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文章 > 國際 > 國際縱橫

命名政治——以色列地名與話語霸權

王炎 · 2019-06-25 · 來源:《開放時代》2011年第2期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在猶太復國主義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框架內,以色列政府通過讓國民不經意地閱讀地標、地圖,使復國與復興猶太文化的意識形態印刻在地理標志上,并將其自然化。地標有意識形態的潛文本,不經意地閱讀,就會將意識形態內化。

  【內容提要】從圍繞以色列地名變遷展開的政治與文化博弈,揭示出地名雖然只是一種象征符號,但是通過它,不同的人對生活環境可以賦予不同的意義,地名從來不是客觀的、自然的,它是共同體生活價值的載體。在猶太復國主義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框架內,以色列政府通過讓國民不經意地閱讀地標、地圖,使復國與復興猶太文化的意識形態印刻在地理標志上,并將其自然化。地標有意識形態的潛文本,不經意地閱讀,就會將意識形態內化。本文將揭開地圖、地標的潛文本,剖析地理文本背后的權力博弈。

  【關鍵詞】地名 希伯來化 猶太復國主義 意識形態

  一、地名疑云

  2010年1月我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訪問,與以色列學者交流猶太大屠殺研究,不期有個意外收獲。開會前幾天空閑,籌劃一次開車自駕游覽以色列。在美國時就聽說以色列租車很便宜,找到一家Hertz租車行,租價果然誘人。但不認識路,只好再租一個GPS衛星定位器。在GPS的指引下,從特拉維夫驅車開往耶路撒冷。距離并不遙遠,一個半小時就到了耶城。其實,整個以色列國土才2萬多平方公里,從一端到另一端也沒多遠。一路上看到許多耳熟能詳的地名,在《圣經》上出現頻率很高。每過高速公路一個出口,綠色交通指示牌上醒目標著“希伯倫”(Hebron)、“撒瑪利亞”(Samaria)、“猶大”(Judea)、“別是巴”(Beer Sheba)、“拿撒勒”(Nazareth)等,如雷貫耳,讓我想起《舊約》講述的古希伯來民族開疆拓土的悲壯故事。一路開下來,我越來越確信這里乃猶太民族發祥之地,一個古老民族曾昔日輝煌,如今歸返故里,再次發軔,重振雄風。但一個小小的技術故障,使我意識到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開到耶路撒冷時,我找“大衛王路“(King David Road)去入住飯店,反復在GPS上輸入這個英文地名,儀器卻不識別,只好問路。一位熱心人告訴我,這條路原本不叫這個名字,是阿拉伯地名,與大衛王毫無關系。當輸入她寫給我的地名時,GPS才順利接受。

  這件小事讓我難以釋懷,請教了希伯來大學一位歷史教授,他說以色列建國后,政府曾成立地名委員會,把大部分阿拉伯地名,改為圣經上或猶太法典上的名字,還用復國主義色彩的稱謂命名了不少地方。以色列政府通過重修國家地理,強化猶太復國與土地的聯系,給以色列建國提供合法性,讓國民世代緬懷猶太祖先悲壯的歷史,也迫使阿拉伯人接受猶太人占領的事實。這顯然是個有意思的課題,地名與文化價值、與意識形態都密切相關,世界各國在歷史轉折關頭,常在地名上大做文章,北京、上海的地名也在幾十年前隨政治運動風云變幻,有幾次大變遷。所以,研究地名的變化,可以揭示背后更深層的權力博弈,如民族國家的認同、價值觀的重塑、歷史再書寫、以及政治話語的合法性等。因此,我一直沒有放下這個題目,繼續收集資料,發現以色列地名值得研究,細致梳理以色列地圖更名與命名的歷史脈絡,可以揭示現代以色列史上的諸多問題。

  二、英托管巴勒斯坦時期的地名博弈

  所謂“以色列地名希伯來化”,并非肇始于以色列建國,早在英國托管巴勒斯坦時期(1923~1948年),這一計劃已經初露端倪。19世紀赫茨爾領導的猶太復國運動風起云涌,他號召歐洲離散的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失去的家園。離散猶太人對“以色列地”(這里采用《舊約》“和合本”的譯法,Eretz Israel,或the Land of Israel)的想象,主要來自猶太《圣經》和猶太教儀式,但現實中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定居點(Jewish Settlement),與經書文本記述的象征性家園相去甚遠。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給滿懷熱情移民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當頭潑了冷水。這給猶太復國運動提出一個迫切任務:必須將猶太歷史和記憶與巴勒斯坦地理聯系起來,把猶太復國與復興猶太文化的意識形態印刻在地圖上。也就是說,用希伯來地名喚起猶太移民的民族情緒,認同巴勒斯坦為“上帝應許之地”,讓命名建立起身份與空間的聯系,讓記憶穿越漫長的時間阻隔,通向當下對巴勒斯坦的文化殖民。實現這個目標談何容易,《圣經》和猶太史料只提到過174個地名,而巴勒斯坦的山川河流、村鎮城市大多是阿拉伯地名,一百多個希伯來名字無法滿足更名的需要;于是,推動重修巴勒斯坦地理的“希伯來文化純粹主義者”稱,尚有大量希伯來地名不為人知,需要進一步考古發現。

  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許多歐洲機構、團體對巴勒斯坦進行地理考察,目的是將《圣經》地名與當代巴勒斯坦地貌聯系起來。這一時期漸漸形成一種理論,認為雖然朝代更迭,歷史滄海桑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名中仍保留了古代閃族名稱的形式,即使拼寫變化較大,也還可以回溯到《圣經》時代;拼寫變化系公元7世紀以來,阿拉伯人占領巴勒斯坦的后果,古代希伯來地名被阿拉伯人扭曲了;這一假說為希伯來化地圖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1925年,定居英托管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自發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規劃猶太人定居點的命名,命名原則有兩個,一是“恢復”《圣經》或猶太法典上的地名;二是以復國主義歷史人物或政治領袖命名,紀念他們的豐功偉績。這一組織到1951年3月才解散,一共存在了26年。這26年中,特別委員會一共命名415個新定居點,其中,“恢復”古希伯來地名108個,為紀念歷史人物命名120個地方,還有187個命名屬象征的,即以象征猶太歷史或文化的名字命名土地。應當指出的是,1931年復興希伯來語運動與地名希伯來化運動一起,構建起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希伯來語復興,絕不止于恢復希伯來語為日常語言,它有更重要的使命,即將錫安主義者從巴勒斯坦地區族群混雜的現狀中提升出來,使其成作為一個鶴立雞群的文化共同體。

  英國托管當局從1922年起,承認希伯來語與阿拉伯語、英語一道,共同充作巴勒斯坦官方語言,但對官方出版物上標出希伯來地名卻十分敏感。猶太復國主義者常年游說英國人接納希伯來地名,使之與阿拉伯和英語地名并列印制在地圖上,至少也要出現在官方文件的索引上,促使官方事實上認可巴勒斯坦為猶太家園。但結果不如人意,20世紀40年代當局出版的“圣地1:100000地圖”上,絕大部分地方仍為阿拉伯和基督教傳統地名,具體數字為:3700個阿拉伯地名,200多個希伯來地名(在猶太人定居點范圍內),還有以英語形式拼寫的《圣經》地名,比如Jerusalem (阿拉伯語:Al-Quds, 希伯來語:Yerushalaim),Hebron(阿拉伯:Al-Halil,希伯來:Hevron)。地名以不同形式標識,顯然不僅是語言表層的差異,它可以喚起不同族群的情感與記憶,也是操縱政治環境的工具。

  三、以色列建國后內蓋夫沙漠地名的希伯來化(1949 ~ 1950年)

  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地圖希伯來化成為一場國家推動的、旨在以希伯來語命名整個以色列地貌的一場運動。這是現代以色列空間史上的一場革命,它始于1949年對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的命名計劃。透過這場運動可以看出,立國后的以政府,努力把復國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兩個層面結合起來,一個是猶太復國的地緣基礎——“以色列地”(Eretz Israel),另一個是猶太文化復興政策——即恢復希伯來語和猶太傳統為以國核心文化,兩者的結合便轉化成聲勢浩大的地名希伯來化運動。

  英國政府曾在1948 ~ 1949年間,圖謀將內蓋夫沙漠從以色列版圖上分離出去,結果引發了以政府的內蓋夫沙漠更名計劃;內蓋夫沙漠占以色列領土近一半,為宣示主權,以總理本·古里安親自主抓內蓋夫地理計劃。1949年6月,他第一次視察內蓋夫沙漠,做出指示:

  內蓋夫地區有大量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混亂的和無意義的,有些甚至有負面影響或屬冒犯性質,體現了外國文化精神。當以色列國旗在內蓋夫沙漠升起時,更改地名就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去掉外國地名,改為希伯來名稱,才能貼近內蓋夫保衛者和定居者的心。

  古里安任命一個委員會,任務是勘定內蓋夫沙漠各地方、山脈、河流、道路的希伯來名稱。地名勘定工作分兩個步驟,第一步由委員會下屬的“地理分會”(geographical sub-committees)根據托管當局1:250000地圖收集地名,把阿拉伯地名翻譯成希伯來語。第二步再由“歷史分會”(historical sub-committee)整理收集來的地名,在圣經、猶太法典、埃及或亞述碑文上,甚至在希臘、羅馬文學中尋找歷史材料,炮制希伯來地名。最后,由委員會制定命名規則,按規則落實命名工作。規則大致歸納如下幾類:第一,盡量使用《圣經》名稱,即使不是地名也可以用;第二,以猶太歷史人物命名,例如,馬薩達(Masada)附近的不少地名,就以反抗古羅馬起義的猶太英雄命名;第三,反映地標和地貌的阿拉伯地名,直接翻譯成希伯來語;第四,實在找不到歷史淵源的阿拉伯地名,就音譯成希伯來名。

  當然,首推圣經或猶太法典地名,既可以表達“以色列地”與古代文獻之間的“連續性”(continuity)與“一貫性”(coherence),又可以見證古代猶大和以色列王國與現代以色列之間的歷史聯系,是一種復國意識形態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訴求。但人愿難遂,因歷史材料缺乏,實際操作起來并不容易。在內蓋夫范圍內,《圣經》只給提供了大約40個地名,委員會只好去搜集一些非猶太史料,堅信現存地名的背后,一定隱藏了希伯來名;于是東拼西湊,勉強恢復了些希伯來經卷地名;但令人頭疼的是,一些古代文獻中出現過的地名,無法確定其地理方位,只好命名了些無關緊要的干河;這樣算下來,內蓋夫沙漠一共才恢復70個古希伯來經卷地名,其中包括河流、水井、定居點和廢棄的阿拉伯村。

  內蓋夫地名工程僅用8個月就勝利完成,一共命名了560個地名(大部分是翻譯阿拉伯地名和以歷史人物命名),地域覆蓋從埃拉特(Eilat)、加沙至英該地(Ein Gedi)一線,幅員近以色列國土的一半。這項計劃意義重大,標志著官方組織的地名工程正式啟動,具備了向全國推廣的條件。內蓋夫地名勘定工作一結束,本·古里安就給地名委員會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盛贊他們的成就:

  我代表以色列政府對你們的工作表示感謝。你們勘定了內蓋夫沙漠地區的山川、河流、道路、泉井等地名,讓以色列一半領土洗刷了外國語言帶來的恥辱。這項工作首先由以色列國防軍開啟,他們把內蓋夫從外國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我希望你們繼續他們的工作,把以色列全境從外國語言的統治中救贖出來。

  四、以色列全境推廣更改地名計劃(1950 ~ 1960年)

  委員會原職責僅限于南部內蓋夫沙漠,此時委員會主席已不滿足這個范圍,他在1950年11月向政府提議將整個國家地圖希伯來化。1951年3月,以色列政府正式組建“政府地名委員會”(Government Names Commission),成員由當時最著名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文學家組成,希伯來化范圍向全境推廣(但不包括地方政府管轄的街道名稱)。緊接著,政府又于1952年成立“希伯來語言學院”(Academy of Hebrew Language),希伯來化名稱已經擴大到動植物學名;不久語言學院與地名委員會合并一家,同心協力清除以色列境內所有外國名稱。當年改名的情形很偏激,國父本·古里安利用聲望和特權,強迫政府高官改從希伯來姓氏。要知道以色列國民來自世界各地,很多人的姓氏早按所居國習俗歸化了,他命令軍隊高官和外交官改姓,會給多少家庭帶來不便和尷尬,這一政策到1995年9月才廢止。當然,還有很多到以色列定居的猶太移民主動改姓名,比如,名叫大衛·格魯恩(David Gruen)的波蘭移民,到以色列后就改名為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本來叫戈爾達·邁耶森(Golda Meyerson)的姑娘,改隨以色列鐵娘子總理戈爾達·梅厄(Gold Meir)的名氏。以色列人要徹底棄絕老歐洲猶太人的一切,塑造“薩布拉”(sabra)——新猶太人的形象。歐洲猶太人沒有土地、蒼白怯懦,而薩布拉則是有家園、全副武裝、皮膚古銅色、有能力保衛家園的猶太人。命名占領的土地象征一種文化裂變,也即民族精神的超越與升華:《圣經》上的古希伯來人涅槃重生了。

  從1950至1960年這十年間,地名希伯來化政策已在以色列全境展開,國家地名委員會吸取內蓋夫經驗,給第二階段地名勘定工作制定了嚴格、明確的實施細則:第一,總原則:把所有阿拉伯地名更改為希伯來地名,給無名地方命名。第二,凡以阿拉伯人名或諢名命名的地方,一律徹底更換名稱。第三,凡屬描述地貌或自然現象的阿拉伯地名,一律翻譯為希伯來語。第四,阿拉伯地名發音與希伯來語相近者音譯。第五,阿拉伯聚居村地名不宜希伯來化者,但如恰有對應的古希伯來名稱,也建議更改。

  從1950年到1958年,地名委員會共勘定地名3000個,取得階段性成果,官方出版了1:100000希伯來化國家地圖。到1960年代初,委員會勘定地名5000個。在這些數字和成果背后,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的日常經驗被改寫或取消了。阿拉伯地名對本地阿拉伯人來說,乃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自然的事情,即使對猶太老住戶來說,也是如此。而以政府卻認為阿拉伯地名是扭曲的、不真實的,人們盡可用阿拉伯地名辨識地形、地貌,但在文化上卻是錯誤的。政府推行希伯來化工程,漠視本地居民以日常語言稱呼的地名,這意味著通過地名積淀下來的民間經驗與記憶喪失殆盡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僅失去了家園,也失去了自己的語言;所以,阿拉伯世界譴責以色列不僅在空間上隔離巴勒斯坦人,也在語言上囚禁他們。

  當以色列地圖大多已更改為希伯來地名時,新地名是否深入人心、暢行無阻仍是個問題。百姓的習慣很頑固,地名委員會要宣傳和推行新地名,任重道遠。本·古里安首先帶頭貫徹落實,他利用軍隊紀律嚴明,強行灌輸新地名,命令以國防軍系統內全部使用新地名,軍方最高指揮部要逐級下發新地名到各軍事單位,并立即投入使用。委員會還發現路標是個有效手段,可以讓人不知不覺地接受新地名。于是,動員交通部門修改路標和交通牌。同時,下文到教育部,要求學校老師和學生把宣傳新地名作為一項光榮任務,從己做起,剔除外國地名,牢記希伯來地名。地方政府也行動起來,號召出版社、郵局、勞工部門、教育機構、公司、電臺一起宣傳、使用新地名。據以色列國家地名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截止到1992年,共勘定希伯來地名7000個。不斷更新的國家地圖,讓猶太文化與以色列土地緊密相連,有效地強化了公民的國家認同感。新地名循序漸進地融入公民日常生活和語言中,今天以色列人完全內化了希伯來地名,對大規模的更名運動卻渾然不覺。

  五、“六日戰爭”與“被占領土”地名(1967 ~ 1992年)

  1967年“六日戰爭”結束后,“被占領土地”(Occupied Territories)也被納入國家地名工程。所謂“被占領土”,要追溯到1949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時,阿、以在聯合國斡旋下劃定一條“綠線”(Green Line)作為停火線。以色列國的版圖即劃定在綠線范圍內,也就是所謂“老以色列”(Old Israel),耶路撒冷被一分為二。“六日戰爭”以色列大獲全勝,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加沙地帶等“被占領土”,也被囊括入以色列版圖,耶路撒冷東區也被并入“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從此,“綠線”就在以官方地圖上消失了,以色列兒童再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地名委員會的職權范圍也隨戰爭擴大,政府要求新領地上的地名要與國內地名相一致,要有連續性,這樣,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等地區也同樣實施希伯來化政策。1977年利庫德集團上臺后,約旦河西岸立即更名為“猶大”(Judea)和“撒瑪利亞”(Samaria)。因為“約旦河西岸”(West Bank)或者“被占領土地”這樣的名稱,無法表達與《圣經》的歷史聯系,更沒有實現《圣經》救贖的涵義。啟用“猶大”和“撒瑪利亞”等《圣經》意象,可以吸引猶太人到約旦河西岸移民或定居。猶太人從小就飽讀各種《圣經》讀物,盡人皆知撒瑪利亞為古以色列王國首都,又是現代以色列的心臟;也知道古猶大國王約西亞如何復興猶太教。這些故事吸引著世界猶太人回到上帝應許之地,以便遵守上帝神圣的戒律。

  我在美國常看電視上一個“猶太生活”頻道(JLTV),節目間總插播公益廣告,這些廣告號召美國猶太人去以色列移民,給他們展示《圣經》上昔日輝煌的所在——圣殿山、錫安山、撒瑪利亞或猶大,風光秀麗、人杰地靈,召喚他們回到自己的土地,建設猶太家園,不再飽受異鄉凄寂飄零之苦,很有煽動力。其實從1300年以來,圓頂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的金頂一直標志著耶路撒冷圣城的天際線,它坐落在摩利亞山頂(Mt Moriah),亞伯拉罕曾在此祭子,默罕默德夜行登霄,從麥加到耶路撒冷于此落腳。千百年來,這里一直叫“崇高圣所”(Haram al-Sherif)。但從“六日戰爭”后,此處更名為“圣殿山”(the Temple Mount),凸顯第二圣殿被毀以及殘留的“哭墻”(Wailing Wall)地位。從此,美國媒體和英語導游圖上只提“圣殿山”而無“崇高圣所”,因為基督徒更喜歡這個名字,特別是美國原教旨基督徒,堅信猶太人回到以色列重建家園、重修圣殿之后,耶穌就會再次降臨。

  國內有學者曾收到邀請信,稱在巴勒斯坦召開國際學術會議。中國的世界地圖上有巴勒斯坦,但西方地圖上卻根本沒有這個地方,所以一時間竟不知道該到哪里去辦簽證。以色列政府在“六日戰爭”后,不僅把約旦河西岸地區更名為“猶大和“撒瑪利亞”,而且還禁止官方使用“巴勒斯坦人”這一稱謂,生活在西岸和被占領土的巴勒斯坦人,被統稱為阿拉伯人,鐵娘子梅厄宣稱:根本就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自古希臘時代已存在數千年的古名稱,竟被以色列政府矢口否認了。

  六、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早在1946年,巴勒斯坦人就不斷向英國托管當局提出抗議,指責猶太人企圖以希伯來地名替換阿拉伯地名,這與猶太人沒有簽證來巴定居一樣沒有合法依據;納粹大屠殺開始后,英國政府曾試圖控制猶太人大量涌入巴勒斯坦,結果猶太人竟不惜用暴力、走私等非法手段,從歐洲和其他地方越境闖入。還利用各種手段從阿拉伯人手里騙得土地,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以色列建國后,政府有計劃地驅趕巴勒斯坦人,更改地名,破壞巴勒斯坦原生態文化。第一次中東戰爭造成了60 ~ 70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往周圍國家,四分之三的阿拉伯村名在地圖上消失。以政府有意將阿拉伯文化與記憶連根拔除,代之以復國意識形態,并使之滲透到國民日常生活之中,以犧牲阿拉伯語言為代價復興希伯來文化。

  巴勒斯坦人從來不承認猶太人重返家園,而指認其為殖民者。他們用猶太人的邏輯對抗以色列政府,例如,出版《巴勒斯坦百科全書》,號稱經過大量考古調查,認定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名源自古代迦南,而閉口不談古代以色列史。就像19世紀歐洲猶太人一樣,巴勒斯坦人也制作自己的地圖,地圖上標明1948年前巴境內只有阿拉伯人居住,而故意抹掉猶太定居點;更有甚者,不注明他們使用的地圖乃為19世紀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似乎受害者總會內化加害者的邏輯,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猶太人反過來變本加厲迫害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變得更為極端,不擇手段地報復、襲擊猶太人。

  被驅趕的阿拉伯人,在加沙或西岸給自己的定居點命名時,仍會沿用原住地名稱,原來一個村子的難民也還會住在一起;甚至到第三代難民兒童的身份文件上,仍填寫第一次中東戰爭前祖輩的住址。要知道,這些阿拉伯村早已不復存在了,或被猶太移民霸占,而巴人卻拒絕接受新命名。他們希望保留阿拉伯人鄉村居住的模式,保有祖籍的名稱,通過世代相傳,建立穿越時間與空間的延續,讓當下悲慘的生活仍連接著過去的記憶。巴勒斯坦人抱怨自己是“地圖的犧牲品”(victim of the map)、失去家園的人,地圖在他們心目中已不是指涉地理、地貌的工具,而轉化成一種信念,一種呼喚報復的行動。

  七、結論

  命名總是指向行動的,它是話語權力中的核心元素。它既可以激活行動,又為行動提供合法性,讓行動客觀化,同時確保權力主體不斷生產和復制知識話語。南希·鄧肯(Nancy Duncan)認為:“地標是有形的、熟悉的和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框架內,不經意地閱讀地標,可以讓印刻在地理標志和地圖上的社會關系不自覺地進入意識,將其自然化。任何地標都有意識形態潛文本,不經意地閱讀,就會將意識形態內化。”以色列政府深諳地名、地標對思維和習慣的塑造作用,花大力氣更改地名、重修國家地理。但追根溯源,猶太人修改地名的歷史源遠流長,古代希伯來經典中就有許多更改地名、宣示征服的事例。《舊約》“士師記”中記載:“猶大和他哥哥西緬同去,擊殺了住洗法(Zepphath)的迦南人,將城盡行毀滅,那城的名便叫何珥瑪(Hormah)”(《舊約》和合本《士師記》1:17)。還有公元前2世紀哈斯摩尼(Hasmoneans)王朝對統治地域內的希臘地名,悉數更改為希伯來名。給征服土地易名的先例,在猶太民族史中比比皆是,它象征文化上的再次征服。因此,以色列愛國主義自有其民族血脈里的悠遠傳統。該民族對地名的象征意義也異常執著,例如“猶太復國主義”或曰“錫安山主義”(Zionism)本身就從地名而來,追溯到大衛王時期,錫安山與圣城或圣地同義。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籍地名表達三個核心概念:上帝、選民和土地,政治意識形態與宗教信仰在地名上融合了。篤信宗教的猶太人與強硬的復國主義者同樣堅信,這三者相互緊密聯系,乃猶太精神的永恒品質,只有生活在上帝應許之地,猶太人才能遵從上帝的法律,“以色列地”與《圣經》“法律書”(Torah)兩者密不可分。

  我驅車到達耶路撒冷時,發現這個城市人口按照信仰、種族分居四區:猶太區、亞美尼亞區、基督教區和穆斯林區。風格迥異的宗教建筑,被一股腦擠壓在“老城”墻內局促的空間里,好像世界文明的微縮景觀。雖然同為以色列公民,但穆斯林人、基督徒與猶太教徒貌合神離,大家住在一起乃權宜之計。不同族裔的導游,講起耶路撒冷史會各不相同,猶太導游從大衛、所羅門王起講,猶太民族萬世一系,此乃古希伯來圣城,猶太人的夢想與家園。而阿拉伯導游則情緒激昂地譴責以色列霸占耶路撒冷,驅趕無辜巴勒斯坦人,使他們失去家園,流離失所。不同信仰在文明交匯處相互博弈,競相表達自己,爭搶旁觀者的認同,給自己正名。海德格爾在《尼采》一書中指出:信仰不是對象化的偶像崇拜,這樣只會被偶像抽干其神性,信仰之真諦乃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在耶路撒冷,宗教信仰與西方國家大不相同,現代西方政教分離,宗教退居私人領域,成為現代生活的心靈緩沖劑或孤獨焦慮的心理撫慰,它不進入公共政治生活。而在圣城,信仰就是公共生活本身,許多人每天的作息圍繞著宗教儀式,猶太人、阿拉伯人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戰,為信仰去死,信仰規定了每個人存在的意義。在以色列,現代與古代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傳統宗教信仰與現代民族主義相互重疊,信仰生活與政治斗爭犬牙交錯。哭墻、圣殿山雖為宗教圣地,也恰是民族主義交鋒的場所。猶太人在宗教朝圣中激發出的民族認同,把政治斗爭換來的獨立國家,想象成遵上帝召喚重返“應許之地”,給現代國家搭起重返歷史的虹橋。結果是,以色列國變成古猶大和古以色列王國的現代化身,一個“萬世一系”的神話就這樣打造出來。

  地名只是一種象征符號,通過它,不同的人對生活環境賦予不同的意義,符號作為信息源,規定著不同人群彼此間交流的內容與意義,所以,地名從來不是客觀的、自然的,它承載著共同體的生活價值。

  王 炎: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鐘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wyzxwk101)

收藏

心情表態

今日頭條

點擊排行

  • 兩日熱點
  • 一周熱點
  • 一月熱點
  • 心情
  1. 黃炳松校長,你咋還在買菜呢?
  2. 安生:香港還有希望
  3. “操場埋尸案”水落石出,真相遲到,正義死掉!
  4. 警惕學者型間諜亂國——切記計毒莫如絕糧
  5. 吳銘:知識產權騙局,終于被揭穿了
  6. 人民呼喚:永遠不落的“東方紅”!
  7. 死了張屠戶,不吃混毛豬 ——斥金磚智庫的媚美奇文
  8. 一個女人引發的連環大案(一):巧家“女版”的孫小果
  9. “朝鮮毀了中朝友誼塔”嗎?
  10. “操場埋尸案”中人犯杜少平的膽子咋這么大?
  1. 大褲衩里有投降派——說說央視6臨時改播電影《黃河絕戀》
  2. 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為什么隱瞞“交權”的事實
  3. 木蘭從軍慘遭強奸:這就是“黃金時代”?
  4. 孫錫良:老孫微評(內外之變)
  5. 胡澄:權貴的棄子與資本的寵兒——評《捌百》的“獻禮”與撤映
  6. 奇恥大辱源于重大失誤:香港回歸后竟從未進行“去殖民地化”處理!
  7. 能上衛星向宇宙傳播的《東方紅》不是優秀曲目?誰評選的敢站出來讓大伙看看嗎?!
  8. 被神化的袁隆平
  9. 真的假不了:重讀金日成同志悼念毛澤東同志的唁電
  10. 曹征路:你想多了嗎?
  1. 看了這篇發言稿,我很氣憤!
  2. 炒作胡耀邦“批示逮捕”政治局委員之子可以休矣
  3. 大褲衩里有投降派——說說央視6臨時改播電影《黃河絕戀》
  4. 中國共產黨是打出來的!——欣聞魏鳳和將軍的宣戰書有感
  5. 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為什么隱瞞“交權”的事實
  6. 報應不爽,原新京報社社長落馬
  7. 一篇跪著的檄文
  8. 望長城內外:鄧小平有沒有說過“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了”?
  9. 淮海戰役功勞誰之最——兼述被淡化被抹殺的我軍戰時基層政治工作
  10. 郭鳳蓮在陳永貴逝世2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
  1. 張文木: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訪井岡山大井村毛澤東故居有感
  2. 首次!中國打破這一材料海外壟斷
  3. 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為什么隱瞞“交權”的事實
  4. 晚年復出后的黃克誠大將
  5. 96%的90后都沉迷保健品不能自拔
  6. 能上衛星向宇宙傳播的《東方紅》不是優秀曲目?誰評選的敢站出來讓大伙看看嗎?!
守车人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