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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如何在國內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和控制的

張艷麗 · 2015-04-2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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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向把自己標榜為“自由世界”、“民主社會”的典范,粗暴指責別的國家沒有“民主”、“自由”。一些不明事實真相的人往往被這些宣傳所迷惑。美國是不是就那么“民主”、“自由”?本文的一些材料從一個方面提供了答案。

  作者:張艷麗 胡孝峰

  美國一向把自己標榜為“自由世界”、“民主社會”的典范,粗暴指責別的國家沒有“民主”、“自由”。一些不明事實真相的人往往被這些宣傳所迷惑。美國是不是就那么“民主”、“自由”?下面的一些材料從一個方面提供了答案。

  一、少數人把持意識形態的傳播

  1.少數人把持大眾傳播媒介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旨在“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但正如美國有識之士所指出的:在表面上許諾“自由”的背后,“新聞傳播將各種觀念灌輸到美國人民腦子里,人們耳濡目染的、該看到什么、該聽到什么,全都是由那些控制傳播工具者來決定”;“不管你對‘自由’下什么樣的定義,目前我們所享受的大眾傳播,仍是一個和‘自由’沾不上邊的新聞界”;“私人企業化的傳播工具根本不會談起資本主義制度和污染、低劣的居住環境、貧窮及通貨膨脹等問題的關系……”([美]邁克爾·巴侖蒂《少數人的民主》,四季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97-199頁)。

  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在于美國意識形態的傳播被少數特權者所把持,并且其手段相當隱蔽。正如《權力游戲一一華盛頓是如何工作的》一書作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所指出的,美國政府施加在新聞界和廣播網的壓力是大眾看不到的,“編制”出來的新聞竭力在公眾中造成一種印象,那就是,他們接受的新聞“是出于自然而然的講話和活動”(中譯本,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頁);權貴者還試圖造成一種籠罩全國的“信念體系”以影響公眾。正如有的美國學者所指出的,“為了防止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可能遇到妨礙政策推行的思想和意見的發展,參與輿論形成過程的領袖人物們,便試圖建立并加強美國信念體系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企業、競爭、機會平等和在解決社會事務時盡量少地依靠政府。這些原則在歐洲資本主義制度上升的數百年時間中緩慢地趨于明確,傳入美國時已經接近完善。美國既無封建主義的過去,又無國教,因此這些原則沒有遇到認真的抵抗。通俗地說,多數老百姓把這些道德觀念簡單明白地稱作‘美國精神”([美]威兼-多姆霍夫《當今誰統治美國一一八十年代的看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2-103頁)。總之,資本家對政府的影響并不僅限于資助競選,院外游說,支配政策的規劃機構,而且“還通過它對經濟和大眾媒介的控制而間接地影響政府的政策”([美]丹尼斯·吉爾伯特、約瑟夫.A.卡爾《美國階級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頁)。

  2.白宮竭力控制新聞

  在美國,新聞界曾經披露過一些白宮丑聞,如尼克松政府的“水門事件”、卡特政府的“比利門事件”、里根政府的“伊朗門事件”等,這些似乎表明白宮對新聞界是無能為力的,似乎為美國的新聞自由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事實又如何呢?拿里根政府在新聞報導上做的手腳為例。美國學者指出,“在形象游戲戰略問題上,里根的白宮圍繞著‘當日新聞事件’一欄推行了一套腳本。其規則為,挑選每日主要的公共關系消息,并按照白宮戰略制定人的要求編排起來,在晚間電視新聞的短新聞里、在報導標題中、在新聞社所發消息的主要段落上報導出去”(《權力游戲——華盛頓是如何工作的》,第96頁)。在炮制新聞方面,麥卡錫參議員及其對共產黨的迫害“迄今大概仍然是最佳實例,他的一套謊言制造了一起整個戰后時期為時最長的國內危機”([美]希爾斯曼《美國是如何治理的》,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81頁)。

  美國政府對消息的封鎖與發動宣傳攻勢是并存的。邁克爾·巴侖蒂在《少數人的民主》一書中,披露了美國政府在外交、軍事、健康、安全等問題上進行消息封鎖的有關材料,如約翰遜政府推翻蘇加諾(1965年)、尼克松在越戰問題上的所作所為等等。但美國官員們卻“每年還花費政府大把的鈔票去宣揚其軍事、航空、太空、原子能和農業計劃是多么地光明正大”,“五角大樓每年單獨的,就要花三千萬以上的美元來作宣傳,包括展覽、影片、書籍、宣傳單、高中及大專院校的征兵巡回宣傳,以及如潮水般的印刷資料……大肆宣揚軍方對世界的看法”(第275頁)。

  3.大多數人被排斥于“制定政策”之外

  希爾斯曼在他所著(美國是如何治理的)一書中指出,在美國國內,特殊利益集團“經常得到特殊的待遇,以致與平等的原則背道而馳。……在參與政治活動問題上也是如此。許多人由于對政治無知或漠不關心,而不能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另一些人則是被故意地、有計劃地排除于政治過程之外。內戰后的一百年當中,美國南方向黑人征收人頭稅并明目張膽地威嚇黑人便是最明顯的例證”。實際情況是這樣的:“總統、法官和國家的立法者所通過的大多數立法、所采取的大多數政府行動,都是在對大多數人的想法并不確切了解的情況下進行的,而大多數人,不管他們是否想參與,實際上根本沒有機會來參與制定政策。”在外交事務中,大多數人更是沒有發言權。希爾斯曼說,“艾森豪威爾總統派兵在黎巴嫩登陸,肯尼迪總統批準了豬灣軍事行動,約翰遜總統下令轟炸北越,而且把五十萬地面部隊派往南越作戰,尼克松總統侵略了柬埔寨一一這些行動是否就符合大多數人的意志,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有真正有說服力的根據”(第32-33頁)。

  二、蓄意進行宣傳誤導

  1.把公眾注意力從政治制度上引開

  美國當局操縱著新聞媒介,報道內容避實就虛。一些學者深刻地指出:美國的宣傳竭力使。公眾的注意力集中于個別有問題的政治家而不是集中于產生腐敗的體制”,千方百計分散公眾對美國政治制度的視線,防止他們觸及要害([美]阿密泰·艾喬尼《美國首腦政治腐敗內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頁)。傳播媒介和學校教育常把貧窮形容為“一種罪過”,一些美國學者指出,“對美國人而言,貧窮是一種罪過。……有些人受的苦是活該的,誰叫他們自己能力不足,例如我們會講他人是:懶鬼、笨黑鬼、臟鬼、笨女人……等等”,“美國人只要一沒錢就會不斷地責怪自己無能、自己不好……,這種自責正好為那些有錢、有權的人制造了一個好借口,因為不論在公開場合或私下溝通時,他們大可以對別人說:‘是那些窮人自己造成的,我們無需為他們負責”(《少數人的民主》,第42-44頁)。

  2.標榜“一人一票”,“主權在民”

  究竟誰擁有主宰美國政府的權力呢?正如美國學者所揭示的,。在標榜‘主權在民’的美國,任何公民對國事似乎都有平等的發言權,在表決時,‘一人一票’。然而,如果你由此便相信主宰美國政府的權力是在人民手中,那么,你就成了滿嘴神話的信徒了。在社會上,經常存在著各種選舉集團,這些集團利用所掌握的力量,讓政府特別重視他們的要求。當選舉集團是教會時,我們就叫它‘神權政治’;當它的后臺是一群有貴族頭銜的大地產所有者時,我們就稱之為‘地主貴族政治’;當后臺是那些支配經濟力量、并借此把他們的意志施予當政官員的財閥時,恰當的稱號便是‘財閥政治”(《美國首府政治腐敗內幕》第3頁)。

  3.一個基本偏見:贊揚私人企業,仇視社會主義

  “直到今天,美國各個階層中,到處有人宣揚私人企業的優點及社會主義必定導致的罪惡;由于幾代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宣傳機構,一直在灌輸這種思想,其中包括各種媒介物、學校、教會、政客以及決策者,因此我們才產生這種偏見”。“凡是出現對‘自由企業’的批評,經常都被視為是反對美國的論點,資本主義被認定是符合政治自由的唯一條件。……私人企業制度不僅保護了國家繁榮、個人自由及政治自由,更保證了無數的貨物及公用事業持續發展,使得美國成為一個既偉大又自由又美麗的國家”(《少數人的民主》第30、33頁)。

  4.灌輸“美國有權充當世界警察”的觀點

  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全球霸權主義政策,美國政府在意識形態方面不惜代價地宣傳。美國有權充當世界警察”的觀點。許多美國學者對此進行了揭露:“要成為第一的思想特別強烈地延展到整個國家,我們被教導要愛美國,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這種假定仿佛意味著:如果美國不是那么偉大的話,它就不值得愛了。美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有值得稱贊的目的及策略,它有強大的軍力,這么一來,‘偉大’所表示的不再是‘美德’而是‘力量’。強烈的愛國者通常是最具黷武思想的人。由于美國的‘偉大’部分來自美國要阻撓那些鼓吹不同類型社會秩序的革命者,對全世界的安危負責,因此‘愛國’就必須贊同巨額的軍事預算及在世界上實行軍事干預’。這樣使得我們相信,“自己的目的是崇高的,自己的動機是無私的,自己的行動是有利于其他民族的,因此我們假想美國有權去充當世界警察”(《少數人的民主》,第36-37頁)。

  5.為了利潤,“不要輕舉妄動!”“不許開口”成了全國的信條

  在財富“表現為一種非人的力量,統治著一切”的美國,民眾不得不慎守自己的利益。。現在通行的準則是,‘注意自己的事,別管閑事’,‘先為己謀,再顧別人”。“至于一些獨立、自主的人,越來越被看成是性情別扭、喜歡找麻煩的搗亂分子,闖禍坯。他們會受到告誡:不要輕舉妄動!這只會有利于國外的敵人。要忠于國家,跟著大人先生們的腳步走,準不會錯。”“一切的根源當然是在于需要保持得到的巨大的投資福利。如果有了任何不論是實際的或表面的背離,就會損及賺取利潤的能力,而這是現代的、無可饒恕的罪行。因為利潤下降就會引起失業,使父母絕望,兒女陷于饑寒,這樣‘不許開口’就成了全國的信條”([美]菲迪南德·倫德伯格《富豪和超級富豪一一現代金錢權勢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22-323頁)。

  三、憲法和法律對“言論自由”和其他活動的限制

  1.美國憲法不保障十八種言論自由

  當美國當局某些人拼命鼓吹在其他國家要允許人們的絕對自由、特別是反政府的自由時,美國自己卻對自由作了種種限制。中國旅美學者楊日旭曾發表文章,列舉了美國憲法不保障的18種言論自由:(1)沒有褻瀆國旗或焚毀征兵卡的象征性言論自由。(2)危及公共安全的玩笑不能開。(3)引發危害公共安全的玩笑不能開。(4)沒有擾亂學校安靜上課的言論自由。(5)沒有造謠生非的言論自由。(6)沒有妨害他人權利的言論自由。(7)不能以言論自由或集會自由妨害城市交通或違反交通規則。(8)監犯的言論及集會自由權因獄政安全而受限制。(9)對軍人言論自由的限制。㈣軍事基地不是候選人行使言論自由的場所。(11)沒有辱罵他人因而招惹沖突的言論自由。㈦沒有說下流臟話的自由。㈦咆哮公堂的言論不受保障。㈣議員言論免責權所不保障的言論自由。㈦沒有違背契約而泄露國家機密的言論自由。㈦黃色書刊不在言論自由權保障之列。㈤詐欺不實的商業廣告不受言論自由的保障。㈤毀謗性言論不受保障。(參見楊日旭《美國憲法上的言論自由并非絕對的權利一一以聯邦法院判例舉證》,香港《中正日報》1986年12月,轉引自《參考消息》1986年12月25日)

  2.美國法律對反政府活動的管理與懲罰

  美國法律明文規定不允許造反、叛亂、煽動暴亂或鼓吹推翻政府。《美國法典》第2381--2391條詳盡地闡述了對反政府活動的管理與懲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以下反政府活動的具體懲治:叛國、對叛國行為知情不報、叛亂或造反、煽動暴亂陰謀、鼓吹推翻政府、平時對武裝力量進行煽動、戰時對武裝力量進行煽動、招募兵員反對美國、應征入伍反對美國等等。早在1918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謀叛法,根據這一法律,凡有對美國的政體“不忠誠、不尊重、粗魯或辱罵”的言論或“蔑視、嘲諷、侮辱、丑化”憲法或美國武裝力量的言論,均屬犯罪之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赤色恐怖”中,有一批美國公民就依據此法被投入監獄(參看《美國是如何治理的》第438頁)。

  3.對自由權、公民權的限制

  在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中,法律和政治制度逐漸趨于完善,公民的權利有所增加,但是政府的控制也更為嚴密與隱蔽。實際上,美國人民只是在被允許的范圍內行使“自由權”和其他權利,他們受到限制的實例是不勝枚舉的。例如,杜魯門政府頒布的有關聯邦公務人員忠誠測驗的行政命令,最后發展到“只要有理由‘懷疑某人對美國政策不忠誠’,就可以把他解雇”。艾森豪威爾時期,有親屬住在共產黨國家的人就可能被聯邦政府解雇或不被雇用。1972年,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維護麻薩諸塞州通過的要求州政府雇員以宣誓方式反對以暴力或非法或違憲手段推翻政府的法律(參看《美國是如何治理的》第440--441頁)。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國,其所鼓吹的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是壓制進步思想和控制意識形態的工具

  聯邦調查局1908年成立時,名為司法部調查局,1924年改為現名。二戰后不久,它的主要任務由領導執法發展為保護“美國傳統的宗教和資本主義價值觀念”,成為推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有力工具。

  1.聯邦調查局壓制不同意識形態,并將矛頭對準共產黨和共產主義

  1958年,埃德加·胡佛在他的《欺騙大師》一書中,反復闡述這樣的思想:共產主義是壞的,美國是好的,美國式的美德應成為對付共產主義的秘密武器。他說,共產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虛偽的唯物主義‘宗教’。它將會剝奪人對上帝的信仰,對自由的繼承,對愛、對正義和仁慈的信賴”;“共產主義是一種一元論的、無所不包的專制制度”;“共產黨人是身披現代服裝,手拿棍棒和進行血腥清洗的野蠻人”。事實上,正是聯邦調查局自己“并沒有回避偽造信件、制造死亡威脅、安插充當密探的告密者,甚至為了‘國家安全利益’進行綁架的做法”,“水門事件”更是表明包括聯邦調查局在內的政府實際上“是反對共和國的背信棄義的陰謀集團’([美]理查德-吉德·鮑爾斯《聯邦調查局密探》,群眾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259、314、316頁)。由此可見,為維護、鞏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美國當政者不惜采用歪曲甚至恐嚇的手段,將共產主義與“愛、仁慈、正義”這些抽象的人類共同追求的美德對立起來,與專制制度等同起來。

  其實,戰后美國共產黨的斗爭,主要局限于經濟斗爭方面,并不主張暴力革命。但共產黨員,甚至他們的家屬,卻幾乎都受過威脅、恐嚇、訛詐。菲爾德曾在自傳中寫道,這種既是身體上又是精神上的暴力行動“幾乎每一個黨員都受到過,當然我也受到過”,在美國,“許許多多的人都在把他們的目標向各界人士推行,唯有共產黨人這樣做被說成是搞陰謀”([美]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特·菲爾德《從右到左一一我的自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223頁)。

  2.中央情報局竭力培植國際反共意識形態

  中央情報局是另一個對美國人民大肆宣傳其特殊世界觀的政府機關,與聯邦調查局相比,它在左右國內外輿論的手段、方法上,其欺騙性有過之而無不及。曾在中央情報局國際共產主義科工作達25年的拉爾夫·麥吉后來回憶道,在全世界的新聞界中,有數以千計的人以各種身份,為中央情報局服務,中央情報局就是通過他們來左右世界輿論,其中國際組織司“負責協調廣泛的宣傳活動,旨在培植國際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央情報局是“總統從事秘密行動的得力助手”,并“慣用假情報來欺騙輿論,其中多數是針對美國本國公眾視聽的”,“它經常歪曲現實,憑空捏造為既定政策辯護的‘情報’,然后決策者將這些‘情報’透露給新聞界來欺騙公眾,騙取他們的支持”。在越南戰爭中的活動,就是中央情報局“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假情報行動”。這種欺騙性地制造輿論、控制輿論的做法,在里根政府時期,通過先后頒布的第12333號、12356號行政命令得以進一步加強。拉爾夫·麥吉認為,中央情報局“在替富人謀利益”,“中央情報局支持的領導人只代表一小撮人,他們屠殺、折磨自己的人民,使他們陷于窮困,以此來維持自己的特權地位”([美]拉爾夫·麥吉《彌天大謊——我在中央情報局的二十五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192頁)。

  五、借助暴力機器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控制

  1.《忠誠調查令》的簽署和《麥卡錫法》的頒行

  1947年,杜魯門簽署了《忠誠調查令》,以調查幾百名聯邦雇員的忠誠。5年間,聯邦調查局“甄別了300萬以上的美國人,對1萬人進行全面調查,對9077人提出初步控告,其中有2961人由地方忠誠委員會傳訊,有378人被解職”。但全國忠誠復查委員會主席理查森承認,“一個間諜案的證據也沒有發現”([美]威廉·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1952-1972年美國實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二冊第707頁)。

  1950年9月,在反共高潮和侵朝戰爭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內安全法》即《麥卡錫法》,把矛頭對準一切進步組織尤其是美國共產黨,規定所有的共產黨組織都要在司法部登記,并規定,一旦總統認為國家處于“非常狀態時期”,可通過司法部把“共產主義組織”的成員無限期關押(《麥卡錫國內安全法》(1950年9月23日),亨利·康馬杰《美國歷史文獻》,第555頁),這更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公然踐踏。

  2.麥卡錫主義泛濫

  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原子彈試驗成功,使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對所謂“共產主義威脅”的宣染進一步發展,導致法西斯式麥卡錫主義的產生。從1950年初到1954年長達4年的時間里,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在美國當局的默許和支持下,采取捕風捉影的手法,‘制造了一種氣氛,煽起人們對許多自由主義背景的人或堅決主張全體美國人都享有憲法規定權利的人發生懷疑’([美]拉爾夫·德-貝茨《1933-1973美國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頁)。其結果,從政府官員到電影演員的社會各階層,沒有不受到懷疑的,被懷疑就等于有罪。許多民主進步人士、科學家、進步團體遭迫害。卓別林在自傳中寫道,“一些朋友問我怎么招致了美國人的反感。我最大的罪過當時是,現在仍是:因為我這個人不肯與人同流合污,……跟大家一道仇恨共產黨;第二,我反對非美活動委員會這一組織,……因為它可以被用來套住任何公民的脖子,鉗制他們的言論”([美]《卓別林自傳》,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第569-570頁)。

  3.壓制國內民權運動

  對意識形態的壓制,還表現在對待美國國內民權運動上。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黑人爭取民權的斗爭中,黑人領袖小馬丁·路德·金成為聯邦調查局迫害的對象,并于1968年4月4日被美國政府特工人員謀殺,就是一個突出例證。他的被殺,只是因為“安全部門恐怕他進行的爭取黑人權利的運動會演變成反對美國參與越戰的運動”(英國《觀察家報》,1995年9月23日)。

  正如不少美國歷史學家指出的,美國統治當局以“國家安全”為借口的壓制活動,不僅限于進步人士,甚至遍及全美各階層。“到1975年為止,聯邦調查局存有5800萬份美國公民的索引卡片,每年還要不斷撲充100萬份以上這樣的索引卡片。聯邦調查局每年搜索從各州和各縣輸送來偽700萬份個人指紋。總之,在聯邦調查局記錄在案的共有8000萬美國公民。……值得疑問的是,美國公民中近1/3的人都是對社會有潛在危險的人物嗎?”([美]哈文·沃斯,喬恩·謝潑德《美國社會問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頁)

  綜上所述,美國當權者所作所為乃是憑借國家暴力機器,置公民基本權利于不顧,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借口,竭力壓制、削弱、瓦解異己的意識形態。

  六、加強控制國內輿論的個案分析

  可以說,美國輿論控制的網絡是齊備的,手段是精巧的,具有極強的迷惑性。除了前述內容外,還可補充以下幾個方面。

  1.電視成了毒害兒童心靈的商業宣傳

  電視是美國人最重要的新聞、娛樂渠道之一,其中充斥著大量的暴力、性行為、下流行為。1975年聯邦電訊委員會建議在兒童入睡以前,電視臺不要播放大量有關性行為和暴力的節目,但遭拒絕。參議員弗朗克·莫斯說,“電視已經步入歧途,被用來進行毒害我國兒童心靈的商業宣傳”([美]埃德溫·埃默里、邁克爾·埃默里《美國新聞史——報業與政治、經濟和社會潮流的關系》,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第684-685頁)。

  要摧毀一個民族,最厲害的辦法莫過于腐化它的青年。新聞媒介這樣做,目的是把人們引向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淡化人們的斗爭意識,但這樣又導致青少年犯罪、強奸、兇殺、賭博、吸毒等“美國病”的滋長。連美國總統卡特也哀嘆,“美國精神危機的現象到處都是”([美]Q-G.哈切森《白宮中的上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頁)。

  2.資本家發動對勞工的“單方面階級斗爭”

  早在50年代中期,美國勞工運動就基本上被納入政府和立法可以控制的范圍內。但為了鏟除美國的“動亂之源”,削弱工會在維護工人利益方面的影響,美國的壟斷資本家又發動了對勞工的“單方面階級斗爭”。曾任美國“汽車業工人聯合會”主席的道格拉斯·弗雷澤譴責整個美國抵制“旨在幫助下層人民的社會立法,忽視公眾及雇員的福利,為了自我服務的目的而破壞民主進程以及期望消滅工會”([美]丹尼斯·吉爾伯特、約瑟夫·A.卡爾《美國階級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341頁)。到80年代,由于資本家們意識到勞工運動的軟弱性,就把握時機,使勞工經濟和政治勢力進一步削弱,美國的罷工以1981年為分界線,開始急劇減少。

  3.各類慈善機構透析

  名目繁多的基金會、慈善機構,長期以來為美國政府所扶持。它真的體現著美國社會的‘平等、博愛”精神嗎?菲迪南德·倫德伯格在研究中發現,它有著“非慈善的性質”:一是公共關系方面,它可以使“偽君子、陰謀家、天生畸形”的約翰·洛克菲勒變為樂善好施的人物;二是節省稅款的收益,因為慈善機構被豁免所得稅、收益稅;三是公司控制權;四是慈善機構的創立人的權力能伸張到教育(及宣傳)、科學、藝術和社會關系等文化領域內。有此諸多名利收益,何樂而不為?([美]菲迪南德·倫德伯格《富豪和超級富豪一一現代金錢權勢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417-419頁)

  七、新聞媒介一一有色人種的“敵人”

  種族歧視一直是美國的痼疾。六七十年代以來,更是出現了越來越多仇視猶太人、黑人、亞洲人和講西班牙語移民的種族主義集團。80年代中期以來,他們已釀成多起類似俄克拉何馬城大爆炸的事件;90年代后,暴力活動愈演愈烈。西班牙《論壇》周刊1995年5月1日報道,“美國的極右派現在已不止是三K黨一家了”,“他們組織非常嚴密,擁有更大的經濟、軍事實力,擁有現代化通訊網、電臺、電視臺”,甚至“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傳播思想,以政黨、宗教派別和準軍事集團名義開展活動”。

  右翼極端勢力為何如此猖獗?

  美國一些報紙認為,美國新聞傳播媒介在這方面起了很壞的作用。如埃德溫·埃默里和邁克爾·埃默里所指出的,“(新聞界)沒有向白人傳達對在美國做一個黑人的困難和逆境的同情……當白人報紙提到黑人和黑人問題時,它們常常使人覺得好像黑人不是讀者的一部分,……這種態度,在這樣一個敏感和容易激動的領域里,助長了對黑人的疏遠情緒,并使白人更加抱有偏見”(《美國新聞史——報業與政治、經濟和社會潮流的關系》,第675頁)。更有甚者,1994年,美國拋出《鐘形曲線》一書。該書認為,美國黑人族群平均智商比白人與亞裔族群少了15分,因為黑人智商低一等,導致他們的犯罪率、未婚先孕與貧困比率高居不下,從而為美國當局找到了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理論依據。

  新聞媒介為什么如此敵視有色人種?《休斯敦郵報》主編拉爾德·加西亞說,“最根本的問題在于,現在擁有并管理新聞媒介的主要是男性白人,他們愿意拿出錢來培訓、雇用和提拔與他們膚色不同的人嗎?”([美]瑪麗亞·普恩特《新聞媒介被看作少數民族的“敵人”》,《今日美國報》1994年7月26日)事實上,右翼極端勢力發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美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里,由于新的科技革命推動技術、設備、知識更新加快,導致許多美國人處于失業、貧困之中,貧富分化加劇,而在種族主義和白人優越感的思想基礎上,他們的懷疑、失望、仇恨的情緒便滋長起來,這正好被包括新聞巨頭在內的壟斷資本集團利用來掀起種族戰,以轉移民眾的斗爭視線。

  (注:筆者依據英文原文,對部分譯文作了校訂。)

  (作者工作學位:北京師范大學)

本文原載《高校理論戰線》 1996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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