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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的美國”

邢承吉 · 2019-06-25 · 來源:《讀書》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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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中國曾一度被非裔美國的民權運動視作當時全球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斗爭的急先鋒。這既是黑人激進主義者和中國人民之間想象網絡,也是亞洲共產主義與黑人激進國際主義之間的相互交織的紐帶。

  文藝批評編者按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入江昭先生指出,由于世界各國不同人群在文化、學術、體育等方面建立的網絡和紐帶,專業或業余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的共性,共享的相互交織的記憶,越來越多的“跨國個體”,跨國恐怖主義等等,使歷史學家不能再執意于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敘事,而必須關注全球史和跨國史。本文即特別梳理了近年來出現的幾部重要的跨國美國史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美國史和世界歷史的關聯性敘事框架中,對美國殖民地時代史、美國革命史、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文化史、異域美國傳教士和美國社會觀念史以及全球冷戰史等等作了全新視角的考察,大大豐富了人們對美國歷史的認知。

  本文原刊于《讀書》2019年第1期

  “世界中的美國”

  作者:邢承吉

  美國史學的跨國轉向作為一股新潮流,如今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納,某種程度上也日益將一度被邊緣化的美國對外關系史重新推到史學界的前沿。然而如何跳出民族國家歷史的框架,換一個角度重新撰寫歷史?跨國浪潮襲來,美國歷史學家紛紛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中發現了理解本國歷史的線索,這類由跨國轉向帶來的“世界中的美國”(US in the World)框架下的新的美國歷史研究作品,改變了以往對許多重大事件的歷史敘事。這股浪潮不局限于六十年代以來一度陷于僵化局面的外交史領域,而是涉及美國歷史寫作的各個方面。對中國研究美國歷史的學者而言,這類作品不僅挖掘出了歷史的相互關聯性,同時,也意外地給我們帶來了重新發現和審視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棱鏡。

  1

  《萬國之林》:締造研究美國歷史的新格局

  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前些年出版的《萬國之林:美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一書,將全球史視角下美國歷史新敘事的討論推向一輪新的高潮。本德試圖跳出美國例外論的框架,挖掘美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之間的關聯性,在全球史的框架中重塑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他坦言,在寫作之初并未刻意針對美國例外論。然而,美國公共生活之中無所不在的例外思想,逐漸使他意識到這種思想的不足之處。“這種思想遮蔽了我們對自己的定位,使我們忘記了美國不過是萬國之林中的一棵樹,世界萬民之中的一個民族而已。”在本德看來,公民觀念、國民教育以及愛國主義,都是近代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特定產物,與美國例外論敘事緊密結合,可上溯到十八世紀末大衛·拉姆齊(David Ramsay)的《美國革命史》。本德強調:“即便美國的國族構建異常成功,美國歷史的敘事也不能延續例外論的模式;美國歷史只有置入全球史的語境中,才有可能被充分理解,它的發展歷程絕無半點與眾不同之處。”

  《萬國之林》的討論分為六個章節,從殖民地時期一直延續到進步主義時代,橫貫美國歷史數個重大主題。在本德看來,從大航海時代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初,美國歷史就深嵌于全球史的脈絡之中。以往對殖民時代的敘事總是圍繞“五月花號”與英格蘭移民在新大陸的經歷,卻忽略了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如何帶動了北美種植園經濟,并養成了殖民地人根深蒂固的種族觀念。它同樣忽略了十四世紀奧斯曼帝國與當時世界的技術、人員、貿易的異常發達的往來和互動,如何使歐洲人感到羞慚、懊惱,迫使他們遠離家鄉開始了征服世界的大航海之旅,并最終重新書寫了美洲的歷史。本德甚至提及了中國在大航海時代被忽略的重要性。他指出,雖然鄭和下西洋功勛赫赫,然而到一四三三年,明朝的內政和財政局面發生變化,中國遠航活動的減少給歐洲的航海帶來了機遇。不僅如此,明朝社會在東亞經濟貿易網絡中的軸心地位,以及其國內社會對白銀供應的需求,也使美洲的開發變得有利可圖;而充滿諷刺的是,明朝對白銀的過度倚重,造成了國內的經濟不穩定,也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本德對美國革命的詮釋同樣令人耳目一新。本德認為美國革命不僅是關于獨立戰爭與國內領導權的二元之爭,它更是英法“七年戰爭”全球布局里一幕無足輕重的局部戰役。“七年戰爭”中失利的法國一心想要與崛起中的英國爭個高下,而美國革命不過是英法帝國在全球爭奪霸權的局部延續,若放在當時歐洲的戰略局勢中考量,北美殖民地遠非英法之爭的主戰場,既不重要也不“例外”。將美國革命視為“七年戰爭”的延續,也使本德更為關注那些夾在英法之爭邊緣的、一直被忽略的美國革命的參與者。例如,密西西比河東岸及田納西河谷周圍居住的印第安人部落與英軍一起浴血奮戰,然而在巴黎的和平會議上,英國人徹底拋棄了這些曾經的朋友,而且將原本屬于印第安人部落的五大湖區域一并割讓給了殖民地人。這些勢單力孤的印第安人驚懼萬狀、啞口無言(本德的原文用的是“thunderstruck”,仿佛被響雷劈中一般),只得接受了這一事實,沉默著遷出了自己祖祖輩輩所棲居的土地。本德指出,此實可謂是“美國歷史上最悲劇的一幕”。

  1890年12月29日,美國南達科他州,第七騎兵團的部分騎兵對印第安人蘇族(Sioux)的部族拉科塔(Lakota)進行屠殺,約有300名拉科塔人被屠殺。

  當然,本德并沒有在重新理解美國歷史的同時將它與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一刀兩斷,而是將民族國家的歷史本身納入更廣闊的全球歷史的進程之中。在他看來,受到一八四八年世界風尚的影響,從分裂走向統一的內戰時期可被視為美國“國族構建的時代”,而將一八四八年全球性的民族主義紐帶與美國緊密連接的,恰是一些輾轉于歐美世界的跨國個體。著名的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被迫流亡國外時,聽從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的建議,前往費城,學習美國的經濟制度。他最終以杰克遜總統欽命美國外交官的身份重歸故里,將在美國思考成熟的國民經濟思想光大于德國,并深刻影響了俾斯麥時期德國的經濟政策。通過這些細致的案例,本德成功地揭示了美國歷史的每一段歷程都是與世界各國的歷史緊密勾連、相互影響的。

  2

  巴黎的美國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面對世界時的姿態

  巴黎咖啡廳里的海明威、“迷茫一代的引路人”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 Stein)和曾經來過中國的非裔美國詩人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這些人物和他們在巴黎的生活場景深深吸引了當時在普林斯頓攻讀博士的丹尼爾·羅杰斯(Daniel Rodgers)的女弟子布魯克·布勞爾(Brooker Blower)。布勞爾借由這段在巴黎做檔案研究的經歷而撰寫的《在巴黎成為美國人》(Becoming Americans in Paris: Transatlantic Politics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一書,試圖借助美國人在巴黎的經歷,呈現二三十年代被傳統歷史敘事所遺忘的巴黎的美國次文化,借此探索這一時期美國在變動的世界秩序中面對世界時的姿態。

  這一時期,美國詩人寫過這樣的句子:“紐約把人變為侏儒,巴黎則讓人重新恢復人性的色彩。”盡管美國的物質文明在二十世紀初已經開始領跑世界,但當時的美國人依舊將巴黎視為文化、智慧和靈感的源泉。這里面有一段塵封的歷史。如果說巴黎曾是富蘭克林和杰弗遜這些美國精英的活動場所,那么這一時期大量的人員流動和往來,已經改變了美國人對巴黎的認識。巴黎有美國醫院,有美國購物中心,有美國學校,二三十年代的巴黎儼然已成為“美國人的游樂場”(the Americans’ Playground),而巴黎人,不過是映襯美國劇情發展的路人甲和路人乙罷了。

  巴黎是當時歐洲的中心,匯聚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富豪、學生、難民、流亡的貴族、政治異見分子、保皇派人士、社會活動家和納粹德國的間諜,這個法蘭西共和國的首都像是一個世界性的大都會。當時有美國人在巴黎寫道:“這早已不是巴黎,只是我的地址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巴黎開始取代倫敦成為美國在歐洲的事業總部,美國紅十字會、基督教青年會、救世軍、大學聯盟、各種商業力量和銀行金融巨頭紛紛落戶巴黎,一批家境優越、尋求冒險的年輕人,和試圖逃離美國種族隔離制度的美國黑人也紛至沓來。就連美國學生也開始選擇前往法國的大學留學。索邦成為留學的熱門選擇,有錢人家的孩子幾乎都希望能來巴黎看看米開朗琪羅和其他藝術展覽,最好再拿一張索邦的文憑。二三十年代一些美國大學也開始在巴黎設置海外交換項目,輸送一批一批的本科交換生。在巴黎的美國學生有自己在拉丁區的圖書館、游泳池、健身房甚至社交團體,與此同時,美國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出版商、詩人、小說家、音樂家等——也齊聚巴黎左岸。

  布勞爾以生動的筆調將這些往事描繪出來,包括當時美國人在巴黎的社交場所、看病的醫院、日常活動、雜貨鋪購物消費的商品品牌、活動區域的地圖,當時巴黎街頭的摩登的美國劇院、消費的符號,挖掘在這樣國際化的背景之下興起的美國民族主義,探索美國人如何塑造戰時巴黎的文化政治,巴黎又怎樣塑造了美國的政治文化。美國和巴黎的跨文化互動尤其反映了美國在世界中的位置。長久以來,面對歐洲,美國在文化上一直面色蒼白、毫無自信,美國的生活方式雖然摩登、現代,也極具誘惑力,但這種快餐式的文化在歐洲高標準的文化映襯下顯得膚淺而缺乏內涵。然而,“一戰”“二戰”期間,大批美國人奔赴巴黎,他們集中聚居在蒙馬特爾和蒙巴納斯這兩個區域,在巴黎歌劇院附近散步和社交,遇見來自故鄉的朋友,這些人熱愛藝術和都市的生活。寓居法國的美國群體所呈現給巴黎人的美國形象是自由主義和極具都市感的。

  當然,布勞爾指出,巴黎也改變了許多美國人,使之追逐新浪潮,擁抱自由,對藝術的品味也更世界主義,某種程度上在巴黎再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巴黎的美國人逐漸開始愛上了爵士樂、前衛藝術,開始大膽追求新事物,他們的新變化也和美國國內這一時期的進步主義時代的各種改革結合到了一起。雖然這一時期美國國內也有民粹主義的回流、三K的復興,但商業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趨勢是進步主義時代不可阻擋的潮流。而布勞爾認為,許多美國人在巴黎再造了自己的美國認同,并將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帶回了美國國內。

  非裔美國人在巴黎的經歷尤其特殊。他們將巴黎想象為幫助他們逃離種族主義的美國、重新界定身份的一個新世界。只有在巴黎,這些被條條框框約束起來的有色人種能暫時逃離種族隔離的制度,他們將之視為真正實現其美國夢的良機。巴黎沒有淡化他們的美國特質,而是將這一色彩渲染得更為濃烈,離開美國,遭遇外部世界,他們開始了對美國身份和認同的新的發現之旅。從這個意義上講,巴黎這座喧囂的都市提供了理解“二戰”前美國的另一個透鏡,而巴黎以外的都市場景里的跨文化的交流和沖突(例如美國人在上海類似的題材),似乎也在靜候來者的挖掘。

  3

  回旋鏢(boomerang)——改變美國的異域新教徒

  胡適在康奈爾留學時期,曾在綺色佳的教會發表演講,談何謂“理想的傳教士”。他認為,理想的傳教士應當首先是“好的學生”,可以虛心學習和理解異國文化,而不要做一個武斷的教條主義者,妄圖教導和徹底改變他人。最早接觸中國的美國白人傳教士群體,對中國的印象,與之產生的關聯,與黑人激進主義者和民權運動旗手的中國旅行及他們的感受截然不同。然而大衛·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提醒我們,這些白人傳教士才代表了當時美國的主流文化(當時美國公共生活的宗教色彩要比今天濃厚得多),他們也是在華美國人最大的群體之一。

  霍林格在其剛剛出版的《異域的新教徒》(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 2017)中指出,到一九二五年為止,美國傳教士在華已經超過四千人。這些傳教士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白人,有男有女。他們試圖將美國日常生活的主流價值當作普適價值,向外國傳播,因此他們傳播的不只是《圣經》教義,也包括美國精神和現代的生活方式。

  霍林格對在亞洲的傳教士群體的研究,已有十多年光景,他認為美國新教徒走向世界(這里討論的主要是亞洲,包括中國、日本、印度和西亞地區)并試圖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像美國的意圖失敗了,相反,這些人改變了美國,塑造了美國六十年代以來的多元文化主義,甚至也成為種族平等、女權主義這些進步口號的旗手。許多傳教士子女成為美國國內推崇女權主義和種族平等的先鋒。因此之故,他用“回旋鏢”來比喻美國與世界之間的互動影響。他指出,傳教士群體的世界主義(missionary cosmopolitanism)與猶太人的世界主義(Jewish cosmopolitanism)截然不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亞洲,尤其是中國,在這種世界主義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另一方面,這種世界主義的形成是出乎意料的,因為一開始這些傳教士想著的是如何改變世界,但也恰是這個群體成為該信條的反叛者,成為反對美國狹隘的地方主義思潮的先鋒,甚至“多元文化”這個詞最早也是在一位美國派駐土耳其傳教士的后代撰寫的作品中出現的。雖然我們仍需對傳教士群體的性質、作用保持清醒的認識,但簡單地給這個行業打上“帝國主義”標簽似不客觀全面。

  另一方面,傳教的工作給這些美國人帶來了此前意想不到的機遇,這同樣也是美國歷史很有趣也時常被忽略的一部分。

  傳教士群體中有許多女性,她們在中國實現了自己在美國不可想象的價值。一直到六十年代《女性的奧秘》(Feminine Mystique, 1963)都還在談美國婦女所面對的這種“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問題”(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那些即便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往往也無法實現個人價值,這與我們所熟悉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地》的作者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和金陵女子大學代校長、在南京大屠殺中保護上千中國人的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為華群)在中國完成的事業和由此獲得的成就感自是截然不同。

  霍林格指出,女性在美國本土難以實現的價值和完成的工作,在美國之外得到了實現。傳教士子女由于熟悉英語以外的另一門亞洲語言,因此在回到美國以后往往擔任情報工作的要職,尤其是傳教士的女兒往往因為會多門語言的緣故而擔任顯赫職務。出生在中國鎮江美國傳教士家庭的賽珍珠就是這種文化多元主義一個很好的例子。三十年代末,她更是成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女權主義者之一,批評美國社會將許多有很大潛力的女性牢牢束縛,把她們變成不理世事的傻瓜。賽珍珠結婚期間和自己的出版人有婚外情,此后還與她女兒們的舞蹈老師同居,不顧世俗流言蜚語。她拒絕成為安分守己的家庭婦女,而是活得和男人一樣瀟灑。霍林格意識到賽珍珠的女權主義與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奧秘》中所描繪的女性困境之間如裂谷般巨大的反差,他指出,這本書的手稿曾被寄給賽珍珠,后者還曾津津有味地品讀此稿。

  賽珍珠另一段值得注意的經歷,就是對美國國內種族主義的批評和抗議。她盛贊當時不被美國主流社會接納的杜波依斯的新書,和羅伯遜的妻子一起合寫討論種族主義問題的作品,還因不滿于當時美國收養體系的種族主義色彩,而獨自創立了收容有色人種和國際兒童的孤兒收養中心(Welcome House)。

  另一方面,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也通過傳教士子女和其他相關人員傳承下來。雖然亨利·魯斯更像是這個群體里的“問題孩子”(problem child),他依舊不失為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去了新英格蘭地區最好的中學和大學,加入了耶魯的骷髏會(Skull and Bones),然而與此同時也是他提出“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的說法,認為美國不僅僅應當向世界輸出爵士樂和好萊塢電影,還應該輸出它的《權利法案》《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精神。魯斯曾寫道:“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應當將它的道德理想、對自由和平等的熱愛、獨立的精神以及西方文明的價值帶給整個世界。”魯斯的傲慢許多人都不大喜歡,紐約著名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就曾直言不諱:“這個人不應當被信任,他身上體現出的是一種新的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new burden),而霍林格也批評魯斯對中國充滿美國中心意味的認識和理解。即便如此,“美國世紀”這一提法依舊通過這個出生于中國山東的美國傳教士之子的聲音響徹世界,而這背后為歷史淹沒的人事網絡,中國在這個意義建構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怎樣,很值得進一步挖掘。

  4

  支持黑人的東方:冷戰時期的美國中國之間的相互想象

  穿過中央公園的湖心,進入第五大道和博物館街交界處,人們時常看到演奏中國革命歌曲的黑人藝術家立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前表演節目。在異國他鄉的街頭從不太熟悉的面孔那里看到熟悉的微笑,薩克斯吹奏出兒時即已熟悉的旋律,實在是一種很奇怪的體驗。任教于南加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以研究文化史和非裔美國史見長的羅伯遜·弗雷澤(Robeson Taj Frazier),在他的成名作《東方是支持黑人的》(East is Black: Cold War China in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 2015)一書中談及,早在四十年代,《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音樂,就喚起了杜波依斯、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等人對未來黑人民權運動的想象。后來,這首中文旋律,也使不少黑人激進主義者將中國人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斗爭與全世界有色人種的抗爭緊密結合在一起。

  弗雷澤認為,在美國左翼的激進主義傳統中,對中國的想象和在中國的旅途,都不斷強化他們對冷戰時期種族、外交和世界秩序定義的挑戰、質詢和重塑。傳統的敘事認為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曾一度與以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割裂,但《東方是支持黑人的》換了一個角度重新書寫這段復雜的全球冷戰史,給我們提供了思考一九四九年后中美關系的新維度。

  這段歷史實際上并不陌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美國思想史的課堂里,我們討論馬丁·路德·金、詹姆斯·鮑德溫、馬爾克姆·X,討論他在回憶錄節選里談到的中國問題。馬爾克姆·X對中國近代史的解讀,很像是我們中學時代教科書里的歷史敘事:白人用槍炮狠狠欺侮了中國,公園里寫著“中國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字樣,《南京條約》強迫中國向西方打開了大門,英國人給中國帶來了鴉片、掠奪了香港。中國衛星成功發射的消息傳到美國時,馬爾克姆·X留心注意到“白人對中國的畏懼和緊張”(Malcolm X, 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1965)。這種緊張不是虛構出來的,弗雷澤指出,為遏制中國方面宣傳的影響,美國禁止其公民前往中國,與此同時,針對“紅色中國”的一系列冷戰時期的宣傳也應運而生。

  周末的早晨,我時常只身離開哥倫比亞大學所在的全球精英街區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前往緊挨著大學城的另一片世界黑色的哈萊姆區(Harlem),探索另一個紐約。這里的街景遠比大學城熱鬧得多,街頭各式各樣營生的小攤販和隨處可見的一美元的便宜貨,也很像是中國式高人氣的熱鬧街景。走在路上,隨處可見馬丁·路德·金和馬爾克姆·X精神遺產的影子,在街頭販賣的T恤衫上,在我經常走的馬丁·路德·金路的交叉口,在那條與馬丁·路德·金強調的基督般“愛”的道路上分岔的十字路口,蔓延著另一條與白人社會徹底決裂的“恨”的長路,上面赫然寫著“Malcolm X Ave”,兩條路相互交織卻又彼此分岔。

  二十世紀究竟是美國夢的世紀,還是噩夢的年代?馬丁·路德·金告訴臺下的人群:“我有一個夢想……”馬爾克姆·X則有與金截然不同的聲音。因為恥于美國的種族主義和奴隸制的陰影,他否認自己是美國人,批判民主的虛偽,并聲稱從來沒有什么美國夢,只有美國的噩夢。馬爾克姆·X的原話,至今讀來充滿力量:“不,我不是美國人,絕不。我是兩千兩百萬受到美國壓迫和剝削的黑人中的一員。民主對我們而言不過是虛假的偽面,我是民主的受害者之一。所以,我并不是作為一個美國人,一個愛國者,一個舉著國旗揮舞歡呼的人站在這里同你們說話,不是的!我代表美國體制的受害者,站在這里,向你們說話。我是透過受害者的雙眼,來看待美國的一切。我看不到任何美國夢,我所看到的,不過是美國的噩夢!”

  過去如尼基爾·帕爾·辛格(Nikhil Pal Singh)的作品《黑人構成了一個國家》(Black is a Country: Race and the Unfinished Struggle for Democracy, 2004)啟發我們將六十年代美國黑人在民權運動中的抗爭放置于黑人在世界范圍內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背景之下,重新審視其相互關聯;然而很長時間里,還沒有一部作品將這一切抗爭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聯系起來。這正是弗雷澤對學界的貢獻。在這部作品中,他提醒我們,毛澤東聲援美國黑人反歧視的斗爭時,曾經寫道:“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國黑人的正義斗爭是一定要實現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勢必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六十年代的中國曾一度被非裔美國的民權運動視作當時全球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斗爭的急先鋒。這既是黑人激進主義者和中國人民之間想象網絡,也是亞洲共產主義與黑人激進國際主義之間的相互交織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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