后在農場、修理廠、汽車廠各地工作,充分體會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很快,他每個月大約可以掙到400美元,而此前在光華木材廠,他的工資是“38塊6毛1”。

  想家——就是想中國時,他甚至特地買了一臺收音機,就為了在晚上最安靜時,隱隱約約聽一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現在是新聞播報時間”。

  回憶之前58年的生涯,陽和平有兩次流出了淚水。一次是他講到父親去世后,母親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講到1976年時,他在廣播里聽到毛澤東去世的消息。

  此后,在1977年和1980年,他的弟弟陽建平、妹妹陽及平先后來到美國定居。

  之后,他結婚、生子,并于1981年開始半工半讀上大學,一直到1987年畢業。他畢業后在中國停留了近10個月,卻發現中國有更多自己不能解釋的東西,于是他又回美國讀博。

  拿到了博士學位,他卻依然難以完全融入美國。在貓王和鮑勃·迪倫的年代,他不喜歡搖滾樂,聽到爵士樂更感覺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種聲音,是一種折磨”。他同樣不喜歡美國的派對文化,對酒精、大麻統統不感冒。偶爾陽和平也想在音樂中跳跳舞,可他似乎變成了一個羞澀的東方人,完全不知道該怎么舞動。

  “還有多少人在為農民服務?”

  而他們在北京的父母,也終于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養牛。1982年,他們從北京南郊的紅星農場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莊農場,開始迎接中國一個嶄新的時代。

  盡管在美國長居,陽和平每隔兩三年就要回中國看看。

  每次到中國,帶給陽和平的沖擊都難以言表。他的父母也不斷面對新事物——從發獎金、按勞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到“發展是硬道理”。

  農機院前黨委書記李維民還記得,自己也和寒春發生過關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爭論。盡管誰也不能說服誰,寒春卻總記著這件事。

  大約是在1990年的一天,延安有一封來信寄給陽早、寒春。由于字跡潦草,他們就請李維民代為閱讀。李維民記得,信的內容大約是:

  “老陽、老寒,當年我們在延安一起養奶牛,負責擠奶送給毛主席喝。現在我退休了,企業很困難。去年一年看病的醫藥費沒給我報銷,今年1-6月的退休金現在也沒發給我。你在北京,能不能去跟中央領導說說,把我調去一個能發得出退休金、能報銷醫藥費的單位?”

  讀完后,陽早當時就掉了眼淚。寒春沒有哭,她指著信問李維民說:“老李,這個退休工人,他什么時候能共同富裕啊?”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逐漸摸索生活的陽和平,回到中國后也與父母爭論各種問題,認為父母在有些問題上不夠開化。而父親陽早則半開玩笑地說陽和平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者”。

  陽早和寒春此時已是農業機械部的副部級顧問,但依然固執地住在小王莊農場的平房里,桌子是磚頭壘了架起來的,沙發也早都壞了,坐著甚至會覺得彈簧有些扎人。陽早惟一有些“奢侈”的習慣,就是喜歡喝“美酒加咖啡”——他自己發明的,把二鍋頭、白糖和咖啡兌在一起的一種飲料。

  他們很不能接受的是,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錢似乎成為了惟一的標準和最重要的東西。他們懷念在之前革命歲月中,大家斗志昂揚、工農一家、齊心協力的精氣神兒,似乎都不見了。

  1990年春節,農業機械部領導看望并宴請老專家。在宴席上,部長隨口問農機院的書記李維民,“咱們農機院的改革搞得怎么樣?”李維民回答說:“搞得不錯,現在搞技術轉讓,誰有錢就轉讓給誰,效益不錯。”部長點頭微笑的時候,寒春站起來說話了。

  她用手指著部長說:“誰有錢就給誰服務是不是,那農民沒有錢怎么辦?你們還有多少人在為農民服務?”

  頓時,現場安靜了下來,沒有人出聲,尷尬極了。李維民只好出來打圓場,說,我們的很多技術、很多設備還是在為農民服務的。

  “你們對資本的警惕完全不夠”

  與此同時,陽早和寒春在中國越來越煥發出活力的30年里悄悄地老去。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場。

  小王莊牛場的獸醫金慶懷記得,寒春八十多歲了還常常下地干活。“老寒早上起來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種麻,摻在飼料里牛就不愛吃,她就去拔草,經常一上午累得臉都通紅。”

  中國工人研究網主編張耀祖剛認識寒春、陽早時常在思考一個問題,“革命和養牛到底有什么關系?”后來他發現,“他們的革命不是喊口號、當領袖,而是常人也能做到的東西,在一點一滴的細節里。”

  寒春和陽早常常對中國的現狀感到失望。老人們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制的養牛場各種設備,諸如飼料攪拌機、計量儀等,在改革開放后,漸漸被國外進口設備取代了。陽和平理解父母的這種痛心,他說:“我媽就是覺得,中國不搞自主研發、自主工業怎么行,能全靠進口嗎?現在看看,資金換技術,中國換來了嗎?”

  陽和平的博士論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研究》在1997年通過答辯后獲得博士學位,他覺得自己通過知識的積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會、明辨是非的自信。他與父母的觀念越來越靠近了,他說自己“堅定了”。

  甚至于,想到之前就“姓資姓社”等話題跟父母的爭辯,他有些慚愧。

  陽和平在中國的這些年,寫文章、做講座,從自己的父母講起,講自己的思想變遷——從動搖到堅信。

  他也講自己親見的美國民主,他認為那就是有錢人的游戲。他說:“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外交上是一致的,只有在國內政治上差別一點。但是后來我發現,共和黨起碼講真話,民主黨是騙人。就是,共和黨一直說要割你肉,民主黨許諾不割你肉,但照樣割。”

  陽和平甚至還跟張耀祖一起去過洛陽的一所技校講課,“校方只想拍照,用陽和平的大鼻子做廣告,但并不喜歡他講這一套思想——他們還要和企業一起剝削學生實習那一年的勞動力哪。”張耀祖說。

  如今是暑假,陽和平退了城里的房子,住在母親樸素的平房里,惟一顯得有點“資產階級情調”的,就是地上一只臥著的花貓。

  陽和平覺得中國人太過“崇洋”,“價值觀、審美觀,什么都以美國為標準,選什么教科書都是看美國的,好像那才是最權威的。甚至中國哪個將軍好,都是因為美國人說過他好。美國人有什么資格評價中國的將軍好壞?”

  至于中國社會相當關注的樓市、醫療、農民工權益等問題,陽和平則干脆說,“馬克思《資本論》里描述的一些問題,比如工廠主對工人的剝削,簡直就跟現在中國有些情況一模一樣。”

  他現在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我怕得病。因為我不會塞紅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東西。食品里面給你添加這個、添加那個,水果、蔬菜怕有農藥,去飯館怕地溝油。過去有時吃不飽,但吃的東西是安全的。”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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