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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云:種族主義與美國政治極化研究

唐慧云 · 2019-06-28 · 來源: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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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種族主主義由來已久,當前種族主義回潮是美國國內外多重社會危機疊加的結果。它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生態,導致政黨極化、國會分裂、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矛盾激化、政治系統僵化、政治右翼保守化傾向加劇。特朗普政府時期,種族主義有擴大的態勢,認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凸顯,在此背景下,美國政治極化將進一步惡化。

  內容提要:美國種族主主義由來已久,當前種族主義回潮是美國國內外多重社會危機疊加的結果。它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生態,導致政黨極化、國會分裂、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矛盾激化、政治系統僵化、政治右翼保守化傾向加劇。種族主義對政治極化生態的影響主要通過白人反彈、狗哨政治、右翼社會保守運動的方式實現。特朗普政府時期,種族主義有擴大的態勢,認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凸顯,在此背景下,美國政治極化將進一步惡化。

 

  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是美國政治生態的最大特點,這也是當前國內外學界的普遍共識。有學者認為政治極化產生于20 世紀60—70 年代,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日益加劇。對于政治極化產生的原因,多數國內學者認為美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貧富差距、政黨重組、選民重組是產生政治極化的主要原因,可卻忽視了種族主義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相比國內學界,美國學界多數學者雖認識到種族主義對政治極化產生的影響,但卻缺乏對二者關聯性的系統分析。2008 年的金融危機和少數族裔人口的增加構成了美國政治的新面貌; 憤怒成為白人應對危機的基本情緒; 在此背景下,政治認同更多地和宗教、種族、生活模式等價值觀念相聯,美國政治議題聚焦文化、價值觀方面;種族主義蔓延到社會政策中,并影響了大眾公共政策的偏愛; 白人的反彈加劇了美國政治極化等。據此有學者認為政黨政治和種族主義的結合,創造了美國的政治極化,如果政治極化顯示出美國政治的破碎狀態,那么種族主義則是最重要的肇因。

  由上可知,對于種族主義與美國極化政治的相關性問題,國內外學界均未充分研究,尤其是關于以下問題的研究更是缺乏:種族主義對極化政治具體產生怎樣的影響,種族主義通過何種方式影響極化政治。為回答以上問題,本文在回顧美國種族主義的歷史演變,尤其是聚焦當前種族主義回潮的基礎上,試系統分析種族主義對極化政治的影響、路徑、未來趨勢,以彌補學術短板。

  一、種族主義的歷史發展與當前回潮

  

  美國學者戴維·威爾曼(David Wellman) 認為種族主義是基于白人種族優勢的體系。美國種族主義歷史久遠,早在殖民地時期,歐洲盎格魯-撒克遜的白人新教徒就獲得了政治、社會等領域的優勢地位,而美洲的原住居民、亞裔以及其他族裔居民則處于從屬地位。美國種族主義的發展主要經歷了黑人奴隸制度、種族隔離以及后種族主義時代幾個歷史時期。

  在黑人奴隸制度時期,黑人奴隸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在經濟和人身上依附奴隸主。這一時期,來自歐洲的非新教徒移民,尤其是愛爾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在美國社會中遭受種族歧視和種族排斥,他們被視為非白色人種。無獨有偶,亞洲人也受到種族歧視,根據 1790年《入籍法》,獲得公民身份的外國移民僅限于白人,亞洲人不享有公民身份。1798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外國人煽動叛亂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目的是防止美國遭受法國移民的危害,防止他們毒害美國的思想和破壞政府的權威。這一時期,本土主義充斥著美國社會之中,來自歐洲的移民因原籍國的影響,也同樣遭受種族歧視,整個社會中彌漫著反天主教、反德、反愛爾蘭、反意大利、反波蘭和反俄的情緒。

  1845 年,反愛爾蘭移民的一無所知運動建立政黨,起名為本地美國人政黨。直到 1860 年,這一政黨才消失。奴隸制度的存在和當時整個大西洋貿易密切相關,蘊藏著巨大的經濟利益。黑人奴隸的存在,推動了美國南方種植園經濟的發展。隨著美國北方工商業的發展,自由勞動力需求日增,而南部的種植園經濟仍然需要大量的黑人奴隸,此時南北不同的經濟形態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并最終導致了 1861 年南北戰爭的爆發。

  南北戰爭最后以北方勝利為結束,之后黑人奴隸制度被廢除。1865 年,約有 400 萬名黑人奴隸獲得解放。此后,黑人雖獲得了人身自由,但沒有投票選和選舉權,其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低于白人。19 世紀 80 年代,在美國社會重建時期,美國南部各州頒布法律,限制黑人的投票權,反對黑人擔任公職,并在公共場合對其實施種族隔離。

  與此同時,隨著 20 世紀初越來越多的南歐和東歐移民進入美國,東歐和南歐的移民也備受歧視。根據 1924 年移民法,美國實行移民配額制度,旨在限制信仰天主教的移民。1890年,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諾伊州通過法律禁止課堂上使用德語。1892 年,威州和伊州的兩部法律被廢除。這一時期,來自亞洲的移民卻仍然被歧視對待。二戰期間,美國強迫超過 10 萬名日裔美國人,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國公民進入戰爭拘留營。

  20 世紀50—60 年代的民權運動后,美國政府于 1964 年頒布了《民權法案》,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使黑人享有了投票權和選舉權。至此,美國的種族主義進入后種族時代,美國學者稱之為“無種族主義者的種族主義”。在這一時代,種族主義不再像過去那樣表現為赤裸裸的種族迫害、種族壓迫以及種族歧視。它是一種隱性的種族主義,表現為隱性的種族歧視,是一種符號化的偏見。民權運動后,在“政治正確”的社會背景下,雖然民主黨大力推動肯定行動以及促進種族融合的多元文化政策,但是隱性種族歧視仍然存在。諸如在就業過程中,雇傭者會根據求職者的姓名和面貌判斷其族裔屬性而篩選進入面試的人員。2008 年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雖彰顯了美國黑人政治地位的提高,但并不意味著是種族主義的消失。在奧巴馬政府期間,爆發了因為白人警察對黑人過度執法,引發“黑人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從而導致了弗格森種族騷亂事件。

  此外,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非但未解決美國的種族歧視,反而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引發了種族主義的回潮。奧巴馬就任總統激發了白人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怨恨。當下種族主義回潮源于2008 年后的反奧巴馬運動,在“白人至上”觀念的影響下,白人掀起了反對黑人總統的運動,其內容包括:白人是受害者、黑人總統失效、白人至上、仇外主義。其主要原因是奧巴馬兩任政府期間未能解決白人,尤其是中下層白人的各種社會困境,導致他們滋生了白人受害者心態、黑人總統失效和仇外主義的觀念。以上觀念的產生主要源于當前美國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危機。

  首先,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使得中下層白人陷入經濟貧困,并首當其沖地面臨各種經濟壓力。他們是 2008 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受害者群體,由于學歷低下(其中大多數沒有大學學歷),屬于藍領階層。金融危機后,他們普遍面臨失業,從而陷入經濟貧困的境地。根據美國商務部和國家統計局2016 年聯合公布的《2015 年全美收入和貧困》調查報告顯示,2015 年,9. 1%的白人處于貧困線以下,有 1780 萬,白人雖占全美總人口的 61. 4%,但他們中的 41.2%陷入貧困,其中,貧困人群以藍領階層為主。經濟的壓力進而轉化為各種社會問題,致使中下層白人的自殺率、離婚率上升,單親媽媽問題也日益嚴重。中下層白人對生活充滿了絕望。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和安妮·凱斯(Annie Case)于2015年11 月聯合發布的研究成果顯示,45—54 歲的美國白人藍領階層在 1999—2014 年間,因自殺、酗酒和吸毒導致的總體死亡率增加了 22%。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下層白人淪為社會的邊緣人群,成為“白人垃圾”。

  此外,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就業結構對美國中下層白人產生了就業壓力。多數非法移民的就業領域集中在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在非法移民就業的領域中,農業占 26%,建筑業占 15%,制造業占 9%,服務業占 9%。在這些領域中,非法移民的就業比例甚至超過了本地人,如在服務業,本地人占15%,非法移民卻占22%;在建筑業,本地人占6%,非法移民占 16%;在制造業中,本地人占 10%,非法移民占 13%;在農業、漁業、煤炭行業,本地人占 2%,非法移民占 5%。因此,在白人藍領階層較多的美國中西部以及南部地區,當地的移民法以嚴厲著稱,諸如亞利桑那州、阿拉巴馬州都曾經出臺過苛刻的移民法,其目的是保護本地白人的利益。

  其次,文化認同焦慮。當前移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優勢,加重了白人的文化認同焦慮。1965—2015 年,第一代移民及其移民后代從 60 萬增加到了 4500 萬。其中,51% 的移民來自拉美洲,25%的移民來自亞洲。此外,目前美國境內有 1100 萬—1200 萬的非法移民,其中 80% 以上是拉美裔。中下層白人是虔誠的基督新教徒,秉承美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但拉美裔移民的宗教信仰多為天主教。而且當前拉美裔選民以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居多,他們保留了較強的母國文化,不易被同化。在此背景下,基督新教徒的數量持續下降。自認為基督新教徒的美國人從 2007 年的 78% 下降到 2014 年的 71%。與之相對的是無宗教信仰人的數量增加,千禧一代 35%無宗教信仰。

  與此同時,與文化認同焦慮相伴的是人口危機。移民的人口規模優勢削減了白人的人口優勢。目前,5500 萬移民入境美國,外國出生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 14%,第一代移民及其后代占全美人口增長的 50%。移民及其后代人口的增長是美國人口增加的主要來源。1965—2015年,白人占全美人口的比例從84% 下降到62%;拉美裔從4% 增加到 18%;亞裔從不到1% 提高到 6%。1965—2015 年,移民及其后代占人口增長的55%。到 2065 年白人人口的比例將下降到 46% ,成為少數族裔。

  再次,國內外各種危機交織在一起也觸發種族主義回潮。首先,由于經濟危機、安全危機、人口危機、文化認同危機等各種社會危機交織在一起,引發了白人的各種社會焦慮。經濟危機、安全危機、文化危機是近憂,人口危機則是遠慮。相比近憂,遠慮更是讓白人深感恐懼。在過去的 50 年內,拉美裔及其后代占全美人口增長的 28%;亞裔及其后代占人口增長的13%;白人及其后代占全美人口增長的 8%,黑人及其后代占全美人口增長的 4%。2015—2055年美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將主要取決于拉美裔移民和黑人人口的增長,其中,拉美裔移民的人口增長率有 57%,黑人有 61%,相比之下,白人的人口增長率只有 1%。特朗普提出的“讓美國變得再次偉大”的口號受到中下層白人的狂熱支持,其實質是恢復美國白人至上的傳統社會。

  另外,國際因素影響力的提高。全球性問題內化國內危機,突出表現為全球化對國內政治進程塑造和影響力的上升。一方面,隨著全球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財富分配的不均,發達國家的藍領階層是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的主要受害者。因此,他們在經濟上反對全球化。無獨有偶,反全球化的現象不僅僅存在美國,在歐洲以及其他地區亦然。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深化和各國人員往來的頻繁,不同種族的聯系日益密切,國際移民不斷增加,身份認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移民國家則是遭受身份認同之困的主要前沿國家。因此,美國藍領階層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背景下,自我迷失。此外,全球治理中的傳統安全問題以及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亦加劇了中下層白人的安全焦慮。所以,當前種族主義的回潮是白人藍領階層對在多元社會中所受歧視的反彈。它暴露了美國政府治理的失靈,凸顯了社會的治理危機。在奧巴馬兩任政府時期未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社會背景下,種族主義回潮對美國政治生態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尤其是加劇和惡化了政治極化生態。

  二、種族主義對政治極化生態的影響

  

  2014 年國會中期選舉,共和黨把種族主義包裝成右翼社會運動,加劇了政治極化。2016 年大選,“特朗普現象”進一步惡化了政治生態和加劇了社會分裂。

  第一,種族主義加劇政黨極化。美國政治極化始于 20 世紀 60 年代,目前兩黨在國內政治層面幾乎無任何共識。政治極化主要表現為政黨極化,種族主義對政黨極化的惡劣影響是通過政黨認同實現的。民權運動后,民主黨主張文化多元主義和實施傾向少數族裔利益的政策。為此,少數族裔和藍領階層形成了對民主黨的政黨認同。相比之下,大資產階級、金融資本家和南部保守白人形成對共和黨的政黨認同。大資產階級、金融資本家支持共和黨是因為其低稅收的經濟政策,南部保守白人支持共和黨則是因為其捍衛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政策。

  兩黨不同的選民基礎決定了兩黨不同的政策主張。隨著美國非白人人口的增加,民主黨日益成為一個少數族裔的政黨;共和黨卻日益成為一個白人政黨。與此同時,兩黨的政治理念分歧也日益增大。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報告,76%的自由派比 20% 的保守派更認為種族和族裔的多樣性的重要性;相比之下,57%保守派比 17% 自由派更加重視宗教信仰問題。因此,政治理念的不同導致兩黨在內政、外交等一系列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

  除了兩黨極化外,兩黨黨內的極化程度也很深。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更是加劇了兩黨黨內的極化。民主黨內的“桑德斯現象”導致民主黨內部分裂為極左翼和中左翼。桑德斯的主要支持者是年輕人和白人的藍領階層,他們對民主黨過于重視少數族裔的政策不滿。相比之下,共和黨的分裂更為嚴重,在右翼方面又分為極端右翼和右翼。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中下層白人,他們均有種族主義傾向。

  第二,種族主義加劇了國會的分裂,使得國會立法效率低下,從而陷入癱瘓。首先,由于國會議員的最終目的是獲得連任,所以奉行選區利益至上的原則,國會議員的政治主張體現了所在選區的利益。來自白人選區的國會議員代表白人的利益,來自少數族裔選區的國會議員則代表少數族裔的利益。當前少數族裔和白人相對隔離的居住模式強化了選區政治中的種族問題,種族的隔離導致政治的隔離。基于對選區利益的重視,當前的國會議員在華盛頓居住的時間越來越少,這導致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交流的機會減少,兩黨的共識也日益減少。

  其次,國會的溫和派減少,兩黨極右和極“左”的議員增加,即兩黨以及黨內極化導致國會的中間派人士縮減。2016 年,92%的共和黨偏右,94%的民主黨偏左。兩黨朝著右和左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導致兩黨的溫和派減少。在過去的 20 年里,不支持民主黨觀點的共和黨從過去的 17% 上升到 2014 年的 43%;而不支持共和黨觀點的民主黨從過去的 16%上升到 2014年的 38%。

  最后,國會中間派的減少,導致國會立法效率低下。國會議案的通過很大程度上依靠兩黨中間派別的力量。但是由于兩黨中間派的減少增加了議案通過的難度。在奧巴馬執政的 8 年里,聯邦國會陷入凡是民主黨提出的議案,共和黨議員一致反對,反之亦然的惡性循環中。27%的民主黨認為共和黨威脅國家,36%的共和黨則認為民主黨的政策威脅國家。兩黨就對方提出的議案互相指責、反對,突出的例子是醫療改革。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提出的醫療政策改革在國會表決時,全部的共和黨堅決反對。在此背景下,聯邦國會陷入無所作為的狀態。2011—2012 年國會通過的議案不到 200,達到 1947 年國會通過議案數量以來的最低水平;2011 年,僅有 90 個議案變成法律,2012年 3914 個議案引入國會,但只有 61 個議案變成法律。

  第三,種族主義的回潮致使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共和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對抗黑人總統。奧巴馬任期的 8 年里,在白人至上、仇外的種族主義觀念的影響下,共和黨執政的地方政府日益對抗聯邦政府的公共政策,尤其是涉及文化、價值觀層面的政策,“文化戰爭”的特點日益明顯。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黨推行的自由、開放、文化多元主義的政策招致共和黨的反對,共和黨認為自己在捍衛美國傳統的價值觀和信念。諸如在醫療政策改革問題上,共和黨認為政府和個人的關系應該是前者保障后者權利,“小政府”的政治理念才是美國歷史傳統。2012 年,全美 27 個州聯合起訴聯邦政府的醫療改革政策。最終,雖然最高法院裁決聯邦政府的醫療政策改革有效,但目前陷入僵局。

  同性婚姻、槍支管控、墮胎政策亦是如此,聯邦政府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政策、槍支管控、墮胎政策均遭到保守派控制的地方政府的抵制。保守派采取抵制政策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有捍衛州權的憲法規定和州權傳統。根據美國憲法,涉及社會、文化領域的事務屬于地方政府,聯邦政府主要負責國家安全事務。因此,不少共和黨控制的州政府認為婚姻管轄權屬于州政府,聯邦政府對同性婚姻的規定則是踐踏州權的體現。另外,美國歷史上有長期的州權傳統,聯邦制最初也是在各州讓渡權力的基礎上建立的。另一方面,在文化上捍衛美國傳統的價值觀,即白人所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反槍支管控是為了維護南方白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反墮胎則符合基督教信仰。在仇外的種族主義影響下,保守派主政的地方政府堅決反對奧巴馬政府自由、開放的移民政策。2014 年奧巴馬政府實施的停止驅逐年輕非法移民父母的移民行政命令遭到全美一半以上的州政府起訴,最終移民行政命令陷入僵局。敘利亞難民危機后,奧巴馬決定 2016 年接受 1 萬名難民,結果遭到 26 個州反對。

  第四,種族主義導致政治系統僵化,民粹主義興起,右翼保守主義傾向加劇。首先,在政治過程中由于各政治主體的矛盾加劇,阻礙了政治輸出,導致政治系統僵化。在種族主義的影響下,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的政治主體,其矛盾都在加劇。橫向層面而言:一方面,政黨雙重極化導致國會極化,從而降低公共政策效率;另一方面,府會矛盾加劇,尤其是 2014 年共和黨控制國會后,白人政黨的共和黨阻礙黑人總統的行政政策。縱向層面而言:州權和聯邦權沖突加劇,影響聯邦政府權威和公共政策的實施。美國學者福山據此認為美國政治陷入衰敗中。

  其次,右翼民粹主義興起。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最大特點是反建制。無論是“特朗普現象”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還是“桑德斯現象”所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都表現出民粹主義的崛起。一般而言,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相對。美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具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奉行白人至上的觀點。“特朗普現象”體現得尤為明顯,他所代表的白人中下層受“白人至上”觀念的影響,對兩黨建制派的精英的政策充滿了憤怒,對非白人則充滿了種族怨恨和反移民的情緒。2014 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共和黨眾議院領袖坎特(Eric Cantor),因為在移民改革問題上堅持相對自由的觀點,結果最終輸給名不見經傳的茶黨候選人。相比之下,桑德斯的支持者反種族主義,主張自由和平等,但是一向支持民主黨的勞工-產聯最終卻因為經濟原因轉向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重振美國和以美國為先的政策理念具有民族主義的特征。美國學者加里(Gary Gristle )把美國民族主義區分為公民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前者強調公民的權利、平等和自由,后者關注種族,具有排他性。桑德斯的主張體現了公民民族主義,特朗普則代表了種族民族主義。

  三、種族主義作用政治極化的路徑

  

  種族主義對政治生態的影響路徑是以大眾和精英的互動模式,主要通過選舉政治的方式實現。

  一方面,大眾尤其是中下層白人的利益訴求借助選舉政治反饋給政治精英;另一方面,政治精英為獲得支持,利用種族主義迎合和引導大眾,助長種族主義。具體方式如下:

  第一,白人的反彈。當前美國白人反彈和過去相比,并無二致。美國雖然是一個移民國家,但是移民入境需要滿足一定要求,美國歷史上曾有一段長期的反移民時期。美國最初的移民是西歐移民,之后來自北歐、南歐、東歐、亞洲的移民均遭到本地人的反對。19 世紀,大量華人入境加州,遭到加州反華,1882 年美國出臺了《排華法案》,限制華人入境。

  白人反彈體現了替罪羊理論。在當前美國社會面臨各種危機的背景下,移民首當其沖成為替罪羊。美國學者認為當前白人的反彈是通過兩種路徑激發的:一方面移民人口的增加導致更多的公眾反彈;另一方面媒體的負面報道,對公眾產生了不利影響,1980—2010 年的《紐約時報》在報道移民問題時,消極的觀點居多。在以上機制的影響下,公眾對移民的消極態度和關注度上升。根據美國民意測驗,2011 年,52%的白人明確反對拉美移民,59% 的白人隱晦反對拉美移民。另據2014 年蓋勒普調查顯示,77%的公眾認為阻止非法移民入境比政府控制邊境更為重要。

  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居住在鄉村的 WASP(White Angelo Saxson-People),他們是白人反彈情緒最為激烈的主要人群。據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 11 月 7 日的調查顯示,79% 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非法移民是美國的重大問題,86%的支持者認為移民問題比 2008 年更為糟糕。

  另據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 8 月的調查顯示,相比希拉里的支持者,特朗普的支持者首要關注移民問題,66% 的支持者認為移民問題最重要,主張限制移民;相比之下,希拉里僅有 17%的支持者認為移民很重要,她的支持者首要關注貧富分化問題。

  白人反彈的程度受宗教信仰、居住區域因素的影響。首先基督教福音派反移民情緒最激烈,天主教次之,無宗教和非基督教信仰的人士在移民問題上最溫和。66% 的白人福音派教徒認為移民是社會負擔,其中 57%的人認為非法移民滿足一定條件后可以滯留美國;55% 的天主教認為移民有利于國家;在無宗教信仰人群中,67%的人認為移民有利于國家,79% 的人認為非法移民應該留在美國。

  其次,鄉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對移民的態度更消極。65% 的鄉村居民認為移民傷害美國經濟,52%的郊區居民也認同這一觀點,48%的城市居民認為移民對美國經濟弊大于利。白人的反彈導致反移民的情緒訴求反饋到政治選舉中,致使移民問題日益成為選舉政治的重要議題。

  2016 年總統大選,移民問題首次進入總統選舉議題,其重要性位居第四,前三個議題分別是經濟、醫療改革、恐怖主義。白人反彈導致美國社會排外情緒的蔓延,最終導致特朗普上臺。當前白人反彈除了反移民外,反少數族裔的情緒也在全美蔓延。2008—2012 年,明確反對黑人的公眾從48%上升到了 51%;隱晦反黑人的公眾從 49%增加到了 56%,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認為奧巴馬是美國公民。

  第二,右翼保守社會運動。白人的反彈訴諸社會實踐,從而引發右翼保守社會運動。奧巴馬兩任政府時期,右翼保守社會運動加劇。美國歷史上的右翼運動包括三 K 黨運動(Ku Klux Klan)、白人至上運動(White Supremacy)、新納粹主義(Neo-Nazism)、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暴力團體以及愛國主義團體等。當前右翼保守運動主要以白人至上為內核,以訴諸暴力的種族主義活動和愛國主義運動為主要形式。此外,他們還開展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影響國內政治。

  其一,擁抱種族主義,訴諸暴力的右翼活動加劇和愛國主義運動興起。一方面,社會仇恨組織增加,并積極開展活動。相關暴力、襲擊活動增加。2000—2008 年,社會仇恨組織的數量增加了50%多;2007—2008 年,分別有 888 個和 926 個社會仇恨組織開展活動。2000—2012年,社會仇恨組織從 602 個急劇增加到 1000 多個。這些社會仇恨組織反黑人、反移民、反同性戀,認為奧巴馬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另外,右翼相關暴力活動的爆發頻率和傷亡程度超過了恐怖主義活動。根據馬里蘭大學全球恐怖主義 2015 年 6 月的數據顯示,“9. 11”后針對美國本土的襲擊活動有 65 起和右翼意識形態密切相關,25 起與圣戰極端主義有關。另據新美國基金會研究報告顯示,非圣戰極端主義襲擊導致 48 人死亡,圣戰極端主義襲擊造成26 人死亡。

  其二,推崇“白人至上”的愛國主義運動興起。黑人總統、嚴重的經濟危機、拉美人口的增加為白人至上運動提供了平臺。奧巴馬當選總統后,白人至上的文章注冊數量達到 30萬。2008—2012 年,全美愛國主義組織數量持續增加,愛國組織在 2008 年有 149 個,2009年急劇增加到 512個,2010 年增加到 824 個,2011 年上升到 1274 個。愛國主義運動認為聯邦政府的槍支管控政策破壞了美國自由,它的活動具有一定的種族主義傾向,擔心白人權力的下降。美國種族主義極端組織 3K 黨自 2015 年起就活動積極。

  其三,以茶黨為代表的規模最大、聲勢最大的右翼保守主義運動介入國內政治過程,影響政治生態。茶黨運動是 2009 年興起的右翼保守運動,它最初反對奧巴馬的醫療政策改革,捍衛美國保守的文化價值觀。茶黨成員主要是支持共和黨的中老年白人。在共和黨的支持下,茶黨運動發展迅速,對美國公共政策和政治選舉均產生了重要影響。具體而言,一方面,它影響公共政策,諸如在茶黨的推動下,亞利桑那州于 2010 年出臺了苛刻的移民法;另一方面,茶黨積極支持代言人在選舉中獲勝,影響選舉結果。2010 年的國會中期選舉,茶黨支持的 60 名共和黨候選人獲勝,共和黨成功控制了眾議院。2012 年的國會中期選舉,16 名茶黨候選人的中 4 人贏得參議員席位。2016 年大選,茶黨支持的特朗普獲勝。

  第三,狗哨政治。狗哨政治是指在政治演講中,政客針對特定的受眾,以隱晦的方式表達對特定人群的隱晦話語,目的是取悅聽眾。共和黨的狗哨政治帶有種族主義的傾向,它始于共和黨的南方戰略。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后,民主黨獲得越來越多的黑人的支持,共和黨卻日益重視南方白人。1968 年尼克松利用狗哨政治贏得總統大選,80 年代在里根時期,狗哨政治進一步發展。當時里根反對《民權法案》和《投票法案》,反對聯邦政府對州權的干涉。2010 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邁克爾·史泰勒(Michael Steele) 承認 40 多年以來共和黨利用南部戰略,聚焦白人男性,對抗少數族裔的戰略是成功的。因此,狗哨政治成為共和黨實施南部戰略的重要方式。

  共和黨候選人在選舉中運用狗哨政治,強調白人的利益,以獲得南部白人的支持。2012 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在有關福利改革的競選廣告中,運用狗哨政治,指責奧巴馬用白人的稅收救助懶惰的黑人和棕色人種。另外,在羅姆尼的一次集會上,他的支持者身穿白色 T恤,寓意把黑人總統從白宮中趕出來。共和黨的狗哨政治和種族主義傾向的競選言論強化了白人的政黨認同。2012 年總統大選,88%的白人支持共和黨,羅姆尼獲得了 59%白人的支持。相比全國選舉,在地方選舉中,狗哨政治對共和黨成功執政的影響更大。2014 年的國會選舉,共和黨利用狗哨政治更是大獲全勝,成功控制聯邦國會、地方議會和州政府。美國南部的共和黨領導人在具體的執政過程中,雖然沒有明確的支持種族分離和白人特權,但是他們借助個人自由、權利,推動白人在政治和經濟上占據優勢,關注種族政治,反對聯邦政府對州內公共教育、社區模式的干涉。

  2016 年總統選舉,特朗普充分利用狗哨政治,煽動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狗哨變為明哨,動員了中下層白人的投票熱情,并獲得勝利。白人反彈、右翼社會運動、狗哨政治三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白人反彈成為白人反對自由政府重要的社會負面情緒,右翼社會保守主義運動和狗哨政治為其情緒的釋放提供了機會,在釋放負面情緒的同時,也助長了政治精英和大眾的種族主義傾向。

  四、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未來發展趨勢

  

  2016 年總統大選后,特朗普勝選彰顯了種族民族主義的勝利,但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隨著特朗普執政,種族主義的白人至上運動借助大選從之前的社會暗流逐漸涌出水面,美國種族主義有進一步強化、擴大的趨勢。在此背景下,種族主義對政治極化的破壞作用短期內不會改變。

  首先,白人至上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的分裂。在特朗普當選后的 10 天內(2016 年 11 月 8 -18 日)就發生了 867 起針對少數族裔的暴力襲擊和傷害事件。根據美國民權組織———南方貧窮法律中心的研究,2016 年全美有近 150 個白人仇恨組織活動活躍。2017 年 8月,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鎮發生了種族主義的流血事件,進一步突出了族群對立。近年來,種族仇恨導致的流血事件時有發生,但美國國內媒體唯獨對弗州種族主義的流血事件表示了高度關注和震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次事件是有組織、精心策劃的大規模的白人至上運動,其中充斥著暴力、納粹標志。弗州種族主義暴力事件發生后,全美引發連鎖反應。左翼和右翼兩派在波士頓舉行抗議活動,全美其他地區也發生了抗議弗州暴力事件的游行示威活動,左右兩派對立以及族群對立有進一步擴大的態勢。2018 年 4 月,兩名非裔男子借用星巴克衛生間不僅被拒,而且遭到逮捕,由此引發非裔族群的強烈反應,導致美國國內的族群緊張關系進一步凸顯。

  其次,特朗普執政后,右翼傾向的施政加劇了族群對立,凸顯了種族政治的重要性。有媒體批評特朗普政府的意識形態就是白人至上主義,他已經完全成為白人總統,自他上臺伊始,就頒布禁穆令,禁止來自中東 7 個國家,諸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利亞以及也門的穆斯林進入美國,結果導致美國境內中東移民的恐慌。之后,特朗普政府宣布停止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不驅逐年輕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又引發拉美移民的恐慌。特朗普在移民政策改革問題上的一系列舉動進一步凸顯了白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對立,不利于緩和族群矛盾。特朗普對弗吉尼亞州種族主義暴力事件中的兩派各打 50 大板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就白人至上運動,招致國內媒體的集體聲討。

  另外,在特朗普在其政府內任命不少右翼官員,諸如任命曾經是阿拉巴馬州的參議員杰夫(Jeff)為總檢察長,此人在擔任議員期間是積極的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活躍分子。在弗吉尼亞州種族流血事件后辭職的首席戰略師班農,也是右翼的積極支持者。由此可見,特朗普政府時期,種族問題在美國國內政治議程上的地位和作用凸顯。在此背景下,認同政治對美國政治生態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

  再次,認同政治強化了政黨認同,加劇了政治極化。在民主選舉制度下,政治極化產生的最基本原因在于兩黨選民結構的不同。特朗普政府捍衛白人利益的政策主張,勢必贏得了白人選民以及右翼力量的支持。在 2016 年總統選舉中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在其百日執政后,仍然表示繼續支持特朗普。根據美國媒體民意調查機構 USC 在2017 年4 月開展的調查顯示,之前支持特朗普的支持者 85%贊同其百日政策。與此同時,特朗普右翼傾向的政策卻強化了少數族裔對民主黨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兩黨的選民結構不會改變,只能固化和不斷強化。為此,兩黨難以更新既有的政策主張和觀念,其結果是兩黨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分歧繼續存在,黨派合作仍然難以實現。不僅如此,右翼政策的實施勢必導致左翼的反彈,如民主黨執政的加利福尼亞州政府為反對聯邦政府的移民政策,宣布禁止州內執法官員詢問民眾的移民身份,也不會利用州內資源配合聯邦政府的移民執法行為,結果導致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由此可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左和右的方向漸行漸遠,政治極化生態也為此加劇。

  另外,當前種族主義回潮的主要原因是中下層白人的經濟危機和認同危機所致,要消解兩大危機所產生的焦慮情緒,最主要是依靠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和采取族群融合政策,讓各族群共享經濟成果,促進各族群的和諧相處。但是當下,美國的經濟雖然有所發展,失業率下降,就業率上升,但是白人的認同危機短期內難以消除。因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是種族主義將繼續影響并加劇政治極化生態。

  本文來源《世界民族》2019 年第2 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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